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以色列追蹤我?
Azmi Bishara
我是一名來自拿撒勒的巴勒斯坦人(拿撒勒:巴勒斯坦北部古城),也是一名以色列公民,不久前,還是以色列議會的一名議員。
但如今,我處在對法國德雷福斯事件的不無諷刺的回想中------ 那次事件中一位法國猶太人被控告對他的祖國不忠,如今,以色列政府正在控告在7月份那次針對黎巴嫩的失敗戰爭中我在幫助敵人.
以色列警察顯然懷疑我在給國外機構透露情報并獲得金錢回報。以色列法律中,任何人------不管他是新聞記者還是私人朋友,都可以被以色列安全機器認定為是一個“國外機構”,這種控訴的后果,就是人身監禁,甚至是死刑。
對我的這種斷言是荒謬可笑的,眾所周知,真主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敵人------獨自收集了有關以色列的大量安全情報,這些情報遠遠超出以色列議會里阿拉伯議員所能提供的。此外,不像那些在以色列議會中與暴力行動有關的議員,我從來沒有使用暴力,也未參與戰爭。相反,我的工具和手段,僅僅是著作、文章以及演講中的簡單字句。
我所極力抵制和否認的這種“草率定罪”,僅僅是以色列試圖壓制我和其他一些人的眾多手段之一,這些人為巴勒斯坦籍阿拉伯籍以色列公民權益而奮斗-------努力讓他們生活在一個由全體公民共同擁有著的以色列,而不是一個讓猶太人處處享有特權、讓非猶太人靠邊站的以色列。
1948年以色列國成立,70多萬巴勒斯坦人因恐懼而逃離,我的家人作為極少數的一部分人,擺脫了這一命運,選擇繼續留在祖輩生活的這塊土地上。以色列,做為一個只為猶太人建立的國度,立即著手把我們轉換成我們自己的國家里的“外國人”。
以色列建國的前18年,我們,作為以色列的公民,生活在被法律認可的、足以控制我們每一行動的軍事管制之下,我們親眼看到,在被摧毀了的巴勒斯坦村莊,猶太人的以色列城鎮一個個誕生。
今天,我們占以色列人口的20%,我們并沒有喝別處泉中的水,我們參與議會的選舉和被選舉,但是,我們卻在生活的所有領域面臨著歧視,法律歧視,制度歧視,無法言及的歧視。
20多部以色列法律無所顧忌地給與猶太人比非猶太人更多的特權。比如,《以色列公民與入境法》給予來自世界任何地方的猶太人“自動”的以色列公民權,然后,卻拒絕給予巴勒斯坦難民返回1948年被迫離開的自己祖國的權利。《人類尊嚴與自由基本法》-------以色列的“權利法案”,更多地把這個國家定義為“猶太族的”,而不是它的全體公民的。因此,以色列更大程度上是為那些生活在洛杉磯或者巴黎的猶太人而存在,而不是為其本國內的巴勒斯坦公民存在!
以色列自己也承認,它將成為只容許一種特殊宗教群體的國家。任何尋求民主途徑的人都將不得不意識到,在這樣的環境中根本不存在平等的公民權。
我們的大部分孩子上的是被單獨隔離的、不平等的學校。根據最近的民意調查,2/3的以色列猶太人拒絕與一個阿拉人為鄰,將近一半的以色列猶太人不允許一個巴勒斯坦人進入他們的家。
在以色列,我的確使自己穩住情緒, 使怒氣平息。除過我在上面所談到的一些問題外,我還要呼吁黎巴嫩人民的權利!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以此來抗議以色列的非法軍事占領!我并不認為,那些為自由而戰的人們是我的敵人!
我的言辭也許使以色列猶太人感到不適,但他們無法否認我們的歷史和身份。畢竟,不是我們,而是以色列猶太人移民并遷居到這片土地。
在我擔任議員的幾年里,總檢察長指控我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這項指控已經撤消),游說議員宣告我的“議員免責權”無效,取締我的政黨參與選舉的資格(但并未成功)------所有發生的這一切,僅僅因為我堅持以色列應該是一個為全體公民所有的國家,僅僅因為我聲明反對以色列的軍事占領行為。去年,內閣成員Avigdor Lieberman------一個來自摩爾多瓦的移民------居然宣稱,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在這兒沒有地方”,我們應該“捆綁起行李,然后消失”,當我跟一個來自哈馬斯的巴勒斯坦權力領導人會面后,這位Lieberman號召給我執行死刑。
以色列政權正試圖不僅脅迫我,而且脅迫所有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但是我們不會被嚇倒的,我們不會在我們祖先的土地上向永久的奴役屈膝,也不會讓他人割斷我們與阿拉伯世界的天然紐帶。The Israeli美國人從他們自己曾經的制度歧視歷史中知道,他們為了對付那些民權領導人而采用的一些手段,比如:電話竊聽、警察監視、政治上非法化、不經控告草率定罪。在這個時代,當全世界不再容忍這些與民主相去甚遠的行為時,以色列依然重操舊業。
既然如此,為什么美國政府依然全力扶持一個將一切都建立在種族和信仰歧視之上、并為此而不惜犧牲其本國國民的國家?
作者:Azmi Bishara,
曾經是以色列議會的一名會員,4月份提出辭呈。
本文刊登于《洛杉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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