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區域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6月18日發布報告《煤田現狀：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前礦區的經濟與社會條件》(The State of the Coalfields: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in the Former Mining Communiti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Wales)(以下簡稱《報告》)，對過去30年間英國前礦區的發展狀況進行了探討。

　　《報告》匯總了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境內的16個礦區在人口、居民健康、就業與薪酬、職業技能和資質、社會福利、住房等方面的統計數據，涉及人數約550萬，約占英國總人口數的9%。

　　1984年3月至1985年3月，英國爆發了自1926年英國工人總罷工以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煤礦工人大罷工。數據顯示，罷工結束后，英國煤炭業流失了超過20萬個工作崗位，全國大部分地區礦業陷入衰敗，礦區居民失業率飆升，大量正值勞動年齡的男性居民離開勞動力市場，陷入“無經濟活動”狀態，依靠無工作能力救濟金生活。在被調查的礦區，“工作崗位密度”(某一地區工作崗位數量與該地區勞動年齡人口數間的比率)均低于英國平均水平。從16個礦區情況來看，平均每100名勞動年齡居民只擁有50個工作崗位，且這些崗位多屬底層。此外，礦區勞動年齡居民中無職業資質或僅具備初級職業資質的人比例很高，只能從事體力勞動。

　　在身體健康方面，16個礦區的全體居民中，有7.9%的人申請傷殘生活津貼，比英國全國平均水平高2.3%。在大多數礦區，稱自己身體不佳或因長期健康問題導致日常活動受限的居民比例，比英格蘭東南部地區平均水平高出近一倍。

　　《報告》作者之一、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區域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史蒂夫·福瑟吉爾(Steve Fothergill)認為，1984—1985年的礦工罷工事件可能正在淡出歷史，但后果卻延續至今，大多數礦區的社會經濟現狀不容樂觀，需要政府扶持。

老礦工歡呼撒切爾辭世 曾被其血腥鎮壓

　　老礦工歡呼撒切爾夫人辭世

　　法新社刊文稱，英國煤礦工人是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最大的敵人之一，而對一個于8日慶祝其生日的高級礦業官員來說，前首相的死亡是蛋糕上的糖衣。

　　“我馬上要為它干一杯，”大衛-霍伯說。霍伯是英國全國礦工工會英格蘭東北地區書記。

　　“這是個絕妙的日子。我真高興啊。今天是我的70歲大壽。這是我這輩子過的最好的生曰之一。”

　　1985年，撒切爾夫人的政府鎮壓了一場持續一年之久的煤礦工人罷工。在英國工業歷史最激烈的插曲之一中，礦工被迫接受了徹底的礦場關閉。

　　霍伯是在英格蘭東北城市達勒姆他的家里說這番話的。霍伯說，當撒切爾夫人的葬禮在倫敦 圣保羅大教堂舉行時，他要和他的同事組織一場派對。撒切爾夫人葬禮的日期尚未公布。

　　霍伯說，“在這兒，沒多少人會為她掉淚。”霍伯15歲就加入了英國礦工工會，參加了 1984-5年那場有數萬礦工參加的罷工。

　　“我也不認會有很多人通過電視觀看葬禮，他們屆時可能會看足球。”

　　他補充說，“撒切爾在東北部干了很多壞事，空前絕后。這還不僅僅與煤礦有關。她打算摧 毀工會。她毀掉了那個產業，她摧毀了我們的社區。”

　　英國幸存下來、仍在生產的煤礦屈指可數。全國礦工工會一度是國家政泠中一支強大的力量，如今主要忙于照顧退休的礦工。

　　“超過一半人會歡呼”

　　“撒切爾去世了，恐怕聽到這個消息，一半甚至超過50%的人歡呼。”詹寧斯是BBC著名記者，昨天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他直接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不能說一個人去世了，就不能有批評。做對的事情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

　　詹寧斯認為，“撒切爾在位期間，英國工業開始下滑、政府面臨巨額債務，這也為英國經濟衰退埋下隱患。而她的許多政策對底層民眾造成了莫大的傷害。“她是反對人民的，她做出了很多傷害人民的事情。并且一直設法減低工會的權力，還利用多種手段鎮壓人民，甚至爆發流血沖突。在她執政期間，有許多人失去了寶貴的自由和權利。”另外，詹寧斯還接著說，“她的有些政策甚至是恐怖的，她甚至說曼德拉是‘恐怖分子’。”詹寧斯說，“對于英國來說，她執政期間是一段相當黯淡的日子，即便去世，也不能掩飾她犯下的錯誤。”

　　早前報道：英國萬人請愿詛咒撒切爾

　　(2012年8月)鐵娘子，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也。她如今還活著，但身體虛弱，且患老年癡呆癥。但已有24000人以上在給政府的請愿書上簽字，讓政府按照撒切爾夫人政策安排她的后事。請愿書要求撒切爾死后不進行國葬，而是舉行私人葬禮。請愿書寫道：“這是一次獨一無二的機會，是一種減少政府支出、進一步證明撒切爾女男爵率先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價值的理想方式。”

　　這段話如果用中國人的習慣表達就是：撒切爾夫人如果死了，應該私人辦喪事，而不應該用公款為她舉行國葬。因為按照她倡導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她應該以身作則減少政府支出。這將是她落實自己經濟政策的最后一次機會。

　　這個請愿書和這些英國人似乎太刻薄，在撒切爾夫人還活著的時候就提她死后的事，好像在盼人家去死。不過話說回來，這也確實在表達對撒切爾夫人政策的憤恨。

　　認為她對英國危害很大的，說她是擁護正統自由市場理念的無情斗士，以犧牲窮人利益為代價。在她執政期間，對礦工工會實施了嚴酷而猛烈的打擊。她推行的人頭稅引起廣泛不滿，曾在1990年引發騷亂。工業化的英國還曾陷入長期的失業和衰退。她的任期是“雅皮士”興起的時期，也是貪得無厭、崇尚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文化盛行的時期。許多人現在將英國面臨的經濟困境和缺乏社會凝聚力的現狀歸咎于這種文化的出現。全國鐵路、海運與公路運輸工會的鮑勃·克羅說：“瑪格麗特·撒切爾執政時期的做法后來引起了紛爭，從政治上助長了‘貪婪至上’的風氣。這種風氣正是目前爆發的銀行危機的根源。我們今天都正在為這場危機付出慘重代價。”

　　正如路透社記者說的那樣：“這個國家將再次努力應對高失業率、削減開支、與歐洲大陸關系緊張、工會不滿和社會騷亂等問題。這些全是撒切爾任首相的那些年中出現過的情況。”人們看到英國的現狀，就會觸景生情，想起撒切爾時代就是這樣，而且影響至今。

　　一些英國人咒她死，而且讓她自作自受，最后一次為縮減政府開支做貢獻，原因就在這里。

　　非常巧合的是，英國實行撒切爾主義改革和中國改革開放同時開始(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979年撒切爾上臺)。英國的改革是將原來的“準社會主義經濟”改為完全的自由經濟。中國則是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的是，中國實行自由經濟沒有那么徹底，被認為是混合經濟。結果是，30多年過去了，英國撒切爾的改革成果曇花一現，最終完全失敗。但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但有一點雷同之處，即前面說的英國出現的“貪得無厭”、“崇尚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文化盛行”、“缺乏社會凝聚力”、“貪婪至上”等，在中國也有濃重表現。只不過中國是“見壞就收”，開始下力扭轉。

　　撒切爾夫人還活著，但已經和死了差不多，她大力倡導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先于她死掉了。而這種主義給全世界造成的惡劣影響還在危害著世界。

　　《休克主義》：撒切爾主義是如何血腥鎮壓工人推行激進私有化的

　　因戰爭而獲救

　　元首即決定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的人。 施密特(CartSchmitt)，納粹法學家

　　芝加哥學派的守護圣人哈耶克1981年訪問智利回國時，他對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的印象好到讓他坐下來，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朋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Thatcher)。他敦促她以南美洲國家為模型來轉變英國的凱恩斯經濟體制。撒切爾和皮諾切特后來建立堅定的友誼，皮諾切特面對大屠殺、酷刑和恐怖主義的控訴后，撒切爾還曾親往探視這位遭軟禁的老將軍。

　　撒切爾很熟悉她所稱的“智利經濟卓越的成功”，并形容它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經濟改革典范，讓我們可以從中學到許多教訓”。但盡管她對皮諾切特很推崇，在哈耶克首次建議她仿效休克療法政策時，撒切爾并未信服。1982年2月，撒切爾在一封給她的思想導師的私人信函中，坦率解釋問題所在：“我相信你會同意，在英國我們實施民主體制，并且需要高度的合議，一些在智利采用的方法在這里相當不可行。我們的改革必須符合我們的傳統和憲法。有時候程序可能顯得緩慢得令人受不了。”

　　結論是，芝加哥學派的休克療法在英國這種民主政治就是行不通。撒切爾當時第一任任期已進入第三年，民調數字滑落，因此絕不會采取哈耶克提議的激進或不得民心的措施，甘冒下次選舉慘敗的風險。

　　對哈耶克和他所代表的運動，這是令人失望的評估。南錐的實驗已帶來如此可觀的獲利，雖然獲利的只是少數人，但日益全球化的跨國公司對新領土的胃口卻極其饑渴 不僅是對發展中世界，也對西方的富裕國家，在那里國家掌控的資產還更豐饒，可以轉變成營利的事業：電話、航空、電視頻道、電力公司等。如果有人可以在富裕世界推動這個目標，那就非英國的撒切爾或美國當時的總統里根(RonaldReagan)莫屬。

　　1981年，《財富》雜志刊登一篇文章贊揚“智利的里根經濟學美麗新世界”，稱許圣地亞哥“閃閃發亮、滿是奢侈品的商店”和“嶄新發亮的日本汽車”，但對遍及各地的鎮壓和貧民窟快速擴展卻視若無睹。文章問：“我們從智利的正統派經濟實驗可以學到什么?”然后立即提供正確的答案：“如果一個小型未開發國家能借競爭優勢理論生存，那么我們資源遠為雄厚的經濟當然也能。”

　　不過，就像撒切爾給哈耶克的信已明白指出的，事情并非如此簡單。民選領導人必須擔心選民對他們工作表現的評價，而這種評價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舉行。在80年代初，即使里根和撒切爾掌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扮演有影響力的顧問，在南錐以如此兇殘的暴力實施的激進經濟政策，能不能在英國和美國推動仍是一大問題。

　　時間往前推移十年，弗里德曼和他的運動曾遭到重大挫折，而當時掌權的人是尼克松，這次挫折似乎已證實上述這一點。雖然尼克松曾協助芝加哥男孩在智利取得權力，在國內他卻采取大不相同的路線 弗里德曼日后從未原諒他的表里不一。尼克松1969年上任時，弗里德曼以為他領導國內反革命對抗新政遺緒的時代終于來臨。弗里德曼寫信給尼克松：“很少總統表達的思想，與我的理論如此契合。”兩人定期在橢圓辦公室會面，而且尼克松任命幾位與弗里德曼志同道合的友人和同僚擔任重要經濟職務。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學教授舒爾茲(GeorgeShultz)，由弗里德曼協助招攬來為尼克松工作;另一位是當時37歲的拉姆斯菲爾德。在60年代，拉姆斯菲爾德常參加芝加哥大學的座談會，也就是他日后常以虔誠恭敬的語氣描述的聚會。拉姆斯菲爾德形容弗里德曼和他的同僚為“一群天才”，他和其他自稱“小狗”(youngpups)的人則“進來趴在他們腳下學習 我感覺自己如此受到恩寵”。有得意門生制定政策，加上與總統緊密的私人情誼，弗里德曼有充分理由相信，他的構想即將在全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付諸實行。

　　然而在1971年，美國經濟陷于不景氣;失業率居高不下，通貨膨脹推升物價飆漲。尼克松知道如果他實行弗里德曼的放任主義建議，數百萬憤怒的人民將投票讓他下臺。他決定設定基本民生項目的價格上限，例如房租和石油。弗里德曼氣急敗壞：在所有可能的政府“扭曲”中，價格控制絕對是最惡劣的。他形容它們是“能摧毀經濟體系運作能力的癌癥”。

　　更令他顏面掃地的是，這些凱恩斯政策的執行者竟是他的弟子：拉姆斯菲爾德負責工資與物價控制計劃，同時，他對當時擔任管理與預算局(OfficeofManagementandBudget)局長的舒爾茲負責。有一次，弗里德曼打電話給在白宮的拉姆斯菲爾德，痛斥他以前的“小狗”。據拉姆斯菲爾德轉述，弗里德曼指示他：“你必須停止正在做的事。”這位新手技術官僚回答說，政策似乎很管用 通貨膨脹逐漸下降，經濟開始成長。弗里德曼駁斥那是最不可饒恕的罪惡：“人們會想到是你在做這些 他們會學到錯誤的教訓。”民眾確實如此，而且他們在次年以60%的選票讓尼克松連任成功。尼克松在第二任還繼續撕碎更多弗里德曼的正統派理論，通過一連串新法以實施更高的產業環保與安全標準。“我們現在都是凱恩斯派”已成了尼克松的名言 也是對弗里德曼最無情的一刀。這種背叛之痛，深切到讓弗里德曼日后形容尼克松為“20世紀美國最支持社會主義的總統”。

　　尼克松的任期對弗里德曼是慘痛的教訓。這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已建立一個以資本主義和自由為公式的運動，但自由的人民似乎不愿把選票投給實行他的建議的政治人物。更糟的是，只有獨裁統治 自由幾乎蕩然無存的地方 的政府愿意實施純自由市場教條。因此在他們為國內的背叛痛心時，芝加哥學派的領導人只能借著軍政府一路顛躓走過70年代。幾乎在每個右派軍事獨裁者掌權的地方，都可以感受到芝加哥大學的存在。哈伯格1976年在玻利維亞軍政府擔任顧問，1979年接受阿根廷吐庫曼(Tucuman)大學的榮譽學位，當時阿根廷的所有大學已在軍政府控制之下。在更偏遠的田野，他還擔任印度尼西亞蘇哈托與柏克萊幫的顧問。

　　加州大學堅定的新自由派政治學家哈佳德(StephenHaggard)承認一個“悲傷的事實”：“發展中世界的一些最廣泛的改革計劃，都緊接在軍事政變之后進行” 這是說，除了南錐和印度尼西亞以外。他列舉土耳其、韓國和加納(Ghana)。其他成功的例子雖未發生在軍事政變后，也都是在一黨獨大的國家，如墨西哥、新加坡。與弗里德曼的核心主張恰好相反，哈佳德下結論說：“好事 例如民主政治和市場導向的經濟政策 不見得成雙。”在80年代初，確實沒有任何多黨民主政治國家轉向全面化的自由市場。

　　發展中世界的左派分子長期以來宣稱，純正的民主政治 有公平的規范避免企業買票 必然帶來致力于財富重分配的政府。這個邏輯十分簡單：在這類國家，窮人一定遠多于富人。直接重新分配土地和提高工資的政策、而非滴漏式(trickle-down)經濟體，顯然符合貧窮多數人的自我利益。公民有了投票權和合理的公平程序，他們將選出最可能創造就業和分配土地的政治人物，而非更多自由市場的承諾。

　　基于這些原因，弗里德曼花了許多時間思考一個思想的矛盾：身為亞當•斯密(AdamSmith)的傳人，他堅決相信人類是被自利所驅動，而當幾乎所有活動都以自利原則來管理時，社會的運作將臻于完美 除了一種叫投票的小活動之外。由于世界上大多數人在他們的國家不是貧窮就是所得低于平均水平(包括美國人)，投票給承諾把經濟頂層的財富重分配給他們的人，勢必最符合他們的短期自利。弗里德曼的長期友人梅爾澤(AllanMeltzer)是一位貨幣主義經濟學家，他解釋這個難題說：“選票的分配比所得更平等 所得水平中等或以下的選民，可以從轉移所得給自己而獲利。”梅爾澤將多數人的這種投票結果描述為“民主政府和政治自由的部分成本”，但他說：“弗里德曼夫婦(米爾頓和他妻子羅絲)違逆這股強勁的潮流。他們無法阻止或扭轉它，但他們對大眾和政治人物的想法與行為，造成的影響遠超過大多數人。”

　　在大西洋彼岸，撒切爾借提倡后來耳熟能詳的“所有權社會”(theownershipsociety)，嘗試建立英國版的弗里德曼主義。這些努力著重在英國的公共住宅，或叫公營小區(councilestates)。撒切爾提出一套反對公共住宅的理論，認為國家不應在住宅市場扮演角色。公營小區住滿不會投票給保守黨的典型選民，因為那不符合他們的經濟自利原則;撒切爾相信如果把他們帶進市場，他們會開始認同反對重新分配的富人利益。主意打定后，她對公共住宅的居民提供強烈誘因，以降低的價格把房子賣給他們。部分人變成屋主，但其他人卻必須面對幾乎是過去兩倍的房租。這是一套“分而擊之”的策略，而且果然奏效：租屋者繼續反對撒切爾，英國大城市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明顯增加，但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的新屋主改變政黨傾向，轉而支持保守黨。

　　雖然出售公共住宅為極右派經濟學在民主政治下的發展提供一線希望，撒切爾在第一任任期快結束時，職位仍然岌岌可危。在1979年，她以“勞工無需工作”作為競選口號，但到1982年，失業人數在她治理期間增加一倍，通貨膨脹也是如此。她嘗試挑戰英國勢力最龐大的煤礦工人工會，但未能成功。在位三年后，撒切爾發現她的支持率跌到只有25% 比小布什最低時還低，也是有民意調查以來支持率最低的英國首相。對整個撒切爾政府的支持率更跌到只有18%。隨著大選迫近，撒切爾主義眼看就要提早夭折，距離保守黨達成雄心勃勃的大規模私有化以及粉碎藍領工會的目標還遙遙無期。就是在這種艱困考驗的情況下，撒切爾寫信給哈耶克，禮貌地告訴他，智利式的轉型在英國“相當不可行”。

　　撒切爾第一任的慘狀似乎進一步證實尼克松時代的教訓：芝加哥學派激進而高獲利的政策，無法在民主體制下存活。顯而易見的是，成功實施經濟休克治療有賴其他種類的休克配合 不管是軍事政變，還是高壓統治建立的酷刑室。

　　這對華爾街是特別令人憂心的情景，因為在80年代初，世界各地的獨裁政權正紛紛垮臺 伊朗、尼加拉瓜、厄瓜多、秘魯、玻利維亞 而且更多國家將步其后塵，形成保守派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所稱的“第三波”(thirdwave)民主化浪潮。這些都是值得憂慮的發展 如何不靠民粹主義政策而能阻止另一個阿連德崛起、贏得選票和支持?

　　華府1979年目睹了這種場景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發生。在伊朗，美國支持的國王被左派與伊斯蘭教派分子的聯盟推翻。雖然人質事件和什葉派領袖占據媒體報道，但經濟方面的政策也引起華盛頓警覺。伊朗的伊斯蘭政權尚未轉變成完全的獨裁統治，但已把銀行業國有化，并開始實施土地重分配計劃。它也管制進口和出口，逆轉前國王的自由貿易政策。五個月后在尼加拉瓜，美國支持的蘇慕薩(AnastasioSomozaDebayle)獨裁政權遭平民暴動推翻，建立了左派桑定(Sandinista)政府。桑定控制進口，并且和伊朗一樣把銀行業收歸國有。

　　這對全球自由市場的夢想是一大惡兆。到80年代初，弗里德曼的追隨者面對的前景是，他們不到十年的革命可能被一波新的民粹主義浪潮淹沒。

　　戰爭變成救兵

　　撒切爾寫信給哈耶克六周后發生的事，改變了她的主意，也改變了政商財團十字軍的命運：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曾被英國殖民統治的馬爾維納斯群島。馬爾維納斯戰爭，或阿根廷人所稱的馬維納斯(Malvinas)戰爭，在歷史上對英國是一場勝利，但戰役規模相當小。在當時，馬爾維納斯群島沒有戰略上的重要性。這些阿根廷外海的島群距離英國數千英里，防守和維護的成本極高。它對阿根廷用處也不大，雖然在海域之內有一個英國前哨站被認為有辱國家尊嚴。阿根廷傳奇作家博格斯(JorgeLuisBorges)辛辣地形容這場領土爭端是“兩個禿頭男人爭一把梳子”。

　　從軍事觀點，這場歷時11周的戰爭似乎沒有任何歷史重要性。不過，為人忽略的是，戰爭對自由市場計劃的影響卻極其深遠：馬爾維納斯戰爭給了撒切爾所需的政治掩護，讓她得以進行一場在西方自由民主體制首見的激進資本主義轉型。

　　沖突的雙方都有充分理由想打一場戰爭。在1982年，阿根廷的經濟因為不堪外債和貪腐而瀕臨崩潰，且人權運動勢力日益高漲。由格爾蒂埃里(LeopoldoGaltieri)將軍領導的新軍政府判斷，唯一比軍政府持續鎮壓民主所招致的憤怒還要強大的力量，就是反帝國主義情緒，因此格爾蒂埃里在英國拒絕放棄群島時便巧妙地激化反英情緒。不久后，軍政府把阿根廷的藍白國旗插上那些巖石嶙峋的外島上，舉國隨之一片歡騰。

　　當阿根廷宣稱占領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消息傳來，撒切爾發現那是扭轉她政治前途的最后希望，并立即進入丘吉爾式的戰斗模式。在這之前，她只表達過對馬爾維納斯群島增加政府財政負擔頗不以為然。她曾削減對群島的撥款，并宣布大幅縮小海軍編制，包括防衛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武裝艦隊 這些舉動被阿根廷將領視為顯然英國愿意讓出這塊領土。(撒切爾的傳記作者之一描述她的馬爾維納斯政策“無異于邀請阿根廷侵略”。)在備戰期間，政治界全面批評撒切爾想利用軍事行動達成個人政治目的。工黨下議院議員班恩(TonyBenn)說：“看起來愈來愈像唯一攸關的是撒切爾夫人的名聲，而與馬爾維納斯群島毫無關系。”立場保守的《金融時報》(FinancialTimes)則指出：“可悲的是，這個議題正迅速與英國內部本身的政治歧見混淆，而與眼前的事件無關。牽涉其中的不只是阿根廷政府的尊嚴，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名聲、甚至存續，也牽連在內。”

　　然而盡管在備戰時有這些合理的質疑，一旦軍隊部署完成，整個國家立即卷入一項工黨決議文所形容的“侵略主義、軍國主義的心智狀態”，把馬爾維納斯群島視為英國沒落帝國最后的一抹光輝。撒切爾稱許舉國充滿“馬爾維納斯精神”，實際上這表示“甩掉這婊子”的怒罵漸漸平息，而“去你的軍政府!”的T恤銷路卻一路長紅。倫敦和布宜諾斯艾利斯都未認真嘗試避免攤牌。撒切爾不理會聯合國，就像布什和布萊爾日后在伊拉克戰爭前的反應，他們對制裁或談判都不感興趣，雙方感興趣的都只有光榮勝利的結果。

　　撒切爾是為她的政治前途而戰 而且她大獲全勝。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勝利奪去255名英國士兵和655名阿根廷士兵的性命，但撒切爾被捧為戰爭英雄，“鐵娘子”的稱號從侮辱轉變成高度推崇。她的民調數字也明顯改變。撒切爾的個人支持率在戰爭過程翻升逾一倍，從初期的25%到結束時攀至59%，為她在次年的選舉打下壓倒性勝利的基礎。

　　英國軍方在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反侵略代號叫“企業行動”(OperationCorporate)，雖然對軍事行動來說有點古怪，但結果證明有先見之明。撒切爾利用勝利為她帶來的強大支持，推動她在戰前告訴哈耶克不可能推動的政商財團革命。當煤礦工人1984年罷工時，撒切爾把僵局塑造成阿根廷戰爭的延續，呼吁采用類似的嚴厲解決方法。她宣稱：“我們不得不對抗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外部敵人，現在我們必須對抗內部的敵人，雖然他們更難應付，但對自由的危害卻一樣大。”撒切爾動員所有的國家力量對付罷工者，包括在一場對峙中派遣8000名揮舞警棍的鎮暴警察，其中有許多騎馬，突擊一道工廠糾察線，造成約700人受傷。在漫長的罷工期間，受傷者達到數千人。正如《衛報》(TheGuardian)記者密恩(SeumasMilne)對罷工的完整報道《內部的敵人：撒切爾對抗煤礦工人的秘密戰爭》所述，首相要求情報單位加強對工會的監視，尤其是激進的工會主席史卡吉爾(ArthurScargill)，結果便是“英國有史以來最野心勃勃的反監視行動”。工會遭到許多情報人員和告密者滲透，所有電話遭竊聽，包括工會領導人的住家，甚至經常光顧的炸魚薯條餐廳。一位工會主要干部在下議院被指控是軍情五處(MI5)派來的特工，想“顛覆和破壞工會”，雖然他否認這項指控。

　　罷工期間的英國財政大臣勞森(NigelLawson)在十年后解釋，當時撒切爾政府視工會為敵人，他說：“就像在1930年代末為面對希特勒的威脅而備戰。我們必須有所準備。”和馬爾維納斯戰爭一樣，撒切爾對談判不感興趣，一心只想打破工會，不管代價多高(每天增派3000名警力的成本確實很高)。站在沖突第一線的代理警佐奈勒形容那是“一場內戰”。

　　到1985年，撒切爾也打贏了這場戰爭：工人因為挨餓而無法持續抗爭;最后有966人遭解雇。這對英國最強大的工會是毀滅性的挫敗，并對其他人發出明確的信息：如果撒切爾不惜一切代價打破全國仰賴照明和取暖的煤礦工人工會，生產較不重要產品與服務的弱勢工會膽敢挑戰她的新經濟秩序，將無異于自殺，聰明的話還是接受提供的任何條件。這個信息和里根上任幾個月后面對航空管制員罷工所發出的信息極為相似。里根說，航管員不肯上工已“喪失他們的工作權利，將被解除職務”。然后他出手一次便解雇了1.14萬名美國最重要的員工 美國勞工運動直到今日仍未從這次休克完全復原。

　　在英國，撒切爾把她在馬爾維納斯群島和對煤礦工人的戰果，加碼押在她達成激進經濟目標的大躍進上。從1984年到1988年，英國政府把英國電信、英國天然氣、英國航空、英國機場管理局和英國鋼鐵等大企業私有化，并出售持有的英國石油股份。

　　就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為一位不得民心的總統創造推動大規模私有化的機會一樣(在小布什的例子是安全、戰爭和重建的私有化)，撒切爾利用她的戰爭推行西方民主國家首見的私有化大甩賣。這才是有歷史意義的真正“企業行動”。撒切爾成功利用馬爾維納斯戰爭，是無需軍事獨裁統治和酷刑室就能推動芝加哥學派經濟計劃的明證。她證明只要有規模夠大的政治危機可以鼓動，有限版的休克治療也能在民主政體實行。

　　不過，撒切爾仍然需要一個敵人來團結國家，一個極端的情勢可以合理化她采取緊急措施和鎮壓手段 一個讓她看起來強悍而果斷、而非殘暴而壓制的危機。戰爭完美地達成她的目的，但馬爾維納斯戰爭在80年代只是一個異常事例，一個早期殖民沖突的返祖現象。如果80年代是許多人宣稱的和平與民主新紀元的黎明，那么馬爾維納斯式的沖突將不夠頻繁，不足以形成一股全球政治風潮的基礎。

　　弗里德曼在1982年寫下一段影響深遠的話，最適合用來總結休克主義：“只有危機會造成實質改變，無論是實際的危機或感覺上像危機。當危機發生時，人所采取的行動取決于周圍人們的想法。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基本職責：提出現行政策的替代方案，讓它們保持活躍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禁區變成政治上的必需。”這些話將變成他的運動在新民主時代的某種咒語。梅爾澤詳細解說這種哲學：“理念是替代方案，等待著危機出現以作為改變的觸媒。弗里德曼的影響模式就是讓理念取得正當性，使它們可以忍受，并在機會出現時值得努力實現。”

　　弗里德曼理想中的危機并非軍事危機，而是經濟危機。他了解在正常情況下，經濟決策是根據互相競爭的利益之間的推與拉 想要工作與加薪的工人、想要降低稅率和解除管制的雇主，以及必須在這些競爭勢力間取得平衡的政治人物。不過，如果經濟危機發生而且十分嚴重 貨幣崩潰、市場崩盤和大衰退 會把所有秩序打亂，而領導人便能以國家急難之名，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或宣稱的必要措施)。從某一方面看，危機就是無民主區(democracy-freezone) 這是承平政治之間的空隙，對合議與共識的需要此時似乎并不適用。

　　市場崩盤可扮演革命性改變的觸媒這種想法，在極左派有悠久的溯源，最為人熟知的是布爾什維克的理論，認為惡性通貨膨脹因為摧毀了貨幣的價值，把大眾更進一步帶向資本主義本身的毀滅。這種理論解釋了為什么特定傳承的左派分子，隨時在預測資本主義會在何種情況陷于“危機”，就像福音教派的基督徒永遠在等待開悟的跡象。在80年代中期，這種共產主義的想法開始經歷強烈的復蘇，由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接手，宣稱就像市場崩盤可以促成左派的革命，它們也可以用來激發右派的反革命。這套理論后來被稱為“危機假說”。

　　弗里德曼對危機的興趣顯然也是想向大蕭條后左派的勝利學習：市場崩潰后，過去在荒野中疾呼的凱恩斯及其門徒，已經準備好他們的思想和解決方案 新政。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弗里德曼和他的企業贊助者曾嘗試效法這個過程，準備好他們獨家品牌的災難理論。他們不辭勞苦地建立一個新右派智庫網絡，包括傳統基金會與卡托研究所，并制作了散播弗里德曼思想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國公共電視網(PBS)十集的《選擇的自由》(FreetoChoose)電視節目 由一些世界上最大的企業贊助，包括蓋帝石油(GettyOil)、泛世通輪胎(Firestone)、百事可樂、通用汽車、貝泰(Bechtel)和通用磨坊(GeneralMills)。當下一個危機發生時，弗里德曼決心要讓他的芝加哥男孩都已經準備好理念和解決方案。

　　在他首度提出危機理論的80年代初，美國正陷于經濟衰退，受到高通貨膨脹和失業的雙重打擊。而今日稱作里根經濟學的芝加哥學派政策，在華盛頓確實勢力龐大。但即使是里根也不敢實行弗里德曼夢想的全面休克治療，如同他在智利所開出的藥方。

　　同樣的，拉丁美洲國家將再度成為弗里德曼危機理論的試驗場 這一次將不是由芝加哥男孩帶領，而是新一代的震撼醫生，一種較適合新民主時代的震撼醫生。

　　“6000天計劃”（縮減國企規模到10%）--世行報告的要害內容

　　1.世行報告明確提出國企份額應從當前27%縮小到10%

　　很多人認為世行報告沒有提“國企私有化”，比如趙啟正認為，“沒在世行報告中查到國企私有化的建議”“股權多元化還不等于私有制，這點請大家在研究這篇文章時細心一點”。他們理解的國企私有化，是指國企全部徹底的私有化。

　　其實在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已經臭不可聞的今天，即便是鐵桿的新自由主義者也不會愚蠢地主張國企的全面私有化了。在今天，即便是歐洲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保留不少國有企業。于是當前新自由主義者的策略是避免提出“國企全面迅速私有化”那樣的一次到底的“休克療法”，因為這種建議明顯是愚蠢幼稚的主張，或者說是惡意的別有用心的毒藥，而且“休克療法”在蘇聯、東歐、拉美眾多國家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今天的部分新自由主義者退而求其次，他們主張分步驟、分批次、漸進的、逐步的私有化。具體地對于中國來說，就是不斷要求縮小國企的規模，直至國企徹底私有化或者保留少量國企。即使僅有少量微量的國企，這也可以說并非“國企全面徹底私有化”，但是這和“國企全面徹底私有化”又有多大的差別呢?

　　我們再來具體分析世行報告給中國國企改革具體規劃的路線圖。在世行報告英文全文版第四章《企業部門》改革中，明確希望中國國企從當前的27%的份額到2030年降低到10%的份額。報告中詳細說到：“到2030年，成功的改革和由此產生的結構性變化會給中國留下一個非常不同的企業部門。……國有企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從目前2010年27%的水平將有所下降，到2030年約10%。很多行業將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得到很大的整合。”

　　讓中國國企大規模私有化，從當前27%的份額進一步降低到10%的份額，讓所謂私營企業(在當前中國主要是外資)侵吞那退出的17%，這相當于當前國企規模的63%。換句話說，世行報告明確提出，未來18年內，當前國企資產的63%要賣給或者廉價送給以外資為主的私營企業。這就是此世行報告的首要戰略意圖。

　　2、通過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的方式加快創新步伐世行報告的第二點結論是“加快創新步伐，建立一個開放的創新系統。”在這一部分中，主要談的是科技創新和人才保障方面的問題，具體到落實層面的建議，世行報告給出的是“提高長期風險資本對于新設民營企業的可及性”。其實，不管是蘇聯、德國、日本、韓國還是美國，其高新技術的發展無不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和支持。但是世行報告卻重點強調讓中國私營企業(包括本土企業和外資企業)搞技術創新這顯然是別有用心地要在戰略層面遏制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崛起。

　　3、讓民營部門獲得足夠融資，抓住“綠色”機遇世行報告的第三個重要結論是“通過市場激勵、監管、公共投資、產業政策和制度建設等措施，抓住‘綠色’機遇。”涉及到具體的企業操作層面，世行的建議是“巨大的市場規模有助于快速推廣成功技術以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高投資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資本品;日益增長和充滿活力的民營部門如能獲得足夠融資，將對政策信號作出積極響應”。

　　要知道，所謂綠色朝陽產業，是高投入、高風險、長時間、低回報的產業，以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為根本宗旨的私營資本是不愿投入的，這就是當前全世界仍然以高污染、高能耗為主，產業轉型難以完成的根本原因。要走出能源危機，要搞朝陽產業只能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依靠當前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無法有效推進。這一點，不僅社會主義者承認，很多發達國家資本主義政客也承認，因此他們搞了“綠黨”去督促資本家轉型。而世行報告卻不顧今天人類歷史的基本事實和邏輯，仍然鼓勵以私營企業為主發展綠色產業。其實世行報告也知道私營企業不會去搞，因此它狡猾地提出“如能獲得足夠融資”，私營企業也會很積極。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大量給私企投錢，讓私企大膽搞。問題是，只要政府一聲令下，國企即便是低利潤高風險，她們也會努力進軍綠色產業，而私營企業則不會。世行從根本上是由資本家控制的，其報告自然會格外偏袒資本家。那么，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呢?

　　2.讓私營機構介入社會保障領域

　　世行報告的第四個要點談的是“社會保障”問題。其要點在于“動員社會各類主體——公共和民營機構，政府和社會組織——共擔公共服務的融資、提供與監督職責。”

　　眾所周知，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社會保障社會福利較好的歐洲，社會保障主要是政府承擔的。美國羅斯福新政后依靠政府構建“社會安全網”，社會保障工作也有進步。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后，尤其是在里根及小布什時代，美國社會保障領域搞大規模市場化私有化，積累了無數的弊端和問題。今天美國總統奧巴馬不得不重提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的職能，但仍然遭受右翼政客和大資本的抵制。放眼全世界，社會保障搞得好的國家，都是依靠政府。即便是在美國，社會保障方面比較好的領域也是政府主導的。凡是私人資本介入的地方，都是糟糕一片。而世行報告中竟然把私營企業和政府并列，鼓動讓私營企業介入社會保障領域，把社會保障事業變成資本牟利的工具，真可謂喪心病狂。

　　3.瓦解中央政府財力，確保地方政府財力，促進私營企業發展

　　世行報告的第五個要點談的是財政收入方面的問題。其主要內容是“通過籌集更多財政收入，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履行支出責任，建設穩健的財政體系。新發展戰略所需的企業和金融部門、綠色發展、機會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對公共支出規模和結構都有重要影響。” 在這里，世行報告強調“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并非是考慮普通民眾的利益，而是為了推動私有化。正如前四點所談，無論是國企私有化還是讓私營企業搞綠色產業，都會“對公共支出規模和結構都有重要影響”。為了有效地促進私有化，包括用政府的手段扶植私有企業搞技術創新和綠色產業，需要“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換句話說，就是為了推動私有化，財力不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80年代初，美國首席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向美國國務卿提交了一份《推演計劃，美國和蘇聯之間進行斗爭的地緣政治結構》的報告，布氏在報告附注中指出：“不只是又一份關于蘇維埃制度弊病的文件。這是行動指南。”這份報告的意圖試圖肢解蘇聯，其中寫道： “使帝國(蘇維埃)分散意味著引起它解體……任何頗大的分散--即使完全在經濟范圍內--都將加強非俄羅斯民族蘇聯公民之間潛在的分裂主義情緒。經濟分散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政治分散。”[]

　　世行報告的基本思路，無論是肢解和私有化國企，還是強調“確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財力”，其實都是從根本上限制中央政府干預和調節經濟的能力，是對布熱津斯基“經濟分散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政治分散”之策略的靈活運用。

　　4.要求中國開放資本項目，讓熱錢自由出入

　　世行報告的最后一個要點提出“通過成為全球經濟積極的利益攸關方、主動利用多邊體系和框架并影響全球治理議程，形成中國與世界互利共贏的關系。”

　　而世行報告提出的兩個具體建議全部是毒性很大的藥方：1、“作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利益攸關方，中國應在挽救陷于停滯的多哈回合多邊貿易談判中保持積極態度，在區域貿易安排中倡導‘開放的區域主義’，支持達成多邊投資協議。”2、“中國金融體系的國際化涉及開放資本賬戶等許多工作，需要穩步推進。不過，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關鍵步驟。”

　　前者要求中國推進貿易自由化。后者要求中國推進投資和金融自由化。總而言之要求中國經濟進一步的全方位開放。同逐步要求國企私有化一樣(先讓從27%降到10%，然后再從10%往下降)，世行報告知道讓中國一下子開放資本賬戶基本不可能，因此它提出“需要穩步推進”，不過它又強調這是“關鍵步驟”，換而言之就是早晚要開放，應盡一切力量盡早開放。

　　以上便是對世行報告主要六個結論的簡略分析，其本質就是讓國內外資本寡頭控制中國的一切。

　　此次2012年的世行報告，跟當年美國中情局建議蘇聯搞的“500天計劃”(以及拉美各國搞的休克療法)的本質都是一樣的。只不過，當年美國在蘇聯在東歐在拉美，受到的阻力較小，因此美國人提出的荒唐的短時間內大規模私有化的建議得到了落實。今天，有蘇聯、東歐、拉美的前車之鑒，中國不容易上當了，中國人對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更大了，再提類似“500天計劃”肯定遭到中國人廣泛抗議：你們把中國人當白癡嗎?于是美國人提供的方案不得不改頭換面地“現實”一些，提出到2030年18年內把國企私有化完畢，這差不多是“6000天計劃”。因此，無論是當年美國給蘇聯提供的“500天計劃”，還是今天給中國提供的“6000天計劃”，其本質和意圖都是一樣的，都是讓中國和蘇聯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

　　總而言之，這份世行報告是針對中國當前政治力量格局的一枚精確制導炸彈。

　　作者系深海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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