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盲目性危機：馬克思批判的幽靈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告：“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游蕩。”【1】經過長達兩個世紀多的神圣圍剿，這個幽靈似乎在地球表面被徹底驅散了，人類對于自由市場的經濟體制和代議制民主政治體制的信仰重新煥發出凈化過的神圣光輝。

　　然而，現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的經濟危機或者說商業周期，一次又一次地將馬克思批判的幽靈重新送了回來。

　　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一步步地演變為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已經成為20世紀20年代末大蕭條后最為嚴重的一次危機。雖然我們還無法確知這是資本主義痼疾的又一次間歇性爆發，還是超越這種周期性的特征，資本主義持續走向衰落和蕭條的征兆，如恩格斯說的那樣處于一個不斷縮小的，趨于毀滅的循環中。【2】但是這已經足以令我們反思，馬克思的批判到底哪里是對的?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剩余價值的剝削，以及資產階級民主虛偽性的批判廣為人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更為深刻的批判是關于資本主義盲目性的批判，這一批判超越了器物層面和具體制度層面，已經深入到人類社會如何運用知識和客觀規律的層面。

　　1868年，《資本論》第一卷出版的第二年，馬克思在寫給他友人的一封信中簡明地概括說：

　　資產階級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3】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地分析了隱藏在價格波動、周期性經濟危機之下資產階級社會盲目性深刻的根源，他將其稱為商品的拜物教。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勞動被異化為物的形式，勞動的價值被異化為產品的價值量，自覺的勞動協作被異化為盲目的物與物的交換。他說，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過程中，勞動產品采取了商品的形式，使其具有了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的神秘性質。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的形式，物質生產過程中的形態的這一轉換使得人類喪失了在魯濱遜孤島上所享有的和自己勞動產品之間的簡單明了的關系。經濟規律以當事人的無意識活動為基礎，盲目地、自發地、強制地起到調節作用，為自己開辟道路。

　　而當物質生產過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商品世界的神秘性和所籠罩著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又重新恢復了作為自覺的人類所有的簡單明了的關系。生產上，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恰當的比例;分配上，勞動時間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所占份額的尺度。【4】

　　恩格斯進一步闡述道：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的混亂和經常性的危機，就是這種異己的、自發的力量對人類統治的表現。它只有被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自覺的去運用這些規律，人類才能真正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第一次實現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5】

　　事實證明，恩格斯這里走得太遠了，就如同人類永遠不能擺脫其動物性一面一樣，人類也無法擺脫其盲目性的一面，人類社會也無法徹底擺脫自發協調的作用。然而，當哈耶克等宣稱社會主義者對自覺性的追求不過是“致命的自負”，宣稱運用集中的理性來實現人類社會的協調不過是一種建構主義的虛妄之時，他們又在另一個方向上后撤得太遠了，將人類社會降格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由盲目的叢林法則支配的達爾文世界。是的，在這個世界里，“自然法則”展現了美妙的、值得人類贊頌不已的協調和適應的智慧，但是，作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難道不是應該并且可能追求更高一級的協調和適應的智慧嗎?

　　對于“盲目”的“自發秩序”的崇敬正統治著發達資本主義的“文明世界”，并成為當前愈演愈烈的資本主義體制危機的深刻根源。當然，這種盲目的自發協調并不是集體非理性的，而是一種單弱的集體理性（thin rationality），最為經典的是亞當·斯密關于看不見的手的論證，個體的自利自動地促進了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哈耶克等人進一步將這一種協調方式概括為“自發秩序”，價格協調機制就如同經濟學中的一臺永動機一樣，可以自發地不斷運轉下去。【6】

　　新自由主義者對自發秩序的理想化描述不過是充滿溢美之詞的陳詞濫調，事實上，任何制度都是人類所建構的，它的運行也都是有成本的，只是在效率比較中，才具有相對的優勢和劣勢，沒有絕對理想的經濟制度安排。布羅姆利挖苦說，哈耶克在沒有免費午餐的經濟學世界里找到了一頓最大的免費午餐。【7】斯蒂格利茨說得更為直接，他說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之所以看不見，是因為它根本不存在。

　　馬克思當年對資本經濟體系只是局限于生產和交換盲目性的批判，到今天資本主義已經演變到列寧所說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盲目性以一種更高的、更深刻的形式表現出來，虛擬的金融資本與其所服務的實體經濟相背離，在金融資本家的貪婪的驅動下，成為投機賭博，掠奪財富的手段。恩格斯當年痛斥的那種盲目的、破壞性的叢林法則，以一種更加殘酷的也更加腐朽的方式表現出來，以一種“贏家通吃”、“莊家通吃”，1%精英與99%大眾尖銳對立的方式表現出來。【8】資本主義金融業的高度工具理性和集體行為的盲目性之間的沖突，以一種荒誕的形式表現出來。

　　二、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的盲目與短視加劇了危機

　　人類創設政府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為了克服根植于人性中的短視和狹隘，正如休謨指出的那樣，由于人類的意志和情感天生容易受“在空間和時間上和我們接近的事物”的支配，因此，人類天生就是舍遠求近的天性，換而言之，人類受限于短視和狹隘的利益，不可能“通過一種共同的目標和目的上的合作”來實現共同利益。因此，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來保障其公共的和長遠的利益。【9】

　　然而，現代西方國家政府運行的原則卻從根本上背離了這一初衷，政治體制本身也陷入了短視和狹隘之中。政黨的核心目標是競選，當選的政黨追求的是黨派利益和短期利益，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典型的機會主義和民粹主義，“在我身后管它洪水滔天”。【10】政黨政治是典型的向選票負責，而不是向人民負責;更多的向精英負責，而不是向普通人負責;更多的是考慮短期利益，而不是長期利益。【11】難怪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恩格爾不無沮喪地說：“當中國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規劃的時候，我們(指美國)的一切計劃都是為了下一次選舉。”

　　這種短視和愚蠢是指體制的短視和愚蠢，而并非指個體缺乏遠見。美國有世界上頂級的智庫、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家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出謀劃策，華盛頓充滿了各種高明的政策見解和政策辯論，問題是始終無法達成共識，并依據共識制定政策，更無法轉化為有效的行動。

　　政治共同體既無法就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達成共識，政客們整日忙于相互攻訐、相互否決，更無法采取有效的行動去推動公共利益的實現;不同層級、不同派別之間相互掣肘、相互拆臺，使得許多顯而易見利國利民的舉措長期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例如醫療保險這種政策的推行，有入門經濟學知識的中學生都明白是收益遠大于成本，然而卻經歷了十多年的政策辯論，無法推行，明明有利的事情不去做，這種制度難道不應該被稱為愚蠢?即便是充滿智慧和使命感的現任總統奧巴馬，也是深感無奈。2012年1月，在他第一屆任期的最后一次國情咨文中，他哀嘆，整個華盛頓已經處于四分五裂、一事無成的困境之中。【12】2013年1月，在他新一任的就職宣言中，他更是大聲疾呼，時移世易，美國需要做出改變以應對挑戰，保障個體的自由，最終需要集體行動。【13】然而，正如他第一屆任期中已經證明的那樣，真正的改變并不可能發生，除非來一場大得多的危機。

　　三、結語：陷入長期迷茫的西方國家

　　華爾街的自私和貪婪，華盛頓的短視和無能已經成為整個西方世界危機的一個縮影。與社會個體、組織的高度的目的性與理性化相伴隨的是社會、國家整體的盲目性與非理性化。國家作為集體人既無法識別自身的發展目標，又無力推動發展目標的實現，對社會的積弊更加無力通過有效的變革加以清除。就如同發達國家中那些數十年如一日的道路、住宅、機場、橋梁一樣【14】，確實是往昔驕傲的見證，同時也是整個體制僵化和老化的象征。資本主義體制已經逐步喪失其初生時的朝氣和壯年時的活力，雄心勃勃的務實主義哲學已經被僵化停滯的教條主義哲學所替代，過去的光榮確實值得捍衛，但是更為關鍵的是未來要到哪里去。這種集體人對于“我要到哪里去？我如何到那里去？”的根本性迷茫，已然成為西方總體性危機的根源。

　　【1】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美國布倫納教授認為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日益走向蕭條和危機的一次總爆發。參見布倫納：《高盛的利益就是美國的利益——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源》，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2)。

　　【3】馬克思：《致路·庫格曼》(1868年7月11日)。

　　【4】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88~10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參見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633~6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參見布羅姆利：《充分理由：能動的實用主義和經濟制度的含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布羅姆利：《充分理由：能動的實用主義和經濟制度的含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美國1%最高收入人群擁有全國25%的財富，這是1980年水平的2倍，而10%最高收入人群的財富同期增長了3倍。參見李昕：《斯蒂格利茨：美國貧富差距加大》，財新網，2013年1月25日。

　　【9】參見大衛·休謨：《人性論·政府的起源》，375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10】參見胡鞍鋼：《中國夢想與中國道路：暢談黨的十八大》，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11】紐約大學教授李淯(Ann Lee)批評美國的政治體制：“政治家本應為國家制定長期政策，結果反而受制于制度，被迫思考中短期問題，以求再次順利當選，保住職位。全面改革稅收制度是長期方案，可以解決深層結構問題，但承諾全面大幅度減稅可以取悅選民，后者顯然更有利于贏得選票。”她還引述曾經為希拉里·克林頓工作過的一位職員的話：“希拉里做紐約參議員時，她的政策陳述都是根據手下職員頻繁調查得來的短期民意寫成的，根本沒有其個人觀點。”(李淯：《美國能向中國學什么?》，80、85頁，北京，紅旗出版社，2012。

　　【12】美國總統奧巴馬1月24日發表國情咨文，白宮新聞秘書辦公室文稿。見《參考資料》，2012年1月30日，第16期。

　　【13】President Barack Obama's 2013 Inaugural Addres，Monday，January 21，2013，http://www.nydailynews.com.

　　【14】弗里德曼說：“洛杉磯國際機場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灰暗、狹小的登機口就像一個20世紀70年代的過期電影明星，雖然曾經風光無限，但是那張幾經修飾的臉龐仍然掩飾不住歲月的皺紋。從許多方面來講，洛杉磯機場、肯尼迪機場以及賓州車站就是我們美國最好的寫照，年久失修的美國已經成為‘延遲維護合眾國’”。(托馬斯•弗里德曼、邁克爾•曼德鮑姆：《曾經的輝煌——我們在新世界生存的關鍵》，240頁，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基礎設施的老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制度的老化和僵化，紐約大學教授李淯說：“總體上說，兩黨之間的對峙造成了美國現在的基礎設施年久失修的狀態，近百年來，美國的多數電網和橋梁從未進行過更新。”李淯：《美國能向中國學什么?》，85頁，紅旗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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