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占領華爾街”看“美式民主”的非民主本質特征

　　宋小川

　　【內容提要】本文從“占領華爾街”運動導致“美式民主”模式運轉失靈入手，剖析了五種廣為流行的“美式民主”運轉模式，系統地揭露了這些模式在實踐中的扭曲和誤導作用，并從平等、自由、人權和民主的關系等角度，揭露了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權為本國少數特殊利益集團服務這一非民主的本質特征。文章最后指出，民主和人權經歷了一個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真正的民主和人權只有在全世界范圍內才能實現。

　　起始于2011年9月17日美國華爾街“自由廣場公園”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席卷歐美大地?？棺h者的矛頭直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政治、經濟不平等，高失業率、公司貪婪和腐敗，特別是金融寡頭對美國內政外交的控制和影響?？棺h者們最響亮的口號是：“我們是99%”，直述美國社會1%最富有人口與99%人口在收入和財富等方面日益擴大的差距。

　　風起云涌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無疑是對“美式民主”的挑戰。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實行200多年來，盡管被冠之為最優的制度設計，代表了普世的價值理念，但對于其內在的缺陷，政治學家們是心知肚明的。特別是近年來，兩黨政客出于政治需要，自覺和不自覺地將這些缺陷渲染夸大，挑戰這些制度設計的法律、政治和道德的極限以及民眾的心理底線和接受度，這些缺陷日益顯露出來。

　　“占領華爾街”運動標志著“美式民主”模式運轉的失靈。本文擬對五種廣為流行的“美式民主”運轉模式進行剖析，系統地揭露這些模式在實踐中的扭曲和誤導作用，并從平等、自由、人權和民主的關系等角度，揭露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權為本國少數特殊利益集團服務這一非民主的本質特征。

　　一、五種廣為流行的“美式民主”運轉模式

　　不可否認，美國民主政治制度的運轉和操作模式有其積極的一面，比如聯邦和地方政府提供滿足民眾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資助教育、基礎科學研究、基礎設施建設和環保工程等，但其在實踐中的扭曲和誤導也是昭然若揭的。

　　1.為拉選票做空洞的許諾，愚弄選民，當選后以各種借口違背承諾

　　這種政客的空頭許諾和食言與其說是司空見慣，不如說是無一例外。臭名昭著的是1992年大選時老布什總統“永不增稅”的許諾——“讀我的嘴皮子”和當選后食言的例子。政客們的空頭許諾通常根據民意調查，對那些最受多數民眾歡迎的議案作出大膽許諾，而不顧其可行性，當選后以各種借口違背或修改其承諾。林肯說過，“你可以永遠愚弄一些人，你也可以暫時愚弄所有的人，但你無法永遠愚弄所有的人。”但在選情非常接近的最后關頭，“暫時愚弄一些人”足以勝出。

　　“競選許諾”的廣為流行，使得“中位數投票者”決定選舉結果。通常選民們的偏好呈雙尾分布，即便候選人的觀點偏左或偏右，但為了贏得多數選票，他們也不得不違心地向中位數投票者的偏好靠攏，當選后再違背諾言。政客們的這種出爾反爾伎倆，使得越來越多的選民對政黨政治產生厭惡感，導致近年來美國大選和中期選舉的投票率呈日益下降的趨勢。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只有63.6%，1960-1995年間美國國會選舉的平均投票率只有54%。根據最新統計數字，2010年美國期中大選的投票率只有41.6%。20世紀90年代初，克林頓曾因丑聞被斥為“騙子”，一位著名主持人的腳注是，所有的政客都是騙子，克林頓堪稱最大的騙子，因為他能夠欺騙絕大多數選民而當選。

　　2.特殊利益集團操縱選情，以傷害選民的利益為代價而獲利

　　盡管現代西方民主采用的是一人一票制，但由于近一半的選民不去投票，而投票的選民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種特殊利益集團操縱選票的影響，因此，這種一人一票制實質上是“美元投票制”的翻版。美國NBC電視臺的晚間新聞中曾經有一個“剪美國羊毛”的系列專題報道，揭露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如何通過政治獻金和游說活動收買聯邦和地方的議員，制定和通過相關法律和議案，從中獲取巨額利益。

　　美國幾個大的特殊利益集團有“大石油”、“大煙草”、全國槍支協會等。近年來石油集團、煙草公司的影響由于海灣漏油事件和煙草公司一系列訴訟案的敗訴而轉入低調，但全國槍支協會的影口向卻以維護公民的槍支擁有權為名日益擴大?？肆诸D曾因主張控制槍支而遭到全國槍支協會的致命攻擊，戈爾也因類似的主張成為其競選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美國的槍擊事件與日俱增，但在近年來的大選中再也無人有勇氣談及槍擊事件了。盡管奧巴馬在競選中低調回避控制槍支問題，美國的各大保守媒體卻不斷地恐嚇選民：如果奧巴馬當選，他會闖入美國的每一個家庭，奪走他們所擁有的槍支。在全國槍支協會鋪天蓋地的宣傳和政治攻勢面前，競有越來越多的選民認同，槍擊事件的不斷發生是因為公民的槍支擁有率不足，如果更多的人擁有槍支，就能更好地保護自己，有效地阻止槍擊事件的發生或減少槍擊事件造成的傷亡率。

　　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為他們的利益過于集中因而易于形成強大的勢力集團。雖然他們通過游說活動得到的經濟利益總和遠遠少于廣大民眾及納稅人損失的總和，但由于廣大民眾的利益過于分散，無法形成強大的游說集團與之抗衡。經典的例子是美國糖業的貿易保護政策。自1816年以來，美國政府對糖業種植主的保護政策使得美國糖的價格高出國際市場兩倍、三倍甚至四倍多。據美國商務部的研究估算，美國消費者每年為此付出的損失超過了30億美元。美國的糖業種植主僅有11000人，這種貿易保護政策相當于美國的消費者每年補貼每個糖業種植主27萬美元。但對于3億人口的美國來說，每個人的損失只有10美元，并且由于糖通常用作其他食品的原料，普通人是不會注意到其價格高出國際市場幾倍多，而且也不會有人為了區區10美金去華盛頓游說國會。對糖業協會來說，只要游說的費用低于其超額壟斷利潤就值得這樣做。美國糖業游說集團近200年慷慨的政治獻金和游說活動，使得美國政客決心讓消費者為“保護”糖業種植主承擔任何負擔和代價。在美國社會，只要有利益集團，就有游說活動。這種特殊利益集團對廣大民眾的掠奪不單單是少數人掠奪多數人的零和博弈，而且少數人的所得遠遠少于多數人所失，因為這種“尋租行為”產生了巨大的“效益損失”。據美聯儲達拉斯分行的統計數字，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在苯型化工品業、皮箱行李業和軟木業，平均為保護一個工作機會每年的成本超過了1億美金，而服裝和紡織業的年保護成本總額達336億美元。

　　3.各種地方議案名目繁多，混淆視聽，勞民傷財

　　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雇傭了大批的職業游說家，不斷地炮制五花八門的地方議案來愚弄選民、從中獲利。這些議案經過精心包裝，措辭隱諱且極具蠱惑性、煽動性和誤導性。反對方也會以同樣的手段對其斷章取義、恐嚇選民。他們時常用名人和頗具影響力的政客支持提案的方式來拉選票，然后用鋪天蓋地的電話、傳單、標語、報紙、電視廣告宣傳等對選民進行洗腦。在近年來盛行的“消極競選”和“誹謗競選”中，競選雙方花費巨額資金不是去宣傳其候選人或議案可能會給選民帶來的好處，而是使出渾身解數，用歪曲、夸大甚至恐嚇等手段攻擊對手，有針對性地渲染競選對手的主張和議案對不同選民階層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近年來的競選經費也年年刷新紀錄，2010年11月美國的期中大選中，加州共和黨州長候選人Whitman又以超過14億美元的競選支出刷新了美國州長競選的經費紀錄。

　　令人窒息的政治攻勢迷惑了選民，使他們面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選擇。多數選民或者對政治日益厭惡而放棄投票，或者盲目地追隨他們的偶像，按他們所屬的黨派或工會的授意投票，而不了解他們投的票是否真正會給他們帶來利益或符合他們的信仰。由于絕大多數選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搞懂五花八門的議案的真正含義，投票贊成的候選人和議案最終傷害選民自己利益的例子比比皆是。

　　4.國內“民主”與國際獨裁——借輸出民主將本國利益凌駕于他國

　　美國政客在處理國內事務方面大談民主、法制，但在國際事務中，當他們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發生沖突時，卻避而不談民主、法制，顯然，其標榜的民主是為自己利益服務的。在許多重大的國際事務面前，他們不僅不遵守多數票規則，而且時常踐踏國際關系的基本法則，粗暴地干涉別國內政，無視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美國發動越戰前，清楚地知道即將到來的公民投票結果會使胡志明領導的越共以壓倒多數當選。由于這種民主制度不符合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違反了他們的反共價值理念，于是，美國就一手發動了越南戰爭，把美國和越南人民帶入了戰爭的深淵，而美國的壟斷資本則趁機大發戰爭橫財。人們記憶猶新的伊拉克戰爭也是同樣，伊拉克本來沒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美國卻“深信不已”，不顧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造成了十幾萬無辜人民的死亡。原因很簡單，因為伊拉克有美國需要的石油。

　　在對華政策上也是同樣，美國政客清楚地知道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是反對“臺獨”和“藏獨”的，但卻以人權衛士自居，在“臺灣”和“西藏”問題上不斷干涉中國的內政。美國的所謂“對臺關系法案”，名義上是保衛臺灣的“民主、自由”，實質上除了在對華政策上打臺灣這張牌外，主要是美國南部幾個州的議員從對臺“軍售”中每年可為本州獲得巨額利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幾年前聯合國選舉了一個美國不喜歡的拉美國家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員國，美國竟以拒絕支付聯合國會費要挾聯合國推翻這一選舉結果。這種公然踐踏國際關系基本法和最基本民主原則的無賴嘴臉，讓我們看清了這樣一個事實：美國的民主定義并不是各國的事務由各國人民自己決定，也不是世界事務由世界人民決定，而是應當由美國人、美國政府歸根結底由美國的利益集團決定。美國的特殊利益集團將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凌駕于美國人民、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之上，這就是美式民主的真諦。

　　5.為拉選票，轉嫁國內矛盾，在國外尋找替罪羊

　　在近年來的這場全球金融危機中，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和日益嚴峻的失業問題使得越來越多的美國選民失去房屋和工作，“美國夢”化為泡影，滿腹怨氣無處發泄。隨著火藥味愈來愈濃的選戰日近沖刺，兩黨政客們趁機借題發揮，使許多選民失去理性、近于瘋狂。美式民主、制度和種族的優越感使他們再也無法保持冷靜并深刻地反省自身，從社會、文化、制度中挖掘失業問題的深層原因，而是氣急敗壞地從新崛起的國家，特別是那些與他們的經濟、政治制度、文化和價值觀念不同的國家中尋找替罪羊。他們無法理性地接受一個長期被打壓的東方大國正在崛起這一事實，竟然把他們的寅吃卯糧文化歸罪于中國的勤儉持家傳統。在2010年底的G20峰會上，他們聲稱目前世界貿易的不平衡是順差國家而不是逆差國家造成的，應該由順差國家承擔責任。這就像一個輸了錢的賭徒責怪借錢給他的人一樣，這種賭棍邏輯遭到了中國、德國、俄羅斯、巴西等許多國家的譴責。

　　中國經濟的強力反彈和回升，特別是近兩位數字的增長率，招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嫉恨，他們紛紛指責中國用“操縱匯率”手段搶了他們的飯碗。據美國《紐約時報》2010年10月9日發表的《中國在競選廣告中成了替罪羊》-文揭露，美國的兩黨候選人忽然間在競選廣告中找到了新的“惡棍”——中國。在美國2010年11月期中選舉前一個月，至少有29位競選人(其中19位民主黨競選人，10位共和黨競選人)直接和間接地在競選廣告中將美國的失業問題歸罪于中國。他們或者指責競爭對手將美國的工作“出口”給中國，或者以祝賀的方式嘲諷對方揮霍美國納稅人的錢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這種愈演愈烈的保護主義聲浪和反華情結在美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俄亥俄州的國會議員在大幅廣告中展現了一條巨龍，用漢語“謝謝”共和黨的競選對手。美中商會前主席Robert A.Kapp感嘆道，他“從未見過中國被美國政客作為如此明顯的拳擊袋”。

　　二、從平等、自由和人權看西方民主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盡管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具體、普遍接受的民主定義，平等、自由和人權被普遍認為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平等是民主的前提，所謂“天賦人權”，應當是所有的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信仰、國界和文化，都享有同等的權利。而在西方國家的實踐中，民主、自由和人權，包括投票權卻采用了雙重甚至多重的標準，人們擁有的權利和自由程度取決于他們的性別、種族、宗教信仰、民族和社會經濟地位以及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這些不平等和歧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牽動著無數敏感的神經，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和人權的虛偽性和欺騙性。

　　1.性別歧視

　　美國憲法開宗明義：“男人生下來就是平等的”，但并不包括女人，直到1920年美國婦女才爭取到普選權。而法國直到1944年，比利時、意大利等國家直到1946年，女性才爭得了普選權。最晚的歐洲國家是瑞士和列支敦士登，這兩個國家的女性直到1971年和1984年才分別獲得了普選權。女性獲得了普選權并不意味著女性與男性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諸方面獲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例如美國的女性收入只相當于男性的77%，雖好于日本(50%)，但遠低于歐洲的一些國家。

　　2.種族歧視

　　美國的黑人幾百年來曾是不享有任何人權的“黑奴”，經過長期的爭取黑人人權運動的殘酷斗爭，他們才擺脫了被奴役的地位。林肯總統稱《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為“釀成一場大戰的小婦人”，但實際上釀成這場大戰的并非這位小婦人，而是1857年的斯科特訴桑弗特(Scott V.Sandford)司法大案。在該案中，美國最高法院裁決黑奴不是美國公民，并以違憲為由廢除了旨在限制奴隸制擴張的1820年《密蘇里妥協案》。“這個判決不僅從憲法高度維護了奴隸制，而且激化了本來已尖銳對立的南北爭執，堵塞了以妥協手段解決南方奴隸制問題的道路，對南北戰爭的爆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惡劣作用”。在美國社會，至今黑人、西裔等其他少數裔仍被普遍認為在法律、教育和就業等方方面面受到歧視，無法與白人一樣享有同等的權利。

　　3.宗教歧視

　　盡管美國號稱宗教信仰自由，但非基督教派受到普遍的排擠和打壓。據統計，美國的基督徒占人口的76%，但其國會議員幾乎無一例外地自稱信仰基督教。很難相信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會選舉一個穆斯林或佛教徒的國會議員或總統。盡管奧巴馬總統一再強調他是個基督徒，然而把他描述為“隱藏的穆斯林”已成了他的政敵攻擊他的殺手锏。奧巴馬總統不斷地呼吁國民提高“宗教寬容度”，所謂的“寬容”，本身就意味著其他宗教被排擠、被打壓的地位。美國歷屆總統每年國情咨文的最后一句話都是“上帝保佑美國”，顯而易見，這里的上帝指的是耶穌基督，而不是釋迦牟尼或穆罕默德。家庭和私人聚會時的祈禱無可非議，而將其作為國情咨文的結語，等同于把基督教定為國教。

　　美國的反恐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宗教戰爭，戰爭雙方的動機都來自或假借上帝的旨意。本•拉登從不諱言這是一場“圣戰”。布什曾把反恐戰爭描述為“十字軍東征”，盡管白宮發言人將之辯解為口誤，但當布什后來被問及入侵伊拉克前是否征求過他父親的意見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征求過上帝的的意見。“9•11”事件后，美國對穆斯林的打壓和迫害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把穆斯林等同于恐怖主義分子。2004年大選時，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因訪問過洛杉磯的西來寺，他與一些和尚和尼姑在一起的電視鏡頭成為布什陣營攻擊他的電視廣告。其畫外音是不言而喻的：一個與和尚和尼姑混在一起的人怎么有資格做一個基督教至上之國的領袖呢?不幸的是，幾個臺灣尼姑也因用省吃儉用積攢的一點錢做“政治獻金”而鋃鐺入獄。

　　4.民族歧視

　　如前所述，在國際事務中，美國從來不認為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穆斯林、中東人和巴勒斯坦人，與美國人享有同等的權利。在一次國際人權研討會上，一位著名的印度學者提出了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能夠加速二戰的結束(這是美國在日本投原子彈冠冕堂皇的理由)，要以殺害幾十萬無辜的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的婦女和兒童為代價，美國是否會這樣做呢?近年來美國在阿富汗襲擊“基地”組織領導人而誤殺平民的事件時有發生，沒有人會相信任何美國政客有膽量以同樣的借口去冒險誤殺美國的平民。據媒體最近披露，美國科學家在1946-1948年間，把696名危地馬拉囚犯或精神病患者當作白鼠，在他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使他們感染梅毒，以便測試青霉素的功效，令人觸目驚心。不管口頭上承認與否，美國人在骨子里從來都認為他們與其他國家人是不同的，他們的血統、價值觀念是優越的，應當凌駕于其他民族之上?？磥?，世界范圍內的人權運動，與馬丁•路德•金在美國領導的人權運動一樣，阻力仍然來自美國。

　　5.政治平等與經濟不平等

　　政治上的平等與經濟上的平等是無法分離的。經濟上的不平等決定了富人比窮人有更多的話語權，他們可以運用巨額資金，通過掌控的游說集團、媒體，使用前面提到的各種手段來選舉他們的代言人或通過對他們有利的法案和議案，獲取巨大利益。“錢能生權，權又能生更多的錢”(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根據美國人口普查披露的最新資料，美國的貧困率已由2009年的14.3%增加到2010年的15.1%，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由2009年的4360萬增加到2010年的4620萬，是該統計數字公布52年來的最大人口數量。美國2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全國家庭收入的份額達到50.2%，其中5%最富有家庭的收入占全國家庭收入的份額達到21.3%，而20%最貧困家庭的收入占全國家庭收入的份額只有3.3%。美國的基尼系數也由1970年的0.394提高到2010年的0.469。據美國勞工部的預測，按此趨勢，美國的基尼系數2043年會達到0.546。

　　三、關于民主和人權的幾點思考

　　1.西方的民主和人權是為其經濟和政治利益服務的

　　如果說，在國與國交往中，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那么，美國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所標榜的民主、人權完全是為其經濟和政治利益服務的。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支持其他國家的獨裁者，操縱、控制甚至發動政變推翻民選合法政府的事件屢見不鮮。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為了與蘇聯抗衡，主動與中國建交，30余年后中國在政治、經濟和民主人權各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和進步，美國卻不斷以“民主、人權”為借口干預中國的內政，這顯然是為其全球戰略利益服務的。奧巴馬總統最近聲稱，美國在世界上的廢氣排放量居第二，卻不提美國的人均排放量相當于中國的四倍、美國累計的排放量居世界之首的事實。2010年底，美國政府又向世界貿易組織起訴中國政府補貼太陽能和風能等環保行業，使美國的環保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與奧巴馬政府倡導綠色經濟、反對溫室效應的理念大相徑庭。

　　美國這個國家從產生那天起，就是靠掠奪和屠殺印第安人起家，“用血與火寫入人類編年史的”。這種充滿邪惡的發家史和建國史造成的自卑感演變到今天，使得美國人無論做什么事情都要進行正義與否的爭辯，最終的是非曲直判斷更多的是基于辯術和許多荒謬的法律條文而不是確鑿的事實。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建立和發展了如此龐大、復雜的司法機構和司法程序的原因。1998年，以向中國出售核機密、威脅國家安全為由，美國華裔科學家李文和被逮捕入獄達9個月之久，但美國聯邦調查局最后的調查結果卻是，除了他是中國人外，“沒有絲毫的證據”?；氖?，李文和是個來自臺灣的科學家，按美國的邏輯，中國政府獲得了核武機密后首先要對付的是臺灣，因此，李文和比任何其他人都沒有向中國大陸出售核武機密的動機。這與其說是無知，不如說是一種政治游戲。每當需要用中國作為靶子時，美國就會把臺灣人說成是中國人，每當他們要打“臺獨”牌時，就會強調臺灣人不是中國人，這種把戲在美國媒體運用得已是如此嫻熟。

　　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也讓世界人民進一步看清了西方民主、人權為其經濟、政治、軍事和戰略利益服務的本質。盡管美國和其盟國在世界各地喋喋不休地兜售民主選舉，但卻氣急敗壞地將巴勒斯坦民選的合法政府——哈馬斯政權宣布為恐怖主義組織。美國及其盟國在近一個時期的中東動亂中立場左右搖擺、見風使舵。在利比亞局勢動蕩之際，剛剛與利比亞經濟升溫的法國一反常態，第一個承認利比亞反政府武裝，并率先對利比亞發動了空襲。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薩科齊此前被法國公眾批評對突尼斯和埃及事態反應遲鈍，為修補形象以贏得2012年的大選，薩科齊以此舉做政治賭注。奧巴馬選擇擊斃本•拉登的時機和其后聲望的一路上升無疑為大選撈取了政治資本。美國最著名的保守派電臺主持人Rush Limbaugh在穆巴拉克倒臺前，曾不厭其煩地告誡美國政府不要拋棄盟友穆巴拉克，不要支持由穆斯林極端組織“穆斯林兄弟”協會操縱的反對派，不要上了“基地”組織的圈套。然而，就像伊拉克戰爭后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武器”時一樣，美國人雖然已經意識到上當受騙，呂伯奢已死，只能將錯就錯，殺其全家?？芍^“寧可我負天下人，絕不讓天下人負我”。

　　2.關于美國的言論自由

　　美國盡管自詡言論自由，但有許多禁區，涉及所謂的國家安全、種族等敏感問題，言論自由在那里會付出極大的代價。美國的許多名人曾因不小心談論這些話題而被迫辭職、遭解雇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Bill Mahr因把美國入侵伊拉克描述為“懦夫”的行為而被解雇;“9.11”事件后，一位紐約的律師因穿一件帶有“給和平一個希望”口號的T恤衫被逮捕;一位出租車司機因把自己名字的拼法說成是“毀滅美國”(David-Destroy America)被監禁。許多因有反猶太(anti-Semite)言論而丟了飯碗的政客、名人不勝枚舉。最近鬧得紛紛揚揚的維基解密事件證明，在美國這個“自由的國度”并沒有什么信息自由。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2010年“谷歌事件”發生時曾振振有詞地宣稱，“充分的網絡信息能夠幫助人們發現事實，也讓政府更加有責任感”。希拉里的這番評論用來解讀和抨擊英美和瑞典聯手封鎖信息、關押阿桑奇的卑劣行徑，再恰當不過了。

　　美國的媒體自由有著濃重的商業色彩。在激烈競爭、優勝劣敗的媒體行業，為了提高收視率，美國各大媒體基本上只報道聽眾喜歡的新聞，以迎合聽眾的喜好。筆者在美國生活了20多年，幾乎每天都花幾個小時的時間閱讀報紙、看電視新聞。我的感覺是，美國新聞中有關中國的報道幾乎80%是負面的，其中50%是歪曲事實、憑空捏造。如果某電視臺客觀公正地報道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別是在民主、人權方面的進步，相信很快就會失去絕大多數聽眾而賠錢。正是幾十年來美國媒體受政客操縱，對廣大民眾進行政治洗腦，將中國妖魔化，構成了美國對華敵視政策的政治基礎。

　　3.民主和人權是個歷史的過程

　　民主和人權的概念經歷了一個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世界上并不存在著普世、永恒的民主和人權標準，就像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民主和人權標準去評判歷史事件一樣，我們也不應當簡單地用發達國家的標準來衡量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和人權狀況。如果按今天的標準，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總統華盛頓曾“擁用”大批的黑奴，應當以地道的種族主義分子罪名判刑入獄。同樣，在前面提到的斯科特訴桑弗特案中，“被尊為鎮國之柱的美國最高法院為何會做出這種在今天看來是荒謬絕倫的司法判決呢，被譽為社會良心和公平正義化身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為何會容忍和保護像奴隸制這樣不可思議的邪惡呢”，也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的。美國長期以來以關心西藏“民主、人權”為借口，支持藏獨分子，難道達賴統治下的西藏，奴隸主可以隨意割人舌頭、挖人眼睛，用頭顱作碗、用大腿骨作號角的制度是更民主、更自由、更博愛的制度?直至今日，美國的“人權衛士”們仍然采用雙重的標準，盡管他們在國內倡導所謂的“政教分離”，但他們在吹捧達賴為西藏“精神領袖”的同時，支持達賴的所謂西藏“流亡政府”。這種“己所不欲，卻施予人”的兩面手法進一步暴露了美國政客們割斷歷史，用人權、民主為大棒，為其政治、外交利益服務的丑惡嘴臉。 4.真正的民主和人權只有在全世界范圍內才能實現

　　一國的民主是以本國的所有國民擁有平等的權利包括投票權為先決條件的。但是各國的利益不斷地發生沖突，近代史上各個“民主”國家因利益沖突導致連綿不斷的戰爭說明，真正的民主、人權只有在世界范圍內才能實現。美國要想真正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必須率先承認和履行，國家不分大小、公民不分國界、種族、性別、信仰和貧富，都享有同等的權利，首先是投票決定自己和全球事務的權利。沒有全球范圍的大民主就沒有一國的小民主，只有通過全球范圍的人權運動，才能真正實現馬丁•路德•金之夢。借用馬克思的一句話來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6期，摘自2012年第3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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