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臺灣主權在日本戰敗中回歸中國。此后出現的以兩岸分治為特征的“臺灣問題”，是近代以來帝國主義插手并試圖分裂中國的歷史“闌尾”式存在：它不影響大局，但時有炎癥，令人隱隱作痛。因久拖未決的“臺灣問題”，中國至今不能遠行。

　　2 臺灣問題不僅僅是臺灣一個島嶼的問題，而是地區格局問題。對日本來說，占領臺灣的同時還意味著必須配之以對臺島外圍輻射地帶的有效控制：在西面絕對控制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浙閩地區；在東面絕對控制小笠原群島、北馬里亞納群島及關島等，在南面則要控制菲律賓，這樣才能鞏固其對臺灣的有效占領。對美國而言，占領臺灣則意味著北對日本，西對中國沿海地區，南對菲律賓的有效控制。對中國而言，擁有臺灣則可在不必改變東亞主權國家的安全結構的前提下進入太平洋。鑒于中國所據有的亞洲地緣政治主體板塊的天然優勢，在臺灣問題的博弈中，只有中國可以大持小，以重持輕，以久待速，以大陸之近制犯臺國家之遠，并由此最容易實現穩定臺灣的目標。另外，臺灣依托中國大陸也最有可持續發展的穩定條件。所有這些便構成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自然前提和法權主題，這也應驗了黑格爾“現實的就是合理的”的哲學命題。

　　3 對日本而言，占領臺灣是一個需要改變整個東亞地緣政治版圖的事情：它必須首先與中國，繼而與美國，最后與西太平洋地區的所有東南亞國家作對。對日本的島國資源而言，這是一個無力承受的政治負擔。對美國而言，盡管有巨大的資源，但占領臺灣卻需要勞師遠行，并與中國這樣版圖巨大的國家作近距離的長期對峙，這對兩洋都有防務重任的美國而言，也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因此，可以提前斷定：美國在臺灣的控制力是早晚——其時限要比我們想象得早——要撤出的，此后誰來填補西太平洋戰略真空的問題，馬上就擺在中國面前。

　　因此，我們還可以提前斷定：如果日本填補這個戰略真空，對亞洲，尤其對中國而言，將是一場比20世紀前半葉更大的災難。而日本如果控制臺灣島，則是這場災難的開始。

　　4 臺灣在“二戰”后雅爾塔和平體系中回歸中國，不僅僅是一個主權收復的問題，它同時還意味著中國被賦予了在戰后與蘇聯、美國一起防止日本法西斯死灰復燃、維護戰后和平的國際責任。20世紀40年代后半葉出現的冷戰，是對以大國合作為特征的雅爾塔和平體系的反動，而中國實現兩岸統一，是維護雅爾塔法律體系下的世界和平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歷史的進步。

　　5 臺灣猶如被美國人綁架了的中國孩子，綁匪的目標并不是要領養孩子，而是要敲詐孩子的父母。如果中國不接受敲詐，那綁匪也無法“撕票”，最終也只能以尼克松“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美辭，將臺灣——在挑撥日本與中國為此沖突之后——拋給中國大陸而不是日本。這是因為日本在西太地區是離美國最近的完全海洋型并以海權為生命的國家，而中國則是離美國本土較遠的陸海兼容型國家。

　　6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西太平洋者，不足謀臺海。

　　7 在20世紀50年代的兩次炮擊金門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與臺灣當局的臺海“拔河”中測試出了蔣介石和美國的底線和極限：蔣介石的底線——與今天蔡英文相反——是保住臺灣，極限是不將賽繩拉斷；美國的極限是希望將賽繩拉斷，底線是兩岸長期分治。前者只是想贏得與大陸的“比賽”，而后者只想最大限度地利用這場“比賽”，卻不愿為這場“比賽”付出任何代價。

　　8 如果中國自己不出現重大——比如太平天國式的——動亂或分裂，在中美太平洋東西兩岸“拔河賽”中，美國希望臺海之間拉斷賽繩，但不希望中美之間拉斷本用于阻擋日本南下的賽繩。因此，在臺灣問題上，美國最終會兩利相權取其重：以犧牲或部分犧牲臺灣的利益換取與中國在全球合作中的戰略利益，并將臺灣問題作為燙手山芋引誘而不拋給日本，讓中國經過與日本交手而取回臺灣。美國在“二戰”后留下的“釣魚島問題”，就是為這場交手拋在東海的“金蘋果”。

　　9 日本的麻煩是不能按體裁衣，本來是小個子、小腦袋，可明治天皇卻給日本定做了根本頂不起的大帽子，硬要做世界大國。從此日本就沒好日子過。所謂“明治大帝之遺策”成了大和民族的精神負擔，而日本也由此成了亞洲人民的精神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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