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迪森告訴我們的不僅僅是數據和預期，他描繪世界經濟千年歷史的畫卷展現出了一個個大國的興衰：從高傲自大的西班牙開始，之后是勤勤懇懇的尼德蘭聯邦（相當于今天的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東北部的一部分），然后是生機勃勃的法國，緊接著是工業先驅英國，最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國。世界近現代史的大國，無一例外與資本主義緊密相連。中國的崛起必將顛覆世界經濟歷史的以往概念。
         我們還有時間。如果麥迪森的預測成為現實，如果中國經濟實力超過了美國，將意味著什么？這對中國意味著什么？對中國人民意味著什么？對中國領導人意味著什么？對美國意味著什么？對世界又意味著什么？
                                                             與時俱進迎接大國時代的挑戰
         研究國際關系的專家們一直在探討國家實力、國際地位與國際戰略三者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對國家實力的認識是三者關系的基礎，一旦對國家實力做出錯誤的評估，必然導致國家的定位與戰略選擇的偏差，也必然做出錯誤的選擇。
        制勝之道，無外乎知己知彼。《孫子兵法》中寫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每戰必殆”。改革開放以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猶如中國人一樣，以謙遜的姿態如此地敞開胸懷觀察與注視著世界。然而，由于中國長期沉浸在傷痕累累的歷史恥辱感中，傲視群芳、自我估價過高早已經不復存在，而往往在紛爭的世界中對自我的認知偏低，直接后果是不能把我們的能力轉化為對世界的影響力。究其根源，來自于我們對自身發展水平不正確的估計。
        正是這種不正確的自我估計，直接導致不能摸到世界跳動的脈搏。以美國為例，難道我們真的沒有觸摸到美國的失落與衰敗？請看：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削弱了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能力，堅挺的美元與美國作為自由世界救世主的地位正在發生根本性的動搖，美國就像一個毫無生活計劃、揮霍無度的酒鬼，對財政赤字的警報不間斷地鳴響卻無能為力。美國在全球扮演政治銀行家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
        當今世界，已經不再是美國單獨把玩權力政治游戲的時代了。今天的中國，手中掌握著快速工業化制造能力的鑰匙，雖然美國正在稀釋我們的勞動所得--中國購買了美國數千億的美元國債——美國就像當年對待崛起的日本一樣，一直力圖把崛起的中國綁在“相互確保摧毀”的戰車上。戰略是資源的長期部署，掌握戰略的標志更可能是對自身以及對方的實力具有清晰把握和可信的預測。否則留給我們的可能就剩下頭痛了。
         就在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看起來是在強硬地要求人民幣升值，實則是美國抵抗不可逆衰落的掙扎表演。正是我們不能“知己知彼”，中美雙邊經濟戰略對話中，衰落者虛張聲勢，強大者反而不能理直氣壯。如果現在未能準備好做大國的長遠戰略性框架，又該如何勾畫與設計整體的國家利益？又該如何釋放中國的影響與調控世界的潛在能力？實力、地位與戰略，實力是三者的基礎。假設對自我實力的判斷發生偏差，如何校準國際地位，又怎能做出準確的戰略設計呢？
        不當頭，做自己的事情，是我們在彼時的國家實力與國際背景下制定的正確的國際戰略。當今，隨著國力以前所未有的態勢不斷增強，與大國興起于衰落的演變，我們是否應該重新審視韜光養晦的過渡性戰略？是否應該與時俱進呢？固守意味著重要國家利益的“讓渡”，教條則意味著不能勇敢地接受新的挑戰，進而也就無法爭取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我們要看到，中國強大是我們偉大民族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1956 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時所說到的--對人類做出更大貢獻，2007 年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提出這個理念。強大并不等同于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中國的強大必定與對世界的綠色貢獻、知識貢獻、文化貢獻，以及創新的貢獻緊緊聯系在一起！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這段話是毛澤東在1956 年黨的八大會議上所說。53 年過去了，麥迪森的研究驗證了偉人毛澤東的偉大“強國之夢”即將實現的可能！
                                                  拐點時刻非均衡躁動的自信與不自信
          2006 年11 月，亞太經合組織第十四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越南河內舉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成為“每個人都想與之會談的領導人”。包括在中期選舉中遭遇慘敗的布什和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都未能甚過胡錦濤的“風頭”。細心的日本媒體驚呼，“中國的朝貢時代又回來了”！記者注意到一個細節：所有的會見均被安排在胡錦濤主席在河內下榻的大宇飯店，布什、普京，安倍、霍華德、盧武鉉等均登門拜訪。如果布什的中期選舉失敗證實了人們對他的影響力正在衰弱的懷疑，那么對經濟實力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來說，這位充滿熱切期待的新首相依然跟隨在中國領導人之后。一向在外交場合注重各國主權平等的中國，在越南享受了東道主的“特權”，這在國際性集會的外交禮儀中并不多見。中國方面解釋的原因是：會見安排緊張，為了節省時間。而日本媒體挑選了一個權力與臣服的代名詞“朝貢”，來形容各國政要在胡錦濤的門口“排起了長隊”。

         另一個場景發生在今年4 月倫敦的G20 會議上。法國總統薩科齊會上突然端出經合組織所謂“避稅天堂”的黑名單，并要求20 國集團批準公布。面對突如其來的議程，面對赫然寫有中國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黑名單”，胡錦濤當即站起來表示反對。全體與會者目睹了這樣一幕：會議被終止了15-20 分鐘。奧巴馬邀請胡錦濤離開會場，在場外秘密商議。奧巴馬建議采用折中的表述——20 國集團將不會自定一個黑名單，而是在公報中列舉經合組織自行研究發布的名單作為“參考”，而不是“認可”。之后，結果是，在2 小時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公布的這份“避稅天堂”黑名單中，再也沒有見到中國香港和澳門。
        顯然，當下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這并不是全景，與上述兩例情形有巨大反差的場景也正在發生。
         7 月24 日，中國外交部消息稱，如果美國在即將舉行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提到XJ事件，“北京愿意討論這一問題”。該發言人在闡述中國對這一事件的立場之后，又說它“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既然是自己家的“內政”與他人何干？為什么接受“討論”別國“內政”的要求？為什么會縱容這種無禮的干涉？
        也是在近日，亞洲開發銀行執行董事會通過了涉及中印領土爭議地區的《印度國別伙伴戰略(2009-2012 年)》文件。一個地區間的非政府組織公然介入中印存在的巨大領土爭議中。對涉及國家核心利益與尊嚴的領土問題，我們只是“表
達強烈不滿”，便沒有下文了。一言以蔽之，“你教會了別人怎樣對待你”！
        XZ事件之后、西方眾多要員會見DLLL、北京奧運火炬在巴黎四度被熄滅、在美國基金會資助下的RBY挑唆分裂。十三億中國人民遭到一次次的公然羞辱……
         一位朋友曾經困惑地問道：過去，我們常常說“落后就要挨打”。現在是真的搞不明白了，中國如此之強大為什么仍然還是“挨打”，難道還能再說是“落后”的原因嗎？
                                                     匯率法統計之下的“格列佛”境遇
        如果現在有人告訴你：
        --中國早在1982 年改革開放之初，經濟總量（PPP）就已經超過德國；
        --改革開放十年后的1992 年，中國經濟總量又超過日本。
       --在今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 周年之際，中國的經濟總量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PPP）已經超過西歐12 國總和。西歐12 國的名單是：英國、瑞士、瑞典、挪威、芬蘭、意大利、德國、法國、荷蘭、丹麥、比利時、奧地利）；
       --中國將在六年后的2015 年，經濟總量（PPP）超過“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
       帶來如上這些對中國經濟實力評估顛覆性結論的人，正是當今世界享有盛譽的著名經濟歷史學家、計量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
        毫不懷疑，中國人定會驚愕，接著會提出質疑--這是真的嗎？怎么可能？！如果我負責任地告訴你，這是真的，這是嚴肅的科學研究的結果，你又該會作何感想？
       我們會一同走入困惑：為什么在中國日益變得強大時，卻發現自己總是處于《格列佛游記》中的“小人國困境”？像高大強壯的格列佛一樣，被一群小矮人們用各種細繩捆綁得結結實實？問題出在哪里？人所共知的是，環境貢獻是美國這個肆意妄為的國家向世界提供最少的東西。也是在前不久，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斯特恩在華盛頓口氣強硬地表示：中國自己提出的減排是十分普通的降幅，對改善破壞大氣層密度的廢氣根本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還認為，如果以每單位國民生產總值來計，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國的4 倍，是歐盟或者日本的6 倍。這是中國在全球“排放外交”中處于較尷尬境地的場景之一。在兩大陣營的對峙中，中國顯得那樣孤單。爭論的核心問題是沒有一個國家認可當今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大家都一致認為中國必須要負起大國的責任‐‐‐與世界一同承諾減少碳排放量。
        人們熱衷于說中國大量的廢氣排放成為世界“溫室效應”日益加劇的原因之一，正如斯特恩所言。君不知，斯特恩“最大排放國”所依據的數據，恰恰是從中國堅持的官方匯率核算方法而來。而根據安格斯66;麥迪森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方法計算，中國每千美元的碳排放量僅為0.17 噸，低于美國每千美元碳排放量0.19 噸的水平，這一結果與按照官方匯率計算的每千美元碳排放量0.63 噸的水平相差甚遠。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有人把GDP 的發明說成是20 世紀最重要的發明之一，現行匯率法（CurrentRate Method）與購買力平價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都是國民生產總值核算的通用方法。應該說，在這一職業棚架下面聚集了成千上萬的專家，他們正忙著為指責對方的缺欠而爭吵不休。行外人不具專業知識評判孰優孰劣，但是依憑我們的靈敏感官，完全可以推斷出哪種方法更接近于事實。
        以日本為例：2000 年我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時，1 美元可兌換140 日元，而今天1 美元只能換94 日元。如果以匯率法核算日本的GDP，1 美元兌換140 日元與1 美元兌換94 日元，那將有著怎樣的差別。

        市場匯率是由一國當局決定的或者由外匯市場認可的貨幣交換比率，正是為了避免匯率變化給GDP 國際比較帶來的問題，人們更傾向于使用購買力平價法來計算GDP，因為它刪除了匯率變動的影響。世界銀行解釋為：購買力平價的換
算因子是，一國在國內市場購買與在美國市場上1 美元所能購買到的等量貨物與服務的貨幣單位數量。
         對此我有深刻體會：2004 年在世界銀行訪問期間，丈夫因高血糖送往喬治城醫院急診。1.5 個小時的診治，寄來一張1370 美元的賬單，胰島素還是自備的；一位朋友生孩子住院三天，她付了1.2 萬美元的帳單；在離我家不遠處的理發店剪個短發，不包括10%的小費和10%的消費稅，我花了60 美元。上述例子說明一個問題的兩面：美國服務業價值被嚴重高估和明顯夸大；而中國人民幣的購買能力比我們預想的要強大得多。
        中國長期以來使用匯率法核算人均GDP，以此作為不增加國際組織會費的主要理由，但同樣也使用這一方法做國際比較。對此，我專門詢問麥迪森，他認為“太不專業”。他一再強調，在作國別比較時應該使用購買力平價，專家們稱購買力平價法也為“國際比較項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me 簡稱ICP）”。
        ICP 由聯合國統計局、世界銀行等組織主持的項目，經歷了由雙邊到多邊，再到分區域比較（區域內多邊比較，再聯合成全球性比較）的發展過程，其研究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價格調查并利用支出法計算的GDP 作為基礎，測算不同國
家貨幣購買力之間的真實比率（以PPP 為貨幣轉換系數），從而取代匯率，把一國的GDP 轉換成以某一基準貨幣或國際貨幣表示的GDP。

       統計數據是決策者做出正確決策的依據。在歷史上我們有過慘痛的教訓。 眾所周知，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向科學家征詢“糧食畝產萬斤”是否可能的問題，但鮮為人知的是，毛澤東還派陳伯達就1958 年“經濟發展比例是否失調”的問題，向經濟學家和國家統計局負責人征詢意見。他們不僅提供錯誤信息，還提供錯誤的經濟形勢判斷，使毛澤東確信，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對他的批評是完全錯誤的。喪失“大躍進”后第一次糾偏的可能，致使中國在現代化新長征中喪失了八年時間。應該說，國家統計局對中央和毛澤東的決策失誤也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迄今為止，中國國家統計局尚沒有就不使用ICP 做國際比較的原因做出任何解釋，似乎根本就不存在ICP 似的，也從不向13 億國民公布GDP(PPP)。而我們知道的是，中國至今并未參加這一項目。如果我們可以不在乎所有世界組織和機構都使用PPP 而依然我行我素，但是我們必須要在乎兩個機構，那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蘭德公司，這兩個部門承擔著向美國政府提供戰略決策背景的研究，在作國別比較時也無一例外地使用PPP。
                                                 美國為何向中國發出“共治”邀請
         中國經濟總量到底有多大？使用匯率法或選擇使用PPP 將有著天壤之別。7月份，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謝鴻光接受記者專訪，在他反駁一位記者提出的“中國經濟最快將在三年內超越日本，十八年內超越美國”時回答：“可能不用三年，中國經濟總量今年就可能超越日本。”也就是說，按照PPP 計算，早在1992 中國就已經超過日本，而按照匯率法，我們今年才可能實現超越日本。兩者相距達17 年。
         依據官方的說法，中國目前經濟實力排在美國、日本之后，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而依照麥迪森的計算，我們早在17 年前的1992 年超過日本時，就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麥迪森一再強調他所做出的預測是“保守的估計”，他的結論是2015 年中國經濟總量將相當于美國的1.07 倍，而到2030 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是美國的1.5 倍。
        我們一起看看，國際社會是如何對待自覺未醒的“睡獅”中國的吧！當前，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呈現兩種背離的狀態：西方世界一邊享用質高廉價的“中國制造”；一邊又毫不吝嗇地送給我們“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的言辭；中國稅收提高的同時相應加大軍費開支，卻被一些國家說東道西，甚至要為仍在紙上的航空母艦而四處“說明”。以上作為不禁要問到：西方國家是在與一個三流國家過招，還是與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打交道？
         與此不相交的另外一條線也在伸延。美國的國會服務局中國問題專家早在2007 年就開始向國會議員們報告：中國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趕上并超過美國。之后，西方世界出現另一種聲音：那就是認為中國必須要負起全球責任的“中國責任論”，而后是“利益攸關方”，以及被中國拒絕的“G2”出臺。我們毫不懷疑，世界被中國的崛起攪動得越來越躁動，也毫不懷疑這是美國在挫折中的短期慌亂所為。但是，一個衰落的帝國從來都有“大膽”和“強硬”的秘密儲備。
         縱觀現代世界歷史，新興大國取代另一個老牌帝國，從來沒有主動禪讓巔峰權力的先例！絕對是獨自旅行的單一選擇。2005 年6 月，里根政府時期曾擔任副國務卿的查德66;麥考馬克(RichardT.McCormack)在其華盛頓辦公室對我說，1956 年的第二次中東戰爭（“十日戰爭”）是美國取代英國擁坐世界頭把交椅的標志。“此后再也沒有人稱英國和法國是世界強國，世界領袖的大旗從此由英國轉移到了美國”。
        當時，已經退休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像頭年邁的雄獅般強硬，藐視任何交出權力的做法。但最終的結果是：大英帝國的軍隊在48 小時內撤出了他們最為驕傲的蘇伊士堡壘，美國卻未動一兵一卒。艾森豪威爾選擇英國黃金儲備急劇下降，英鎊迅速貶值以及倫敦急需美國信貸時，向英國發出了最后的通牒--如果不停止戰爭，英鎊將在投機壓力下變得一文不值。美國切斷了英國掌控通往非洲與印度的大門。脆弱在更加脆弱的人面前退卻了。
        充滿虛偽、秘密、威脅和仇恨的蘇伊士運河事件只是一個時間點。事實是，早在30 年代，美國人已經得出戰略性的判斷---英法帝國正在走下坡路。從那時起，美國在扮演自身世界角色時有了更多的自信。美國人驚嘆：30 年代對這些帝國的評估居然真的成為了現實！
         幾乎在一夜之間，歐洲人從世界事務的大力支持者淪落為毫無尊嚴的回避責任者，甚至在面對自身利益時也選擇了退卻。“貢比涅森林”就是二戰法國投降法西斯的紀念碑！如果10 年之前艾森豪威爾用“我的左肩右臂”如此輕浮的語言稱呼前“超級大國”不可想象，那么“10 年之后如果美國再把英國想象的那末重要就有些夸張了”——美國人這樣說。
        歐洲帝國時代的終結，把美國推向另一個權力的巔峰。美國不愿意與任何人分享后帝國時代的主導權，美國為“維護世界秩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抵制共產主義陰謀和擴張”，美國與前蘇聯在沸騰的大鍋上煎熬了50 年，也給世界留下了五十年的冷戰傷痕。
        無論是否赴宴，當我們手握美國送來的“共治”邀請時，不應該多問幾個為什么嗎？是帝國中心的意志已然逝去嗎？是美國愿意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平共處了嗎？不是！也不可能是！除了中國已經足夠強大，還能有什么理由？但是，我們至今沒有與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在未來20 年的如何相處的戰略儲備。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