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文稿》近日發文批評某些微博大V。該文特別提到“某知名經濟學者”、“某著名演員”、“ 一位擁有2000多萬粉絲的知名地產商人”，不點名指責他們“污蔑共產黨的領導”，這在輿論場上再掀波瀾。至于《紅旗文稿》所指的三人都是誰，由于該文列出的微博發言被網友與茅于軾、孫海英、任志強的發言對上，這被認為“幾乎和點出他們的名字一樣清楚”。
由于《紅旗文稿》是《求是》雜志的子刊，常被定義為“官方媒體”，一些人認為這是該雜志為上述三人戴上“反黨”帽子，有人驚呼“文革再現”。
客觀而言，《紅旗文稿》是時下很犀利的一本雜志，但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官方”值得探討。中國絕大部分傳統媒體機構都有官辦的性質，但它們本身早已多元化了。它們彼此價值取向的差異也是很容易辨認的。
我們相信《紅旗文稿》在發稿方面有比傳統黨刊高得多的自由度，它指責誰“反黨”，與黨的機關報和機關刊物做同樣的宣布是不一樣的。
《紅旗文稿》這樣說話，顯然代表了黨內外一部分人的看法，但它顯然不能代表黨組織的某種決定，也不代表它所沒點出名字的那三個人必將面臨輿論場之外的某些后果。
我們認為，《紅旗文稿》這樣做，是它有意要站到輿論斗爭的一線，扮演傳統黨刊未曾扮演的活躍角色。
《紅旗文稿》所指的三個人都是網絡輿論場活躍人士，他們的確發出了某些與黨的路線和國家基本政治道路不同程度上的對立聲音，有些甚至是尖銳對立的。像他們這樣的大V或者“公知”還有一些，這些人那樣做了，就應當坦然面對由此圍繞他們自身發生的一系列變化。
其中的一些變化顯然是他們希望看到的。比如他們因此而變得更加有名，受到特定人群和力量、有時包括西方力量的更多關注和支持。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從中獲益了，這種獲益大概也是其中有些人刻意充當“輿論反對派”的動因之一。
他們同時會面對一些不確定性。比如《紅旗文稿》不點名指一些人“反黨”，就是這種不確定性的表現之一。他們沒什么可為此抱怨的。他們自己在輿論上是有力量的，他們可以反駁《紅旗文稿》和它的支持者們，或者為自己申辯，或者為被戴上“反黨”的帽子而表達驕傲。
《紅旗文稿》沖上輿論斗爭的前線，受到前所未有的注意，站到辯論舞臺的中央，它也要坦然面對由此引來的其他后果。比如“不再邊緣”、擁有了大量支持者的同時，它也將受到圍攻，品嘗被貼“左傾”標簽、甚至面臨橫跨體制內外多種風險的滋味。
中國輿論場嚴重分裂，主流社會對這種分裂的態度既明確又模糊，這里的“游戲規則”不斷變動。無論什么人和力量來輿論場上“舉自己的旗幟”，他們都需“敢作敢當”。
中國輿論場理應是多元的，這種多元同時需要與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相匹配。在對中國輿論面貌的反復塑造中，中國國內的各種力量和西方力量這些年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我們想提醒一點，一些最有名氣的人，未必不是中西大斗爭格局中的隨波逐流者，他們的所謂“深刻表現”實則充滿了歷史的幼稚。
很多人主張社會應當是寬容的，這同樣是我們的希望。我們同時想指出的是，寬容只能是全社會的能力和稟賦，它不太可能是權力在毫無社會基礎情況下的特立獨行表現。這個道理說得直白些就是那句話：你什么樣，中國就什么樣。中國無法是你和周圍人都盡情任性，而它卻處處委曲求全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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