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與反對派領袖達成了妥協，幾個小時之后，他卻在逃亡的路上了。烏克蘭議會在幾個小時內完成了一次權力更迭的“革命”：前總理季莫申科被釋放并宣布將參加總統大選，亞努科維奇被解職;新的臨時政府已經運轉，新議長圖爾奇諾夫協調組建聯合政府。一場持續三個月的民主革命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烏克蘭東南部的幾個州隨時會宣布自治，在民主勝利的背后卻是國家的失敗。

　　烏克蘭民主危機的背后是國家的裂變，沒有國家制度基礎的民主終歸是如油浮水，難以穩定。烏克蘭的危機也遠遠超越了向東還是向西的外交抉擇，而是如何在大眾民主時代構建一個穩定的國家，而不是在街頭政治與寡頭政治之間逡巡游蕩。

　　去年11月21日，烏克蘭政府拒絕與歐盟簽訂聯系國協定，亞努科維奇轉身接受了普京150億美元的援助，強烈要求入歐的烏克蘭人進入首都基輔示威游行。表面來看，這不過是外交選擇引起的抗議活動，但是實質卻是國家認同的危機;西烏克蘭人入歐心切，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歐洲大家庭的一員;而東烏克蘭還堅持與俄羅斯保持密切合作，加入普京倡導的歐亞聯盟。西烏克蘭人對歐洲的認同可能要超過對烏克蘭這個國家的認同，值得關注的是，烏克蘭西南部的利沃夫州在2月19日宣布“自治”，言下之意，如果不能加入歐盟，那就從烏克蘭分裂出來。同樣，2004年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也提出“自治”的要求，而亞努科維奇在逃遁之前也表示不會離開烏克蘭，但東南部比較安全，因為那是他的大本營。由此可見，烏克蘭的危機不僅是誰來當總統的問題，而是烏克蘭是什么的問題。

　　從2004年的“橙色革命”以來，烏克蘭周期性地陷入震蕩之中，雖然權力的更迭是通過選舉進行的，但是選舉的爭議并不是通過憲法渠道解決，而是不斷修訂憲法。更嚴重的是，憲法的紛爭與地域認同夾雜在一起，東西烏克蘭之間的裂縫越來越大。就像林肯說的，一個裂開的房子是站不住的。而烏克蘭這棟房子恰恰間在一條斷裂帶上，街頭政治的亂象甚至暴力沖突根源于國家政治深層的斷裂，就像巖漿噴涌只是地殼運動的副產品一樣。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烏克蘭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雖然披上了國家制度的外衣，但是得其形而不得其神，不斷修訂的憲法就是例證。

　　何謂國家，國家就是權力的容器，是定義和積累合法性資源的組織，公民的權利必須要在國家框架之下界定。如吉登斯所言，現代國家實現了內部的綏靖，提供了一種非暴力的政治秩序，雖然暴力是政治的底色，但是當政治只有通過暴力來解決的時候，國家就失敗了。烏克蘭持續數日的暴力沖突使國家瀕于失敗的邊緣。烏克蘭廣場上的激進民族主義分子并非普羅大眾，而是訓練有素的退伍士兵甚至特種兵，政治分歧從議會變亂變成了廣場械斗，這不僅是民主的失敗，更是國家的失敗。

　　政治學家福山提出，政治秩序需要三種要素：國家、代議制和法治，而國家是政治秩序的基礎。起源于歐洲的現代國家模式普及到全世界之前，帝國才是國際政治舞臺的主角，其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人類才真正迎來了一個國家的時代。烏克蘭則只在冷戰之后，從蘇聯帝國中裂變出來的。領土是國家最核心的要素，也為主權的行使提供了空間，現在被稱作“烏克蘭”的那個空間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權力空間，而是四分五裂，其形成過程持續了近一千年。

　　轉換一下視角才會發現，烏克蘭其實是不同的帝國邊疆拼接而成的，從基輔羅斯分裂之后，這塊地方一直沒有在一個國家(或帝國)統治之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東烏克蘭是在波蘭以及波蘭—立陶宛的統治之下，1648年，也就是現代歐洲關系誕生的那一年，烏克蘭的哥薩克首領赫麥爾尼茨基起義反抗波蘭—立陶宛的統治，起義失利之后，1654年與俄羅斯簽署了別列亞斯拉夫條約，成為俄羅斯的保護國，俄羅斯進而將第聶伯河東岸的領土納入統治范圍。而西岸的領土則通過三次瓜分波蘭而被納入俄羅斯帝國治下，而克里米亞半島直到1783年才從奧斯曼帝國劃歸俄羅斯帝國。西烏克蘭也就成為俄羅斯帝國與歐洲拉鋸的地帶，1920年蘇聯與波蘭簽署里加條約承認波蘭對利沃夫地區的統治，而到了1939年蘇聯與德國第四次瓜分波蘭，又將這一地區重新納入蘇聯治下。

　　在蘇聯時期，第聶伯河的界線并沒有消弭，東烏克蘭成為重工業地帶，而西烏克蘭依然以農業為主，東烏克蘭被整合進蘇聯計劃經濟體系之中，而西烏克蘭則沒有享受到蘇聯帝國的優惠。冷戰結束之后，烏克蘭獨立，學者們稱為“轉軌”，但烏克蘭面臨的問題卻是“建國”，在帝國邊疆的廢墟上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何其難也。現代國家區別于帝國的根本在于邊界的封閉性，最核心的是國家認同，但是現在“烏克蘭”這一認同遠遠不能縫合幾個帝國留下的碎片，西烏克蘭對歐盟的親和力要遠遠超過對東烏克蘭的好感，正因如此，亞努科維奇暫停入歐進程引起了一場示威的風暴。而當亞努科維奇逃遁，甚至被審判或者扔進監獄都不會改變烏克蘭國家分裂的狀況。

　　當烏克蘭的建國與民主化并肩同行之后陷入了雙重的困局之中：民主沒有規則，真正的民主化應該是改革派精英與被動員起來的大眾之間的合作，但烏克蘭的民主其實就是少數權力精英利用大眾的壓力達到奪權的目的，沒有國家制度和認同，民主就淪為寡頭之間的纏斗，而大眾則充當了炮灰。無論季莫申科還是亞努科維奇都不是職業政治家，而是貪腐自肥的權力精英，國家只不過是他們獲得權力和財富的工具，在這樣的場景之下，國家陷入了公地悲劇。

　　巴爾干半島曾經是帝國的碎片，更是沖突不斷的火藥桶，而現在巴爾干漸漸被整合歐盟體系之內，沖突地帶轉移到了烏克蘭。帝國碎片的“底色”成為烏克蘭民主難以擺脫的陰影，沒有一個統一的烏克蘭，民主并不能帶來一個民治與善治的新世界。(作者任職于中國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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