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眼，當時沸沸揚揚的“華裔間諜科學家案”已經過去11年有余。李文和也回到了自己平靜的生活中。然而，斯文的李文和仍然堅持美國政府欠他一個正式道歉。在獄中他曾說：“一個像我這樣的中國人，不論多么聰明，多么努力，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

　　出獄后，他將回憶錄取名為《我的祖國起訴我》，其苦澀難言之情溢于紙面。

　　從聯邦調查局6小時的詢問開始

　　李文和，1939年生于臺灣南投。自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畢業后，24歲的李文和帶著不多的美元，懷揣著美國夢，像成千上萬的普通中國留學生一樣赴美深造。7年后，他在得克薩斯農工大學(TexasA&MUniversity)獲得了機械工程學博士學位。離開大學校園后，他于1974年順利加入美國籍，1978年走進美國頂尖國家級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這里曾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李文和在這里一干就是20年，靠天分和努力成了“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他研究的多種核反應堆及其模式被許多國家所采用，為防止核泄漏立下赫赫戰功。他計算出的一個常規武器形狀和威力的方程式甚至被應用到了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

　　這種平靜安寧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了1998年。正在籌劃在第二年退休的李文和被拋入了兇險的政治深谷。由于被懷疑“向中國泄露核機密”，他接受了聯邦調查局的詢問和長達6小時的測謊檢查。在長達6小時的詢問中，毫無經驗的他說了許多此后成為罪證的話。他回憶道：“我太遲鈍了，沒有看出他們的花樣。”特工和善的外表欺騙了他。

　　李文和不斷回想可能發生的事情，想證明自己的清白。比如，自己曾經在1987年夏天，為實驗室雇傭過一位來自中國的、在匹茨堡大學學習的學生，擔任自己的實習生。又如，自己在1988年在中國開會時，曾經有一位名為胡思德的科學家到下榻的飯店來拜訪自己——而胡思德正是中國核彈小型化方面的帶頭專家，雖然李文和對此毫不知情。特工繼續追問他，中國之行之后是不是還和這些科學家保持聯系?李文和經過回憶之后，承認曾經收到過一兩封信，向他索要他發表過的一些非涉密文章。他在不違反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規定的情況下，寄出了這些文章。此后的幾年中，他和一些中國科學家互相寄過圣誕賀卡，不過之后這些聯系就中斷了。

　　這一系列碎片組合起來，讓聯邦調查局認為已經“鎖定”了其間諜的身份。于是，他們決定對李文和進行測謊檢查。雖然有些惱怒，然而單純的科學家李文和認為“測謊儀不會撒謊”。于是，1999年2月10日，他在運通假日酒店的房間里接受了這次測謊檢查。他拿到一份文件，上面聲明此項檢查過程不錄像也不錄音，受檢查人有權請律師，也有權拒絕檢查隨時離開。李文和帶著華人“身正不怕影子歪”的天真邏輯，在未請教過律師的情況下在文件上簽了字。緊接著，測謊檢查就開始了。

　　測謊問題由日常問題和目標問題穿插構成。兩個目標問題“你有沒有把W-88(核彈小型化技術)的信息給過未經許可的人?”和“你有沒有把核心武器代碼給過未經許可的人?”穿插在“你結婚了嗎?”“你是否討厭黑人?”“你違法進行過賭博嗎?”之類的日常問題中進行測試。李文和回憶道：“整個上午，我們重復了好幾套類似的問題。每一套都包括那兩個主要問題，再加上其他一些問題……我右胳膊上的血壓計皮囊綁得太緊，我的手指都麻木了。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我的手指好幾次都出現跳動或者抖動。接在我大拇指上的線也太緊，緊得有點疼。”

　　看著測謊儀上顯示的結果，一位名為里奇的特工皺著眉對李文和說：“文和，你沒有通過測試。”李文和對此結果毫無心理準備，頓時陷入手足無措的情緒中。“我想你大概無意中對中國科學家說了一些機密的東西。”里奇說道，“你能不能想一想你是不是做過這樣的事情?比方說，是不是無意中把引爆點的信息告訴了他們?如果你說了，那就告訴我，我會想辦法幫助你的，因為對無意所犯錯誤的懲罰是很輕的。”

　　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李文和說出了更多對自己不利的“供詞”。比如，1988年在和中國科學家的會談中，自己也許說過一些技術應用的話題，比如起爆之后噴氣形成的問題、有關拉格朗日算法和模擬粘質的方程，等等。但是，用李文和自己的話說：“這些都是非機密的話題。多數工程技術類的大二學生都能理解。”聽他這么說，特工里奇搖了搖頭道：“文和，現在就承認吧，這是我能幫助你的最后一次機會了。如果不承認，你走出這個房間之后，我就幫不上你了，而且你也許會被抓起來。”“可是我不能說這樣的話，因為我從來就不是什么間諜。”李文和說道。“那我們等著看看吧。”里奇微笑著，富有深意地說。

　　不斷收緊的網

　　果然，這張大網漸漸向李文和收緊。緊接著，不利的證據一再出現。一份錄音談話表明，李文和曾于1982年與一位來自臺灣的、工作于加州勞倫斯利佛莫爾國家實驗室的華裔科學家進行過交談。此人是一個代號“老虎陷阱”的美國政府調查行動中被偵查的嫌疑人物。一個名為“志趣相投分析小組”的專業組織向聯邦調查局提交了一份關于“李文和間諜罪嫌疑”的報告。

　　報告稱：雖然近幾年來核武器研制進展突飛猛進，但中國若單憑自己核科學家的力量是根本完不成三級跳的，因此，這里必定有美國技術在助威……而臺灣出生的核科學家李文和曾專門到過中國，與中國核科學家進行過研討與交流，加之他還有“接觸、下載和轉移絕密情報的便利條件，完全有可能將美國最尖端的核武器技術資料透露給中國”。這份報告提交到了能源部的前反情報主任諾托拉•特魯洛克手中，并成為了啟動對李文和進一步“偵查”的導火索。

　　1999年3月，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在時任美國能源部長理查森的重壓下，被迫解雇李文和。解雇通知書上這樣寫道：“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立即中止對你的聘用，特此通知。”與此同時，嗅到“新聞價值”而來的媒體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紐約時報》頭版報道稱：“中國利用我們的核技術大大推進了核彈頭小型化過程……這個洛斯阿拉莫斯的計算機科學家是個華裔美國人……嫌疑人沒有按規定匯報他的香港之行。在香港……(聯調局)發現這個科學家從美國運通卡上取款七百美元的記錄。調查人員懷疑他用這些錢買了去上海的機票。”隨著解聘消息的傳出，各主要報紙、電視臺和網站都大篇幅報道了這個“僅次于羅森堡夫婦的華裔間諜科學家”。李文和回憶道：“一夜之間，我們那條街上就冒出許多新聞記者、電視衛星轉播車……他們在我家的園子里踐踏……跟我們的鄰居搭話：‘你們知不知道你們的鄰居是個間諜?’”

　　李文和在此時，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他后悔地對女兒李純宜說：“你是對的，我在接受詢問時，應該請個律師。”此前，李文和身上的傳統華人基因讓他并沒有采納這個建議。“在此之前，我唯一一次聘請律師是為了立遺囑。就那么一件很簡單的事，就花了我兩百美元，我覺得這一點點小事收費實在太高了……在我看來，律師的工作總是令人倒胃口——在別人倒霉的時候發人家的財。這不像搞科學研究那樣堂堂正正——這是我遇到這些麻煩之前的想法。”直至被解聘，并被告知可能因此獲罪后，他才開始意識到自己當時頭腦過于簡單了。

　　李純宜的一個朋友在紐約法學院學法律，幫助她和奧梅爾維尼-邁爾斯法律事務所取得了聯系。她給一位名為馬克•霍爾舍的律師留言時，幾乎哭出聲來：“你看到那些說有人為中國從事間諜活動了吧?那個人是我的父親，只不過他不是間諜，他是清白的。他需要一位律師。你能幫助我嗎?”霍爾舍律師后來說，他之所以回電，是因為李純宜的聲音非常懇切。他在回電中言簡意賅地說：“把電話掛上。如果聯調局找你們，告訴他們你們有律師。盡量避免與記者接觸。到洛杉磯來找我。”

　　在他的辦公室里，華裔律師蒂娜•華和霍爾舍律師共同接待了李文和。他們告訴他，事務所還未決定是否接受他的委托。因為事務所中的部分律師亦在為能源部工作，而這次的對手又是聯調局、政府和實驗室。好在第二天，霍爾舍律師帶來了好消息，事務所允許他擔任李文和的律師。不過他亦約定在先，事務所在這件案件上的投入是很有限的。而且，一旦進入刑事訴訟階段，事務所將退出代理。因為進行間諜庭審辯護的開銷可能高達數百萬美元。無論如何，有了律師的幫助，李文和與政府之間的差距顯得不再那么懸殊。

　　囹圄270天

　　1999年3月5日，聯邦調查局在搜查李文和的辦公室時獲得了“意外驚喜”。他們發現了一張打印清單，記載著李文和從1989年到1994年期間自機密計算機上拷貝到非機密計算機的文件記錄。他們還在辦公室內發現了一些文件備份用的磁帶，盡管磁帶上已經沒有內容，卻可以查到利用這些磁帶進行文件拷貝的痕跡。這就是后來起訴書中所稱的“李文和共移動和拷貝的15個秘密文件和機密文件”。這一證據的發現，使得事件迅速升級。

　　李文和回憶道：“現在我們受到了聯調局24小時的不間斷監視。”聯邦調查局向大陪審團提交的案件材料，將焦點集中于李文和下載文件和復制磁帶的問題之上，并開始搜查其與大陸或臺灣之間的匯款與郵遞往來。似乎這個間諜罪的證據鏈條即將“合龍”。

　　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霍爾舍律師前往華盛頓，與司法部的律師探討這起案件。為了這次見面，霍爾舍律師準備了一份長達28頁的材料，內容是關于從保密計算機系統中把材料下載到非保密計算機系統的行為可能會導致什么樣的起訴。他盡力將公訴方的注意力從間諜犯罪轉移至私自下載和拷貝機密文件這項違法行為上來。他向公訴方說明，聯邦調查局不過是想找李文和來作中國核間諜案的替罪羊，但是如果將李文和定罪為間諜罪，勢必會引起對其他類似事例的調查，并追究整個軍方安全系統方面的責任。這次會談相當程度上影響了最終案件的走向。

　　1999年12月10日，聯邦調查局決定逮捕并起訴李文和。李文和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時說：“我正在切菜準備做午飯。他們(律師們)接到聯調局一個電話，說他們的特工已經出發，要到洛斯阿拉莫斯來逮捕我，15分鐘之后就會到我家……幾個月來，我的律師一直在談我可能遭到起訴的事，可是我卻沒有意識到我會被逮捕，被取指紋，被拍照，被戴手銬然后被關進監獄——完全是對待罪犯的辦法……到下午3點30分的時候，押解人員把我從牢房帶進一部電梯，然后從后門進入法庭。在進去之前，他們取下了我的手銬。這很快就成為我的家常便飯——戴上和取下手銬和腳鐐，顯然司法部不想讓記者和公眾看到我戴著手銬和腳鐐的樣子。”

　　法庭審判期間，李文和被關押在康奈爾教化所。他回憶道：“我被帶進一個小牢間，只有牢門上有一扇小窗。他們給我戴上手銬和腳鐐。只讓我留下兩件內衣，把其他東西都拿走了……已經快晚上9點了，我實在饑餓難忍。我的家人還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獲準打了進監獄當晚的第一個電話……此后一個月，他們再也沒有允許我跟家人通過電話。”

　　此時霍爾舍律師面臨著他執業以來最艱難的抉擇。是根據事先與李文和簽訂的合同，退出這件麻煩棘手的案件，還是繼續下去，與能源部和聯邦調查局對抗到底。律師事務所專門召開了一次管理委員會會議商討此事。這場官司的費用將會高達上百萬美元，而李文和的經濟狀況很可能承擔不起。而且事務所的有些律師同時還是能源部的代理律師，李文和案無疑可能會對未來的業務產生影響。

　　霍爾舍律師和他的搭檔丹•布津律師在這次會議上展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決斷。他們向訴訟部主任說道，幫助一個處于困境的人，是一個律師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而且，奧梅爾維尼-邁爾斯律師事務所一直有一個傳統，那就是優先代表那些需要律師幫助的人。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們商議了很久，最終同意了霍爾舍律師繼續免費代理李文和案的請求。當他把這個消息帶給李文和時，故作輕松地說，“未來你要燒頓飯或帶我去釣釣魚來感謝我”。然而管理委員會并不這么輕松，他們要求霍爾舍律師論證他將如何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盡可能打贏這場官司，并且明確地告知他，如果訴訟失利，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管理委員會對他的判斷。這場賭上了律師生涯前途的斗爭，將繼續到底。而此時，李文和已經在教化所里關押了9個月，整整270天。

　　罕見的法官道歉

　　案件的轉機出現在2000年3月。霍爾舍律師查閱了無數文件后，有了一個重大發現。在李文和非法下載“機密”代碼的1993年和1994年，這批文件僅僅是內部資料，還未確定密級。它們被改成機密文件和秘密文件的時間，是1999年4月——當時，李文和已經被解聘一個多月了。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文件密級分類中，“內部資料”指的是一種非機密數據，科學家在使用它們時，無需將其鎖進保險柜，也無需將其保存在保密計算機中。

　　這一發現直接動搖了起訴書的基礎，也使公訴方感到受挫。與此同時，一些亞裔法律組織和人權組織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2000年6月8日，舊金山的亞裔法律協調會、華人促進會、華美協會、日裔美國公司全國委員會以及其他一些組織發起了“全國憤怒日”活動。亞裔組織認為，李文和案背后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

　　華人促進會還發起募捐，在《紐約時報》上刊載了整版的廣告，標題是“李文和與核政治迫害：因系華人而被指控”。內文寫道：“為什么李文和博士至今仍然在受牢獄之苦?他并沒有被指控犯有間諜罪。初期透露出來的消息恰恰相反，聯調局排除了李博士把核彈信息泄露給外國政府的嫌疑……不是由于國際陰謀，而是由于國內政治，李博士深陷于種族臉譜化和種族取人的經典政治迫害之中，面臨著終身監禁。在去年的國會中，再度被煽起的20世紀50年代的核瘋狂，使李博士成了替罪羊，因為他是華裔，而且僅此而已。”

　　輿論也開始漸漸倒向李文和一方。李文和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同事、著名核武器專家里克特博士站出來作證，李文和所下載的“秘密”至少有百分九十九并非涉密文件，而是已經作為公開文獻發表的資料。美國三個最有名的科學學術團體——美國科學院、美國工程學院和美國醫學院也開始公開批評控方，稱李文和已經成了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這一案件“使美國司法體制丟人現眼。”

　　2000年8月30日，負責審理李文和案的帕克法官作出了同意保釋李文和的裁定，理由是需要李文和與律師一起查找與辯護有關的證據。然而公訴方向第十巡回上訴法院提起上訴，聲稱釋放李文和將會給國家安全帶來無法挽回的危害。與此同時，公訴方和辯護律師開始就辯訴交易開始進行磋商——原來指控李文和犯有59條罪狀、打算判他終身監禁的公訴方此時已經亂了陣腳，主動提出了辯護交易條件：如果李文和承認59項指控中的一項“非經批準獲取并控制與國防有關的文件和文字材料”罪，那么公訴方愿意撤銷其余58項指控。這一辯護交易很快于2000年9月13日達成并生效。

　　法庭上，帕克法官在宣布結案之后，用深沉而權威的聲音對李文和道歉：“我認為你審前被羈押在圣菲縣拘留中心，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和全無必要的懲罰，蒙受了極大的不白之冤……雖然執法部門對你進行了指控，但是根據法律你還是清白的……去年12月或者在對你進行審訊之前的任何時候，都沒有必要將你羈押……李博士，對于執法部門在你被羈押期間對你的不公正待遇，我真心實意地向你道歉。”接著他宣布休庭。李文和側過身問霍爾舍律師：“法官是不是通常都這樣說話?”“不，文和，這非常罕見。”霍爾舍律師眼中含著淚答道。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正義已經得到實現。李文和仍然被判定為有罪，這項罪責只給他帶來9個月的刑期。雖然由于他此前已經被關押278天，超過了刑期而獲得當庭釋放，然而這兩年多的折磨與不公，仍然給李文和與他的家人帶來了重大的傷害。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美國夢幻滅了。”

　　明白這一點之后，李文和開始了洗刷罪名的奔波。他開始起訴美國聯邦政府和5家媒體，指控他們非法侵犯了他的隱私，破壞了他的生活，并且對他施加了不公的對待。這些艱難的訴訟，獲得了積極的結果。2006年6月3日，美國聯邦政府和5家媒體組織(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紐約時報、美國廣播公司和美聯社)宣布他們會一起向李文和支付160萬美元。然而這項象征性的賠款是否足以撫平他心中的不公與傷痛呢?恐怕只有李文和自己才能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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