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姆•喬姆斯基 魏文編譯
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指導原則是國家最優先的事情是保障安全。根據“冷戰”的戰略家喬治•凱南提出被接受的公式,政府是為了保障國內的秩序和正義以及提供共同的防務而建立的。
這似乎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建議,其本身幾乎是明顯的,直到我們更近地觀察,我們會問:為了誰的安全?是為了一般的居民嗎?是為了國家自己的權力嗎?是為了統治階層嗎?
我們所指的是這項建議的可信度是很受人輕視的。因為國家權力的安全處在最高點,正如國家面對它的居民的查詢做出的努力所表明的那樣。
愛德華•斯諾登在接受德國電視臺采訪時指出,他是在看到國家情報局局長詹姆斯•克萊佩在國會宣誓時公開撒謊,否認存在一個由國家安全局領導的國內監視計劃的時候而做出(爆料)決定的。斯諾登解釋說,公眾有權知道這些計劃。政府以公眾的名義所做的事情卻是反對公眾的。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和切爾西•曼寧及其他勇敢的人可能說過同樣的話,他們行動的基礎是同樣的民主的原則。
(美國)政府的態度是非常不同的:公眾沒有權利知道,因為這種方式使安全脆弱到嚴重的程度,官員們這樣肯定。
有一些理由讓人懷疑這種回答。首先幾乎完全是可以預測的:在政府采取一個行動時,它總是以安全為由。因此可以預測的回答信息很少。第二個懷疑的理由是提出的證據的性質。國際關系的專家約翰•米爾斯海默寫道:“在開始時,奧巴馬政府以毫不令人吃驚的方式認為國家安全局的監聽對于逮捕54名反對美國的恐怖分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所說的是讓人明白有充足的理由違反第四修正案。”
但是這是謊言。國家安全局局長基斯•亞歷山大將軍在國會最終承認只有一個案件可以說是成功的,他所指的是抓獲居住在圣迭戈的一個索馬里移民和他的三個同伴,他們向在索馬里的一個恐怖主義團體寄了8500美元。
公民隱私和自由監督委員會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這是政府為了調查國家安全局的計劃而成立的機構,因此它廣泛地得到分類的材料和接近安全官員。
當然存在一種感覺,當國家權力的安全被暴露的時候,認為安全受到公眾覺悟的威脅。
哈佛的經濟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很好地表達了一個重要的觀念:美國權力的設計者們應當創造一種被感知但看不見的力量。權力繼續是強有力的,當它保持在黑暗之中的時候,在曝光時則開始蒸發。
在美國像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樣,權力的設計者們很明白這種斷言。比如,查看過大量解密文件了解國務院的歷史的人都不會不注意到它首先關心的國家的權力面對公眾時的安全,而不是關心在任何重要的意義上國家的安全。其意圖經常是保守秘密成為需要保障國家有權的階層的安全需要。一個常見和被錯誤了解的例子是自由貿易的協議,因為它極大地違反自由貿易的原則,在本質上與貿易沒有任何關系,而是與投資者的權利有關系。
這些工具按規定是秘密談判的,如現在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當然還不是完全秘密。對于數百名搞陰謀的企業家和了解詳細規則的人來說不是秘密的,他們的影響通過維基解密由少數人向公眾公布了。
根據經濟學家約塞夫•斯蒂格利茨得出的合理結論,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代表著大公司的利益,而不是公眾的利益,因此談判的結果有利于普通公民的利益可能性是很小的;對于其他國家普通的公民來說前景更是微弱的。
企業界的安全是政府的政策經常關心的事情,這不會令人吃驚,因為原則上正是這個階層提出公共政策。
與此相反,存在明顯的證據表明國家的居民的安全-這意味著應當理解為國家的安全-并不是國家的政策首要關注的事情。
比如奧巴馬總統推動的用無人機在全球進行暗殺的計劃,大力開展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的運動,這也是一種制造恐怖的運動。美國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的司令斯坦利•麥克克里斯托將軍直到被撤職之前談到過“起義者的數學”:因為殺害每個無辜的人會制造10個新的敵人。
這個無辜的人的概念告訴我們最近200年到了什么地步,自從“大憲章”規定了所謂無辜的原則,在某個時候被認為是英美人的權利的基礎。
今天“有罪的”這個詞被奧巴馬認為意味著應當被殺害,無辜者也就是說還沒有被賦予這種地位。
布魯金斯研究所剛出版了《鐵蘭和雄峰》(指部落的感覺和無人機)一書,受到部落社會人類學研究者的高度贊揚,作者是阿克巴•艾哈默德,書的副題是“美國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如何變成一場反對伊斯蘭部落的全球的戰爭”。
這場全球的戰爭向進行鎮壓的中央政府施加壓力,以便它們著手打擊華盛頓的部落敵人。艾哈默德警告說,這些部落的消亡讓社會本身付出高昂的代價,如同現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馬里、也門所看到的那樣。最后讓美國人自己付出高昂的代價。
艾哈默德指出,部落的文化是建立在榮譽和復仇的基礎上的:在這種部落社會所有的暴力行動都會引起反擊;在對部落的人的攻擊更猛烈的時候,反擊將更殘暴和更血腥。
對恐怖的打擊可能再次針對發生恐怖的國家。大衛•赫斯廷斯•鄧恩在英國《國際事務》雜志上談到無人機時說,每當無人機更先進的時候,它對恐怖主義團體是一種完美的武器:價格便宜,很容易買到,質量高,在結合這些因素時它就可能變成為21世紀進行恐怖主義打擊理想的手段。
參議員阿德萊•蒂文森三世談到他多年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工作時寫道:“網絡監控和大數據的收集是對9•11事件連續反應的組成部分,逮捕了少數恐怖分子,卻面對幾乎是世界性的譴責。在很多地方感受到的是美國正在利用無人機在地面進行一場反對伊斯蘭的戰爭,反對什葉派以及遜尼派的戰爭,在巴勒斯坦,從波斯灣到中亞通過掛名者進行戰爭。德國和巴西對我們的干涉不滿,通過這些干涉贏得了什么呢?”回答是贏得了日益增多的恐怖威脅以及美國在國際上的孤立。
用無人機進行謀殺的運動是一種機制,美國的政策通過這種機制有意識地使安全處于危險之中。同樣也可以說這是通過特種部隊進行謀殺的行動。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在西方的恐怖,這證實英國和美國情報機構的預言。
這些行動對于它們的策劃者來說再次成為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指導他們的安全觀念是完全不同的。甚至立即銷毀核武器也從來沒有成為國家的當局首先考慮的事情。
對于政府的策劃者來說,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即國家權力的安全,對于公民來說最重要的是是私人的權力,這一切說明官方的政策應當受到公民投票的保護。
這樣說,政府的行動結果是相當合理的,包括集體自殺的合理性。甚至立即銷毀核武器對國家的當局的關注來說沒有放在主導的地位。
這里引用一個冷戰期間的例子:1983年11月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進行了一次軍事演習,其設想是為了檢驗俄羅斯的防空,假裝從空中和海地進行攻擊,甚至發出核警告。
這些行動發生在一個非常緊張的時期。在歐洲部署了潘辛11型戰略導彈。當時美國總統里根剛發表了他關于“邪惡國家”的演說,宣布了號稱“星球大戰”的戰略防御措施,被俄國人理解為發動第一次打擊的武器,在所有的地方這都被正常地解釋為導彈防御。
這些行動引起蘇聯很大的驚恐,它與美國不同,當時它是很脆弱的,曾多次被入侵。
最近公布的文件表明當時風險比歷史學家們所想的更為嚴重。據德米特里•阿達姆森去年在《戰略研究》雜志上的說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演習幾乎再次成為對蘇聯一次預防性核打擊的前奏。
那還不是我們知道的唯一的一次。在1983年9月蘇聯的早期預警系統發現美國的一次導彈襲擊已經臨近,他們發出了最高級別的警報。蘇聯的禮儀是用自己的一次核打擊作為回應。
蘇聯的負責官員斯坦尼斯拉夫•佩特羅洛夫的直覺感到一種虛假的警報,決定不向他的上級通報(美國的)警告。由于他沒有履行義務,我們才活著來談論這個事件。
對于里根的策劃者們來說,比起他們的前任居民的安全更不是優先的事情。這種不明智繼續到現在,甚至將無數幾乎是災難性的事件拋在一邊,埃里克•斯洛塞爾令人震驚的新書《指揮和控制:核武器,大馬士革的事故和安全的幻想》揭露了這一點。
對最后一任戰略防空司令部的負責人李•巴特勒的結論難以爭論,他認為在核時代至今人類幸存下來是因為能力、運氣、絕妙的干涉和猜疑的某種結合,而猜疑占更大的比例。
政府容易接受對生存經常的威脅,要捕促它的言詞幾乎是過于罕見的。
1995年在前蘇聯解體很久以后,負責核武器的美國戰略司令部發表了一份題為“在后冷戰時代說服的重要方面”的研究報告。一個中心的結論是美國應當保持發動第一次核打擊的權利,甚至是對非核國家。此外,核武器應當永遠是可以支配的,因為它對于任何危機或沖突是拋出一個陰影。
因此,原子武器總是要使用的,與使用一支手槍是同樣的,當一個襲擊者用手槍瞄準而不射擊時,如同丹尼爾•艾爾斯伯格多次說過的那樣,正是他透露了五角大樓的文件。
美國戰略司令部立即建議“策劃者們在決定對手評估的事情時不應當過于理性……”所有的一切應當包括目標。“將我們說成是過于理性和冷淡的人,將損害我們……美國可能再次成為非理性和報復的國家,如果它的致命的利益受到攻擊時,我們對所有的對手設計的國家形象應當是重要的部分”。
理解到某些因素可能脫離控制,因為它們代表著一種原子打擊的經常性威脅,這對我們的戰略立場是有益的。
這份文件談到核不擴散條約規定的做出善意的努力以便從地球上消滅核威脅并不多。引起轟動的是文件采納了希拉里•貝洛克1998年關于馬克西姆提出的格言:“無論發生什么事情,我們擁有原子彈,他們沒有”。
未來的計劃沒有做出任何允諾。去年12月國會預算辦公室通報美國的核武庫在下一個十年將支出3350億美元。今年1月詹姆斯•馬丁估計華盛頓在未來30年將為原子武器庫支出1萬億美元。
當然,在核競賽中美國不是孤立的。如巴特勒所看到的,至今我們逃脫了破壞幾乎是一個奇跡。在我們更多考慮未來的時候,我們能夠等待持久的神圣的干預可能性更小。
在核武器問題上,至少我們原則上知道如何戰勝恐怖的威脅:消滅這些威脅。
但是,另外一個危險對未來的任何關注拋出了它的陰影:環境的災難。連是否能逃脫都不清楚,盡管我們越推遲(環保)威脅就更嚴重,這并非是遙遠的未來。因此,政府應對這個問題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它對居民的安全承諾的程度。
今天美國對能源獨立100年大肆吹噓,稱它將會變成下一個世紀的沙特阿拉伯,如果現在的政策繼續下去,下個世紀很可能成為人類文明最后的世紀。
人們甚至可以注意到兩年前奧巴馬總統在俄克拉荷馬州的庫欣石油城發表的演說,將其看成是對物種有說服力的死亡判決。
奧巴馬在熱烈的掌聲中自豪地宣稱,現在我的政府期間美國將比過去八年的任何時期生產更多的石油。知道這一點是重要的。在前三年我的政府的目標定為對數百萬公頃的地區進行勘探,在23個州尋找石油和天然氣。我們正在海岸打開我們的石油資源的75%以上。油氣井的數量增加了三倍,達到了空前的數目。我們擴充了新的天然氣管道和輸油管道,可以圍繞地球一圈甚至更多。
掌聲還表明政府對安全承諾的某種情況。必須確保工業的利潤,這樣在本國生產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氣將繼續是能源戰略的重要部分,正如總統承諾的那樣。
企業界開展了巨大的宣傳運動,以便說服公眾氣候變化如果到來的話并不是人類活動的結果。這些努力旨在消除公眾過分的理性,他們繼續擔心絕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將來極其可惡的威脅。
不用拐彎抹角說,今天的資本主義的道德計劃就是明天最大的債券,它比我們的子孫的前途更有價值。
那么,幸存的前景是什么?不是光明的。但是在幾個世紀期間努力實現更多的自由和正義的人的成就留下一份可能重新占有和實施的遺產。應當是這樣的,很快,如果我們必須堅持一種有體面的幸存的希望。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不可能更有說服力地告訴我們是什么樣的動物。(諾姆•喬姆斯基是美國馬薩諸塞工學院語言學和哲學教授,最近他出版了新書《權力制度:關于世界上民主的正義和美國帝國新的挑戰的對話-與戴維•巴薩米安的會見》本文是喬姆斯基2月28日在圣巴巴拉市核時代和平基金會舉辦的報告會上的演說)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