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蘇聯共產黨的危機是從1956年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開始的，毛主席說過：“蘇聯是早就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列寧這把刀子遲早也要丟。”蘇聯的解體，歸根到底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是從思想、立場、觀念上完全喪失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從理論到行動都背叛了無產階級，成為西方資產階的俘虜，再加上國內諸多矛盾，在西方資產階級的鼓噪下，迅速“解體”的，也是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其根源從20大赫魯曉夫當權開始，到1991年“八一九”事件經過三十五年的“改革”，馬列主義紅旗終于被涂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國旗被撕得粉碎，踩在葉利欽的腳下。這是20大以來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機關長期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在蘇聯共產黨內雖然也有過幾次抗爭企圖結束蘇聯國內危機、避免蘇聯走向災難深淵。但是由于核心受挫、政權、軍權落入修正主義者手中，經過修正主義者長期腐蝕和敗壞，蘇聯共產黨名存實亡，黨內外喪失信念，在這個關系到蘇聯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自然得不到蘇聯人民，甚至黨員群眾的支持。相反地卻有不少人站到“民主派”一邊去了。軍隊領導層的分裂，特別是空軍的“不服從行動”，派去攻打俄羅斯議會大廈的軍隊拒絕執行命令，甚至倒戈，軍隊一片混亂。在這樣情況下，“救國委員會”癱瘓了。

　　葉利欽宣布解散共產黨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眾沒有起來保衛共產黨，黨的各級組織也沒有抵制，中央委員會僅僅要求召開最后一次會議“宣布解散”，但未獲批準，也就銷聲匿跡了。后來，重新成立的共產黨組織，也自慚形穢，聲稱：“并不想使前共產黨復活”，因為它已經被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搞得“名譽掃地。”同時，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見機而動，打起民族主義旗幟，迎合了反共潮流，以確保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暫時還打著共產黨招牌的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本來就是一個叛徒，只是被比他偽裝得更巧妙、更狡猾的同伙葉利欽趕下臺，兩賊相爭沒有什么可惜。除西方資產階級給予他掛勛章式的頌揚之外，在蘇聯，廣大人民群眾都對他鄙視，說他是“西方的寵兒，蘇聯的災難”，“他該下臺，蘇聯都沒有了，還要他干什么?”

　　有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打敗德國法西斯侵略戰爭光榮歷史的蘇聯共產黨，為什么會落到這種地步?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蘇共崩潰諸因素中影響最大的應當是從赫魯曉夫開始的叛徒集團，長期以來執行修正主義路線，黨和政府官員的蛻化變質、官僚主義和腐敗成風，使黨嚴重地脫離了蘇聯人民群眾，完全喪失了群眾基礎所至，這也是毛澤東早就預見到了的。

　　蘇共的腐敗從根本上來說是從信仰危機開始的，黨的指導思想扭曲。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是解放全人類。馬克思認為“凡是有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么發生‘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于動物說來，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存在的。因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頁)人是社會的動物，人類精神世界具有社會屬性和動物屬性二重性，是共性和個性、一般和特殊、社會和個體的綜合。人的精神世界是以人的自我意識的生成為基礎的，人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生存的，人的本質是類，是群體。這種類、群體和社會關系是人類生成中精神世界的本質屬性。但人的自我意識則以個體的生存為載體的，人的肉體的需求影響著人的精神世界，如果生活中人的個性化膨脹，在人類精神世界的類或群體和社會屬性被抽去，人的本質被曲解為以個體為本，人和動物的差別就消失。由于利益對個體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社會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個性膨脹，人的本性被扭曲，就會破壞類和群體的社會屬性，社會穩定將受到威脅。對人的本質的社會屬性和動物屬性的追求，形成不同的黨派，共產黨如果不以解放全人類為主要目標，共產黨員在社會生活中，不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是先人后己，事事為自己打算，人的社會屬性被扭曲。歷史上一切革命，都是以奪取政權為目標，但是，由于沒有科學的革命理論武裝、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以往的革命總是以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徹底的、科學的革命理論，它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是革命的終結，而是要運用政權去改造舊經濟和組織新經濟的杠桿并開拓通上共產主義的道路，這是共產黨和別的政黨的區別。蘇共領導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路線，他們推行的是個性化膨脹的修正主義路線，效仿剝削階級，運用政權去剝削和壓迫蘇聯人民，由此引起權力變質。因此，對布爾什維克來說，真正的考驗，不僅是同君主專制的斗爭，也不僅是在沙皇監獄及流放地的表現，對他們來說更加困難得多的考驗，是當自己的黨在取得政權以后，掌握了幾乎是無限權力條件下能否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作風，才是最嚴重的考驗。從蘇共蛻化變質的過程來看，一切腐敗現象都同沒有正確對待和使用權力有著密切關系，事實上，自從赫魯曉夫當權以后，在修正主義路線下，前蘇聯的政權一天也沒有安寧過，你爭我奪，一次一次政變，一個一個被趕下臺。前蘇聯權力從無產階級專政蛻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理想權力化。即背棄革命理想，單純地追求權力。蘇聯學者有一種說法;列寧認為權力是意識形態的工具，斯大林相反，認為意識形態是權力的工具。這兩種看法的，都是對的，因為，列寧是對共產黨還沒有執政的條件下來說的，那時，權力只能為宣傳馬克思主義開路，爭取全國人民為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理想而斗爭;斯大林是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的偉大的革命家，并不單純是追求權力的，要為實現共產主義而斗爭，意識形態只能為鞏固政權、發展政權服務，通過政權的力量來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服務。蘇共執政后如何應用政權的力量為實現共產主義掃清道路，這是執政黨面臨的首要任務，然而黨執政以后，特別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巨大勝利以后，有相當多的老黨員本來就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由于入黨以后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革命勝利以后自然就由布爾什維克的理想主義者逐步變成了享樂主義者，濫用權力來達到升官發財的目的，有些人則以入黨作為謀取名利的機會。在列寧時代的革命者面臨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上絞刑架，若能從監獄中逃出，不是轉入地下，就是逃亡國外;而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共產黨掌握國家政權以后，老黨員中產生了居功驕傲,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各級黨的組織從單純的業務觀點和經濟觀點出發，降低了黨員的政治標準，有許多投機分子則持大學文憑或賣弄嘴皮子，通過花言巧語，投機混入黨內。一時間，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大批暫時的同路人一旦取得了權力，就飛黃騰達、出賣靈魂、搞特權、向黨和人民要名、要利以謀取物質利益為目標。即使是老一代的共產黨人在權力和利益的誘惑和腐蝕下也會發生蛻化變質。把權力看得高于一切，把對革命理想和信仰拋到九霄云外。權力欲望越膨脹，思想信仰和靈魂就越骯臟，腐敗的成份越高，背叛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權力特殊化。不能正確看待權力，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索取“報酬”的資本，變成為自己謀取私利的工具，在掌權以前以攫取權力是為唯一的奮斗目標，在掌權以后，以謀取私利為目的。在蘇聯有一種說法：“布爾什維克消滅了資本剝削，卻沒有消滅權力剝削。”什么是“權力剝削”?就是少數擁有政治特權，憑借人民賦予的權力，反過來剝削人民。蘇聯在二戰以后就有人以功臣自居，官員的特權越搞越多，例如：(1)特宅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均有一處或幾處別墅，少則花幾十萬盧布，多則上百萬盧布;凡是名勝地、風景區、海濱、避暑勝地，幾乎全部被大小官員的別墅所占據。(2)特供權。各級黨政機關均有特設的內部商店、餐廳、冷庫等供應網絡，按照官職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應，手持特供證在特供商店能買到質優價廉的、普通公民望店興嘆的種種主副食和其它商品。(3)特教權。在蘇聯，凡是高級官員的子女，從幼兒園到大學均有培養他們的專門機構或保送入學的制度。高級軍官的兒子則直接送軍事院校培養。(4)特繼權。官員、特別是高級官員，幾乎可以免費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華住房和別墅，供他們終身享用。(5)特衛權。花在高級領導人身上的費用，達到無法核算的程度。為維護他們的生活、別墅和私人住宅中的服務人員、警衛人員，每年開支達數百萬盧布，甚至達到幾千萬戶布。(6)特支權。位居金字塔頂峰的官員還在國家銀行有“敞開戶頭，即戶主可以不受限制隨意提取款項的戶頭。”

　　(三)、公仆官僚化。官員不愿意過艱苦樸素的生活、不愿意和群眾同甘共苦，高高在上，貪圖享樂，憑發號施令過日子或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據蘇聯報刊說，不僅“許多黨的領導干部在成為國家活動家之后沾染了老爺作風和官僚主義毛病”，“開始濫用人民委托給他們權力。”“他們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他們不承擔任何責任，壞事不搖頭，好事不點頭，不解決任何問題，唯唯諾諾過日子，卻年復一年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穩穩當當。”而且“高級官僚已經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甚至是一個由那些具有自己的準則、習慣和社會心理的人們所構成的幫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系，而不是憑借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以至“在管理機構內就出現了稀奇古怪的‘勢力范圍’、‘個人領地’，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即使具有最好的個人品質和稟賦，也幾乎都成為官僚主義者，而如果某一官員沒有發生這種蛻變，那么這個幫派就會把他排擠和拋棄掉。”

　　(四)、權力商品化。進行權錢交易，把權力作為撈取金錢的手段。在蘇聯，特別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興起以后，公開的和秘密的權錢交易惡性地蔓延開來。許多“官僚和企業領導，在黨政機關和外貿部門工作的干部跳上公司、銀行經理的寶座。”“依靠手中權力，采用非法手段，大量聚斂財富。”公司的辦公室往往設在黨團市委和區委的辦公室里，成為官商合一。“在公司成立初期，他們不用掏一分錢。”“他們同黨政機關的關系比法定的資本中的控股股份還要值錢。”這些人賺錢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領域中倒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甚至走私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金屬、核原料，大發橫財。這些活動并不是孤立的，在監察和司法機關也有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國家機關中高級官員的支持和庇護。當時蘇聯報刊揭露的涉及蘇聯中央政府商業部副部長貪污受賄案，以及白俄羅斯、土庫曼、格魯吉亞、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一大批黨政官員貪污受賄、侵吞公款案，不單在蘇聯國內營私舞弊、進行權錢交易。就連派赴阿富汗軍隊的軍官也從事武裝走私活動。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

　　俄羅斯的暴發戶不是靠資本的原始積累逐漸發展起來的，而是趁俄羅斯國有企業私有化之機，利用職權，巧取豪奪致富的。他們暴富的手段五花八門。諸如拆借銀行資金;以股票和證券投機來掌握國有企業的控股權;利用職權廉價購買國有資產;偷稅漏稅;有的則勾結外國資本從國有資產的拍賣中賺取暴利。俄羅斯九大富豪之一霍多里科夫斯基以1億6千8百萬美元就買下了年收入30億美元的俄羅斯第二大石油公司的約克西石油公司的控股權。波塔寧在第一副總理楚巴伊斯和尼姆佐夫的幫助下，以18億美元買下了國家電信投資股份公司中國家掌握的25%的準控股權，從而控制了電信壟斷企業。俄羅斯九大金融工業寡頭已浸透到各個經濟領域，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

　　這些億萬富翁人數雖少，但能量極大。如今，俄羅斯最有影響的報紙、雜志、電視臺、電臺等均被他們控制。眾所周知，俄羅斯公共電視臺是俄羅斯權力機構的晴雨表，誰控制它，誰就能引導俄羅斯選民在總統大選中的投票方向。

　　此外，這些大寡頭還能左右俄羅斯外交政策，使外交部聽命于他們的指揮。例如，盧克石油公司同伊拉克簽署了數十億美元的合作勘探和開采石油的協議。于是，俄羅斯外交部便在美伊武器核查危機中千方百計地進行調節。所以有人說：“俄羅斯外交上的事就是生意上的事。”

　　蘇聯解體后，1992年，利加喬夫在《戈爾巴喬夫之謎》一書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劇”時說：“一股可怕和無孔不入的營私舞弊勢力，簡直是一瞬間，大約一兩年時間，就取代了幾十年在蘇共和整個社會中滋長并泛濫的營私舞弊分子。蘇共的教訓再一次證明這樣一條真理：權力是人民賦與的并服務于人民的。作為執政黨的官員如果濫用手中的權力，那就是對人民的背叛。而背叛了人民的官員或黨，就會被人民所唾棄。因為，共產黨奪取政權是為人民的解放，為人民謀福利;而奪得了政權的黨的官員，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追逐權力作為目的，為自己謀私利，到頭來，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這樣，即使像蘇共這樣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光榮革命歷史的無產階級政黨，也會轟然倒塌!

　　總之，通過蘇聯東歐解體的慘痛教訓，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客觀、清醒、深刻、正確地認識社會主義社會及其主要矛盾，掌握社會主義社會自身運動發展的規律，搞清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怎樣繼續革命，怎樣搞好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是馬列主義正確路線，什么是非馬列主義的錯誤路線，只有這樣才能成為自覺的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戰士。毛澤東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深刻觀察所創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正是指導我們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搞好革命和建設的指中路明燈。所以，當前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認真學習毛澤東的這一偉大理論，用這一偉大理論武裝我們的思想，指導我們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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