1大選前夕，特朗普陷入官司“燒錢戰”

　　隨著這一屆美國政客之間的政治博弈愈發白熱化，司法被越來越頻繁、越來越大尺度地用于政治爭斗。這導致這次美國大選還未開始，美國“法治”的形象已經動搖了。

　　民主黨人已屢次動用司法手段，對拜登的最大政治對手特朗普進行政治打壓，且招招指向要害，手段越來越極端。特朗普現在一人背負著2個民事訴訟，另加4個刑事訴訟。其中最為離奇的是卡羅爾控告特朗普的性侵及誹謗案，情節和過程更是異常的玄幻離奇。

　　2019年，也就是2020年美國大選的前一年，卡羅爾對特朗普提出了強奸指控，說是在1990年的某一天，跟她并不熟的特朗普請她幫助選女士內衣，隨后就在超市更衣室里對她實施了性侵。該起訴訟被法院以超過追訴時效為由駁回。

　　特朗普與卡羅爾

　　特朗普就此可以躲過卡羅爾的司法糾纏嗎？Too young too simple！美國司法史上異常魔幻的大戲正式拉開帷幕。

　　紐約州的《成年幸存者法案》于2022年11月正式生效。該法案規定，對于案發時受害者已滿18歲，且案發時間已超過了大多數重罪追訴時效的性侵案，受害者可以在該法案生效后一年內在紐約州提起訴訟。有了這個法案，卡羅爾被駁回的性侵案就可以起死回生了，因此很多人認為這是民主黨人送給特朗普的“禮物”，就是為了卡羅爾繼續控告特朗普性侵量身定做的。

　　于是卡羅爾在特朗普公開宣布要參加2024年總統選舉的2022年11月份，就迫不及待地再次對特朗普提起訴訟。2023年5月，紐約曼哈頓一個陪審團裁定特朗普向卡羅爾賠償500萬美元。

　　特朗普不服提出上訴，并公開發表了一些對卡羅爾不滿的言論。于是卡羅爾隨后再次提出起訴，要求特朗普再賠償1000萬美元，而受理的法院直接判特朗普向她支付8330萬美元，其中6500萬美元為對特朗普在卡羅爾控告其性侵后“惡意和放肆”行為的罰金，1830萬美元為損害賠償金，大大超出卡羅爾的訴訟請求數額。

　　而卡羅爾案的案情本身充滿爭議，沒有現場目擊證人，也沒有過硬的證據，她本人對“強奸”的描述竟然給出了四個迥異的版本，甚至連發生在哪一年都說不清楚，但這絲毫不影響法院做出對特朗普不利的判決。

　　馬克·吐溫都想不出來的橋段，在這個案子中都出現了，美國的現實政治比小說的虛構更精彩。因為裁定該案的紐約州是民主黨雷打不動的地盤，這里的法律民主黨說了算。

　　很多人因此同情特朗普，覺得他比中國的竇娥還冤。特朗普也大呼冤枉，指責對手用司法手段進行政治迫害，說“這不是美國”。

　　司法已經成為黨同伐異的工具，美國的“法治”成色大有問題了。為什么比特朗普違法性質嚴重很多的政客可以安然無恙？為什么搞出“郵件門”的希拉里，一直游離于法律制裁之外？為什么蘿莉島事件名單上的各界政要，被曝光那么長時間了，至今一個也沒有被追究法律責任？這足以說明美國的司法具有嚴重的選擇性，美國的司法公正神話就此被戳破！

　　2魔幻的美國“法治”：除了錢還是錢

　　美國的司法緣何會這么有彈性和魔性？

　　其中的關鍵之一是美國作為判例法國家，法官被賦予特別大的權力。美國的法官不但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而且他做出的判決還被當成須遵循依照的判例，法官因此實際享有創制法律的權力，即“法官造法”。

　　關鍵之二，是美國對司法相應的監督跟不上。過大的權力沒有有效的監督，就必然會容易出現權力的濫用，何況是在一個金錢至上的國家里，司法領域自然也不例外。

　　關鍵之三，資本主義對美國司法制度的侵蝕無處不在，就是在美國，監獄都被商業化了，美國私營監獄年利潤高達50億美元。“只要一個犯人在監獄多待一天，就可以從政府那里拿到50到60美元的補貼，減去監獄的運營成本，監獄每天能從一個犯人身上賺到18美元的純利潤。”

　　具有了上面三個關鍵因素，美國的司法除了可以輕松被用來進行黨爭之外，還可以用來牟利刷GDP，所以就出現了大量不可思議的枉法裁判案件。

　　美國賓州路澤恩縣主管青少年法庭的兩個法官，把“靠法吃法”演繹到了極致。為了照顧本縣私人監獄的生意，在長達六年的時間里，枉法裁判3000多名青少年入獄，其中最小的“少年犯”只有8歲大。這些孩子被判入獄的理由五花八門，曠課逃學、橫穿馬路、在校抽吸煙之類的理由都用上了。這倆法官從監獄那邊拿到了幾百萬美元的好處費。

　　一名該案原告控訴說，“自己的一生都被毀掉了”；還有一名原告稱，“感覺自己被出賣了”

　　美國的司法就這樣變成了法官和資本合謀創造利潤的工具，人的自由也因此變成了代價，連孩子都不被放過。美國的在押人數為什么能夠長期穩居世界第一？恐怕最大的原因就在于美國司法的產業化，以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法治公平為司法目標，導致美國的錯案率很高。

　　按照密歇根大學法學教授塞繆爾·格羅斯在《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發表的研究報告，最應慎重的死刑案件，在全美已執行死刑的犯人中，有4.1%的犯人后來被證明是無辜的，也就是說每處決25人，就錯殺1人。

　　至于強奸類的嚴重刑事案件，錯判率就更高了。有數據表明，通過DNA檢測，被指控性侵犯的罪犯中有25%的人被證明是無辜的。

　　而且，在美國越輕的罪名，錯判率就越高。加上那些和監獄勾結，為了利益故意為之的枉法裁判，已經達到令人發指的程度。比如那個未成年被錯判入獄的系列案，實際上遭受冤屈的孩子遠多于被確認錯判的3000多名，因為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很多受害者家長的集體上訴，對大量顯而易見的證據選擇無視。

　　美國的這些事如果發生在中國，早就被那些公知搞得沸沸揚揚、不止不休。但在美國，馬照跑舞照跳。美國照樣以“法治”模范自居，對其他國家的司法體制指指點點。

　　有人會問，美國不是有世界上最發達最完善的律師制度嗎？怎么面對這么多冤假錯案不起作用了？因為很多普通美國人根本請不起律師，這些蒙冤入獄的孩子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那些精英家庭的孩子，法官才不敢打這樣的主意。

　　作為司法產業鏈一部分的律師，其本質就是法律商人。律師在美國的口碑并不算好，因為他們經常被看作是為有錢人服務，唯利是圖。美國沒有免費的法律援助制度（中國有），40%的普通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現金應急，如果遇到冤假錯案，很難指望律師伸出援助之手。

　　至于這種司法體制對普通人是否有利，以及這種體制是真正的法治還是披著法治外衣的人治，美國律師們并不關心。在這種披著法治外衣的人治制度之下，法律公平很大程度依賴于法官、律師等從業者的道德操守，但這些人的操守可以相信嗎？答案是否定的，被很多中國法律人視為偶像，被譽為“美國法律的良心”的著名律師德肖維茨，在被曝光出來的蘿莉島常客名單中，其上島次數赫然是NO.1。

　　愛潑斯坦文件中提到德肖維茨的次數，竟有高達137次

　　美國的冤假錯案居高不下，自然不能都怪到涉事法官的個人操守上面，而是美國的司法體制設計給了美國的法官那么多的權力，又沒有與之相應的監督機制，發現錯案的難度異常之大。

　　司法人員還擁有相當程度的豁免權，錯案即使被發現，也很少會有人會被追究責任。很多錯案當年辦案的警察、檢察官，并未受到影響，繼續平步青云。為數不多被追責的枉法案例，也經常是罰酒三杯。2013年，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起冤案，因為檢察官隱瞞當事人無罪的證據，導致該案被告人被定罪入獄服刑25年，而這名檢察官被僅僅判處了10天監禁、500小時的社區服務和罰金500美元。

　　可見，美國司法系統的犯錯和違法成本有多么低。

　　3政治斗爭與資本控制是美國失序的根源

　　美國的司法允許被告承認較輕的罪行，換取控訴方撤銷更嚴重的指控。這實際是用“罪刑商定”替代“罪刑法定”。“控辯交易”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被廣泛應用，根據2013年的數據，在美國“罪刑不適當”已成為常見現象。在這種交易過程中，“人治”因素其實可以發揮很大作用。如果有足夠的金錢做潤滑劑，其實很容易把法律變成“商品”，成為資本牟利和美國創造GDP的工具。

　　在這種司法職業環境下，法官面對金錢的誘惑，如何個個做到心懷法律理想，審慎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保證不被個人私利左右，也不會因為各種經濟和政治因素的牽制而扭曲對法律的理解和適用？

　　恰恰美國的司法體系，并沒有為法官遵守職業道德、尊重法律，設置高效的制約和監督機制。美國體制下的所謂“法治”，被美國的話語權包裝和掩飾得太好了。

　　有人自然也會問：美國不是還有自由的媒體和發達的第四權嗎？社會監督去哪了？美國的第四權被高度壟斷于資本特別是猶太資本之手，90%的主流媒體和主要的網絡平臺都是猶太資本控制，媒體選擇曝光什么，回避什么，媒體鏈條上的人都非常懂。比如那個涉及幾千個孩子蒙冤入獄的惡性案件，一些主流媒體就輕描淡寫。

　　與猶太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西方媒體

　　正是因為有了資本控制的媒體持續掩護，美國司法的問題，和政治、經濟問題一樣，明明事實上很嚴重，卻能夠被包裝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典范。

　　如今，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把司法權力當成政治斗爭的工具，讓法院也成為政治攻伐的陣地，美國體制的最后一件外衣也要穿不住了。

　　在此之前，美國遏制中俄的一系列行為，已經讓構成美國軟實力要素的一些外在形象，受到很大的沖擊。包括但不限于：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戰，讓美國的自由貿易形象終結；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對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企業的打壓，讓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形象也維持不住了；針對新冠疫情的消極應對，讓中國人在對比之下看到美國的低人權現狀；針對tiktok的壓制，讓美國的“言論自由”人設也立不住了。

　　美國的民主形象早在2016年的大選期間，就被特朗普一句“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給擊碎了。至于契約精神、體育無國界、科技無國界，甚至“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等信條都在制裁俄羅斯的過程中發生了動搖。唯有美國的“法治”形象還比較穩固。

　　但現在，美國的法治和美國的自由、民主等形象一樣，隨著兩黨政治斗爭的白熱化，而日益變成皇帝的新裝。

　　在美國“法治”人治化的保護之下，美國精英的很多丑惡都被長期掩蓋，見不到陽光。精英人物那些情節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即便被公之于眾，照樣可以長期無人追究。而普通人會因為幾句臟話、大聲喧嘩等雞毛蒜皮的小事被抓進監獄。

　　對普通人的嚴刑峻法，保證了監獄商業化和司法產業化創造GDP的功能，讓資本獲利，又能做到對精英上層人物的“刑不上大夫”。

　　即使同為政治人物，也會因為建制派與非建制派的不同享受不同待遇。特朗普因“機密文件門”被起訴，希拉里卻沒有因為“郵件門”被追究責任。論及危害性，“郵件門”事件不知道要比“機密文件門”的危害大多少倍，但美國的司法就是這樣充滿戲劇性。一些特別嚴重的案件如果有人曝光，讓美國的媒體都hold不住怎么辦？沒關系，美國還有最后一個傳統藝能，就是能夠讓一些關鍵的人物在適當的時候“自殺”或者以奇怪的方式死亡。

　　郵件門在2015年3月被首次揭露，希拉里當機立斷，將服務器上所有數據銷毀

　　蘿莉島事件三個知情最多的人，有兩個已經“自殺”了。2019年8月10號，愛潑斯坦在監獄上吊自殺。2022年2月19號，布魯內爾也在監獄上吊自殺。連自殺方式都如此雷同。在希拉里的“郵件門”中，自殺和稀奇古怪死亡的人就更多了。

　　突然“想不開”的愛潑斯坦，被發現時已無生命體征

　　這其中就有：

　　準備指證希拉里全家的前聯合國官員約翰·阿什（John Ashe）于2016年6月22日，在警方要求其出庭受審的前一天“舉重撞擊喉嚨”身亡。

　　因曝光克林頓基金會在希拉里當選后賣官的互聯網專家麥克·福萊（Mike Flynn）于2016年6月23日在家里猝死，他在死亡當天發表了揭露克林頓基金會黑幕的文章。

　　被懷疑泄漏希拉里郵件嫌疑的民主黨數據主管塞斯·里奇（Seth Rich）于2016年7月10日，在去聯邦調查局接受質詢的路上，竟然遭到了搶劫，被連開六槍死亡。

　　出版《希拉里不應入主白宮》一書的獨立調查記者維克托·索姆（Victor Thorm）于2016年8月1日在家中后腦中槍“自殺”。

　　希拉里黨內競爭對手桑德斯起訴希拉里黨內初選選舉舞弊的大律師肖恩·盧卡斯（Shawn Lucas）于2016年8月2日死在家中的浴室里。

　　美國的這潭渾水，究竟還有多深？很難有人說清楚，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就是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實的偽法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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