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接連發生“天鵝絨革命”(也叫“顏色革命”)，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這種由美國導演的推翻現政權的所謂“革命”，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一、“天鵝絨革命”是有規律可尋的

　　所謂“天鵝絨革命”，其實不是什么革命，而是通過和平的“街頭政治”方式(有時也不排除使用暴力，但主要的不是暴力方式)顛覆政權的一種政變。這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兒，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政局劇變就被稱之為“天鵝絨革命”，后來在南斯拉夫、現在又在某些獨聯體國家故伎重演。應該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天鵝絨革命”：一類是改變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把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政權變為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另一類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把現政權改變成為親美的(或更加親美的)政權。對我國來說，總結第一類政變的教訓更為重要一些。遺憾的是，我們對蘇東劇變的原因和教訓，至今沒有很好地加以總結，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這對于我們防止蘇東劇變在我國重演，也就是說防止和平演變，是十分不利的。

　　盡管兩類“天鵝絨革命”的性質不一樣，但兩者具有許多共同之處，有一些規律性可以探尋。已發生的“天鵝絨革命”大體上都是這樣的幾步。

　　第一步，制造顛覆現政權的輿論。毛澤東同志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制造輿論，做意識形態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階級也是這樣。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由美國背后支持、操縱的“天鵝絨革命”都是如此，無一例外。這種意識形態工作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把現政權妖魔化。收集政府上作中的毛病、錯誤，加以夸大，煽動群眾的不滿。有時抓住某個突出事例反復宣傳，使群眾對現政權的“劣跡”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在蘇聯劇變過程中，敵對勢力揪住肅反擴大化大做文章，任意擴大肅反中被鎮壓的人數，詳細敘述迫害的過程，描寫各種細節，制造恐怖氣氛，動搖群眾對現政權的信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另一類也許是更重要的，那就是通過輿論工具的宣傳以及人員的來往，灌輸美國的價值觀，美化美國式的民主、自由，讓廣大人民群眾潛移默化地認同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為有朝一日建立親美政權奠定思想基礎。后一類“放長線釣大魚”式的輿論工作尤其應該警惕。

　　第二步，建立政治組織。在制造輿論、搞亂人們思想的基礎上，建立反對派組織，有了組織就可以去影響更多的人。先是不那么定型的非正式組織，進一步是成立反對黨。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同意成立所謂“非正式組織”，實際上就是允許有組織地、公開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同意成立反對黨，就是實行多黨制;而一實行多黨制，必然導致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就為資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創造條件。在資本主義國家里，則是組織親美派，以便帶領不明真相的群眾進行政治活動，伺機奪權。

　　第三步，物色有影響的、具有一定號召力的自由主義分子和親美人物，作為反對派的領袖，以便把力圖推翻現政權的各色人等聚集在一起，一旦時機成熟，就可以由他帶領群眾向現政權發起進攻，組織以他為首的新政權。這種人最好是經過美國培訓的，或者是與美國的機構有著密切聯系的，必須具有明顯的親美傾向，“靠得住的”。

　　第四步，利用某個突發事件，或者利用選舉機會，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組織示威、游行、集會、罷工、罷課、占領廣場、沖擊政府機關等等“街頭政治”活動，迫使政府交權。“街頭政治”是不講理的“單行道”：反對派怎么做都是民主的，不合美國意的政府除了下臺怎么做都是違反民主。反對派在選舉中得到的是少數票，就說有舞弊，要重新選舉，不重新選舉就是不民主;反對派進行各種非法活動(包括沖擊總統府、議會大廈)，那是民主，而政府予以制止，就是不民主。總之，利用“民主”束縛不合美國意的政府的手腳，鼓勵親美的反對派放手干。

　　可以說，所謂“天鵝絨革命”，意識形態工作是基礎，組織有頭面人物帶領的反對派是關鍵，突發事件是可以利用的時機，目標是建立親美政權。

　　美國對“天鵝絨革命”這種屢試不爽的規律性有著深刻的認識。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得手以后，美國又迫不及待地要對白俄羅斯下手。國務卿賴斯在2005年4月21日會見白俄羅斯反對派代表時宣布：“現在是白俄羅斯實行變革的時候了。”她提出了四大主攻方向：支持獨立媒體、創辦新的大眾傳媒;加速發展群眾運動：組成反對派聯盟;選出統一的總統候選人，在2006年的總統大選中與現任總統盧卡申科一爭高低。由美國國務卿親自出面為一個國家的反對派出謀劃策，在以往是非常罕見的，這反映了美國對“天鵝絨革命”作了總結，一套做法已經成熟了，可以到處搬用了。

　　二、背后都是美國操縱的，貫徹了美國的利益

　　“天鵝絨革命”是在不同國家里發生的，表面上是本國人民在爭“民主”，更迭政權，但背后都有一只黑手操縱著，貫徹的都是美國的利益，服從于美國的戰略要求。

　　美國是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根本利益在于對外擴張，搞霸權主義。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取得了“一超獨強”的地位，明顯加快了它謀取全球霸權和建立單極世界的步伐。國際政治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使得美國霸權主義呈現出更大的進攻型、侵略性、和冒險性。前總統克林頓說：“要使世界免遭過去的災難，必須有一個領導，而且只能有一個領導”，而美國“最具有領導這個世界的能力”。“ 9•l l事件”后，小布什公開提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任何國家都必須做出選擇：或者跟美國站在一起，或者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這充分暴露出美國的蠻橫霸道的本質。美國的一超獨強的地位在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種全球霸權主義也就不會發生變化。實現霸權主義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使用武力，例如美國在伊拉克動武;一種是和平的方式，像天鵝絨那樣平穩地滑向美國設定的目標。實踐表明，前一種方式“成本”太高，收效并不盡如人意;后一種方式花費少、成效大，而且阻力小，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至今己花了2000多億美元，人死了1500多，得罪了許多盟國，仍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反而留下了許多后遺癥;而在烏克蘭，前前后后只投入2億美元左右，人未傷亡一個，就大見成效，并得到盟國的一致支持。兩相比較，當然后一種方式合算了。這么一算賬，美國為了實現領導和稱霸全世界的愿望，推翻反美的或不那么親美的政權，扶植完全親美的人上臺，除非萬不得已，當然以和平的方式為好。一系列“天鵝絨革命”就是根據美國獨霸世界的需要，在美國導演下發生的。對于美國的帝國主義本質，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不要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對美國操縱“天鵝絨革命”的危險，應該有高度的警惕，不能掉以輕心。

　　美國推行“天鵝絨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打出的都是民主的旗號。美國先給不合它的意的政權扣上“不民主”、“獨裁”、“反人道”、“違反人權”等等帽子，然后鼓動反對派起來要民主。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有誰不想要民主呢!?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劇變中，美國使的就是這一招;本世紀初在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使的還是這一招。例如，1989年10月7日在民主德國首都柏林，得到美國支持的示威者在共和國宮國慶招待會場外高呼的就是要“民主”的口號，10月9日在萊比錫爆發的7萬人參加的游行示威提出的要求也是實現“民主”。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都是在“民主”的“街頭政治”的沖擊下倒臺的。進入 2I世紀，美國對反美的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政權以及盡管條親美但不那么徹底的格、烏、吉的原政權，也是用“民主”、“公正選舉”這一手法迫使當權者下臺，換上聽話的完全親美的政權。例如，在烏克蘭選舉風波中，當反對派的支持者被問到“為什么要支持尤先科”時，很多人回答：“支持龍先科就是支持民主”。這一招屢試不爽。美國也想對中國使用這一招，最近賴斯來中國訪問之前就叫嚷：“中國的民主進程應該有一個日程表”，她已經迫不及待了。總結這個歷史經驗，我們必須在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中廣泛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的教育，從理論上分清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的界限，理直氣壯地批判資產階級民主，揭露美國鼓吹的“民主”的實質;同時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真正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面對美國推行“天鵝絨革命”的咄咄逼人的攻勢，這項工作已是迫在眉睫的了。

　　為了實現“天鵝絨革命”，美國是不惜財力的。凡是發生“天鵝絨革命”的國家，反對派沒有一個不是得到美國的財政支持的。進行反對現政權的活動，包括做意識形態宣傳、搞“街頭政治”、組織選舉，那是要花很多錢的，而反對派又大多沒有錢，不得不依靠美國出錢。在這方面，美國是極其慷慨大方、不惜血本的。在烏克蘭，當以尤先科為首的反對派組織大規模示威，需要把各地群眾集中到首都基輔時，美國通過非政治組織(例如索羅斯基金會)出錢租車并發勞務費(據說每天10個美元，遠遠超過當地實際收入)，而且一夜之間在廣場上搭起了帳篷，以供住宿。在格魯吉亞的“天鵝絨革命”過程中，美國也借助于非政府組織事先準備好了一切，如花多少錢、資助哪個反政府組織、與誰合作等等。為了顛覆白俄羅斯盧卡申科政權，2004年美國政府撥款8900萬美元用于支持白俄羅斯的獨立媒體、反對派、國內組織和商業團體;2005年美國參議院又宣布將專門撥款500萬美元用了資助白俄羅斯的反對派。據說美國政府每年為了“促進民主”的撥款就高達10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有關“天鵝絨革命”的準備工作往往是通過非政府組織進行的，在做意識形態工作的階段更是如此。各種基金會打著合作交流、資助科學研究等幌子進行思想滲透，并物色將來可以利用的人選。這種活動是隱蔽的、潛移默化的，直到關鍵時刻其作用才顯現出來。因此對這類基金會組織必須認真對待，仔細甄別，切不可貪圖小利而忘大義。

　　美國十分注意從政治上培植能起領導作用的“骨干分子”。波蘭的瓦文薩、南斯拉夫的科什圖尼察、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都是美國相中的“領袖人物”，他們都是受過美國明里暗里的鼎力相助，有的還直接在美國接受過“民主教育”。例如，2003年夏天，美國在貝爾格萊德舉辦了一個講習班，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應邀前往，接受有關進行塞爾維亞式的“溫和革命”的培訓。幾個月后薩卡什維利便在格魯吉亞成功地發動了“玫瑰革命”，順利登上總統寶座。除了領袖外，美國還大力培養“中堅力量”。2000年3月，美國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希爾頓飯店舉辦“非暴力抵抗講習班”，24名南斯拉夫反對派領導人秘密前往受訓。這些人在專家指導下學會了如何組織罷工、罷課，如何通過手勢進行交談，如何克服恐懼心理，如何動搖一個“獨裁政府”的統治等等。這些人學成回國后很快就投入反米洛舍維奇的街頭政治中。2004年秋，美國派遣1000余人分赴烏克蘭14個州，為“橙色革命”及時培養、輸送了大批骨干。在白俄羅斯，2003年有近200名白俄羅斯“民主活躍分子”赴美參觀、受訓，50名白俄羅斯青年參加美國政府組織的“未來領導人”項目赴美學習。

　　面對美國推行“天鵝絨革命”的種種手法，我們應該嚴肅對待。應該看到，中國作為現在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美國是視為眼中釘的，非欲除之而后快。正如鄧小平指出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44頁)美國加緊對我國推行西化、分化的戰略，力圖在中國也搞一場“天鵝絨革命”，而我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在美國的支持下也蠢蠢欲動。2003年搞的那場“民間修憲”鬧劇，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因此，我們對已經發生的“天鵝絨革命”必須認真總結，未雨綢緞。

　　三、預防“天鵝絨革命”是一項系統工程

　　在當前國際國內的形勢下，“天鵝絨革命”的危險是客觀存在的。為了預防“天鵝絨革命”，我們必須加強國家的專政工具。在出現政治動亂的情況下，運用專政工具維護政局的穩定、社會的安定，是完全必要的。正如鄧小平指出的：“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5、379頁)民主與專政是統一的，只有對極少數敵人實行專政，才能夠充分保障絕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權利。對少數鬧“天鵝絨革命”的自由化分子進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并對其中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進行處理，這是理直氣壯的，也不會影響我國的聲譽。對此不應該有任何顧慮。

　　但是，對于“天鵝絨革命”這一類危及政局穩定的事情，僅僅依靠專政機關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把注意力放在預防上，防患于未然。預防“天鵝絨革命”事關黨的執政地位，這是一個涉及各方面工作的系統工程。至少有以下幾項工作應該作為基本措施經常予以關注。

　　首先，在思想上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做好意識形態工作。胡錦濤同志多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同我們激烈爭奪的重要陣地，如果這個陣地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喪失政權。敵對勢力要搞亂一個社會、顛覆一個政權，往往總是先從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突破口，先從搞亂人們思想下手。從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教訓看，當時戈爾巴喬夫提出‘意識形態多元化’，提出所謂‘公開性’，放棄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結果導致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甚囂塵上，這成為蘇聯解體、蘇共垮臺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必須充分估計到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復雜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著重反對了對馬克思主義作教條化理解這一錯誤傾向，解放思想，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不可否認的是，出現了照搬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理論的“洋教條”、“洋迷信”的傾向，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遭到挑戰和削弱。在理論工作和改革實踐中新自由主義泛濫，經濟上主張私有化，政治上宣揚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這種公開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占領了相當大一部分輿論陣地，影響了相當大一批群眾。如果讓這股思潮蔓延下去，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失去自己的思想支柱，就有可能為“天鵝絨革命”打下思想基礎。這并不是危言聳聽。現在，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批判和清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理論的影響，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已是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

　　其次，在組織上必須使各級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這是共產黨能不能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防止“天鵝絨革命”的關鍵問題。只要我們的各級黨政干部都是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不是謀求私利的人，那么，不管國內外敵對勢力掀起多大的風浪，我們的政權都會是穩如泰山的。怕就怕我們的干部隊伍出問題。鄧小平指出：“中國的穩定，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要有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性強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證。”(《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93頁)他強調配備各領導班子時，要選那些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斗爭中經得起考驗的人。所以他在選拔干部時始終把革命化放在首位。我們必須堅持這條干部路線，不能把我們的黨政干部僅僅當作只是處理具體事務而不問政治傾向、政治觀點的那種“公務員”。要知道，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而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占有絕對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干部不問政治，不分姓“社”姓“資”，就會自發地倒向資本主義，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如果主動地把我們的干部送到美國去培訓(例如把哈佛大學當作自己的干部培訓基地，規定不接受這種培訓就不能提拔)，讓他們接受美國的“洗腦”，那更是正中美國之懷、做美國夢寐以求的事了。那樣，一旦政治上出現風吹草動，就不知道我們的干部會倒向那一邊了。

　　第三，最根本的是要鞏固和加強黨的階級基礎。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所謂“天鵝絨革命”實際上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勝負取決于階級力量對比。我們不怕有人反對，因為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由于階級利益的驅動，總會有人反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有人反對并不可怕，怕只怕沒有人堅定地支持，也就是說執政黨沒有可靠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對于執政能力來說，這是決定性的。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之所以在反對派的進攻面前束手無策，根本原因是這些黨推行修正主義路線，迎合資產階級的需要，完全脫離群眾，失去了工人農民的支持，結果敵對勢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情況也是如此。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的反對派實力并不十分強大，但多數群眾在社會危機中保持中立，袖手旁觀，結果政府一觸即潰：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政權之所以能在美國的重壓和國內反對派連續沖擊下堅持不倒，就是因為查韋斯政權的社會政策向勞動群眾傾斜，得到了70%以上的勞動階級的支持。總結已經發生的“天鵝絨革命”的教訓，我們必須十分注意鞏固黨的階級基礎，保證工人農民的主人翁地位，維護他們的利益不受侵犯，使廣大人民群眾始終站在黨的一邊，成為捍衛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堅力量。這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預防“天鵝絨革命”的根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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