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美勞工運動的跨國合作運動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它以傳統勞工運動中的工會為基礎，同時又加入了兩國甚至美洲其他國家的眾多非政府行為體（諸如人權與環境保護主義組織、一些地方性的活動團體、基金會、媒體和個人等）。該運動借助《北美勞工合作協議》（NAALC）框架下的跨國和跨政府的合作，突破北美傳統勞工運動中的國界限制，以勞工權利的改善和勞工階層在整個社會生產關系中所處地位的改進為主要斗爭目標，結成跨國網絡進行集體活動。至目前為止，這場運動歷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簽署及實施三個階段，期間雖幾經變折，但總體來看，其行為主體在網絡構建和運動策略上越來越趨于成熟。
在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談判提上日程之前，墨美兩國的勞工運動雖然互有交集，但是規模和頻數都相當小。勞工運動根植于一國國內的經濟社會背景。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而墨西哥則是長期受革命制度黨控制的“中等工業化國家”，在一向以世界榜樣自詡的美國人那里，墨西哥并不能稱得上一個上得了臺面的友鄰。兩國的勞工運動在背景、目標、策略等各個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甚至在某些問題上處于相互對立的位置（比如墨西哥勞工移民在美國的大量存在就曾引起美國底層勞工的強烈不滿和排斥），因此，能實現對話和合作的機會很少。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隨著美國制造業工廠開始紛紛倒閉，墨西哥的經濟陷入困境，兩國的工會組織乃至普通工人之間的聯系開始增多。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也開始關注國內來自墨西哥、中美洲以及拉美的移民工廠和農場工人當中的草根勞工組織。
20世紀80年代，在對NAFTA的可行性進行討論的背景下，一向反對自由貿易的勞工運動將目標由國內開始轉向鄰近國家所組成的地區，他們與擔心一體化對環境造成威脅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們一道，借助加拿大活動家在反自由貿易運動中的組織經驗和運動模式，探索跨國聯盟戰略。
以美國電氣、無線電及機器工人聯合會（United Electrical, Radio and Machine Workers of America，簡寫UE）為例，在一次由加拿大主辦的北美勞工會議上，UE的組織者遇見了墨西哥“真正的工人陣線”（Authentic Workers’ Front，簡寫FAT）的領導人。經會談，兩個組織決定建立戰略聯盟，在各自工作的國家內協同組織。于是，UE直接卷入墨西哥的各種工廠運動，而FAT則派出人員代表拉美勞工去美國工廠工作。它們始互相直接參與對方的組織并參加集體談判，在建立國際團結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同時，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的經濟聯系以及移民團體與其家鄉之間的聯系為這樣的跨國聯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而以工會為中心的勞工行動和墨西哥、中美洲支持勞工權利訴求的非政府組織之間也在反一體化方面達成了一致。它們一方面介入墨美邊境地區的客戶工業，另一方面致力于建立自己的通訊系統和研究機構，在推動運動的同時，也為運動提供獨立的政策分析。
到了NAFTA談判期間，墨美勞工運動的合作范圍進一步擴大。兩國的活動家加強了與加拿大活動者的跨邊界聯系。兩國的工會、環境保護主義集團、一些智囊機構以及自稱以“社會正義為導向”的非政府組織之間建立起了聯盟，并且對國會進行了密集的游說。一方面，活動家們認識到NAFTA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也覺察到在塑造協議過程中與相似立場團體合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協議的長時間談判也允許這些活動家創立更加廣泛的聯盟，包括勞工和環保主義者克服過去的沖突而加緊合作。因此，在談判期間，基于反對NAFTA的共同立場，勞工運動事實上結成了廣泛而復雜的聯盟。
在1991-1994年間，美國帶有保護主義傾向的市民貿易運動（the Citizen’s Trade Campaign，簡寫CTC）在美國勞聯的帶動下，以普通大眾為基礎，聯合一些成員工會、季節性的游說組織和主要的環保主義團體，試圖阻止NAFTA在美國國會的通過；而責任貿易聯盟（the 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Trade，簡寫ART）則組織起一些在跨邊界交流中表現積極的工會（例如UE）、美加墨三國當中的勞工和環保NGOs、一些政策研究機構等，關注跨邊界交流，開拓出了一套類似于“公平貿易”的方案。與此平行的是，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勞工和非政府組織結成了同盟，大力支持邊境客戶工業的勞工運動。其中最有影響力的邊境正義聯盟（Coalition for Justice in the Maquiladoras，簡寫CJM）到1998年8月涵括了美墨近500個勞工、宗教、環境和婦女組織等，成為墨西哥最主要的勞工團結組織。
由于NAFTA在談判期間受到的強大阻力，老布什政府承諾在協議中納入勞工和環境方面的考慮，繼任的克林頓政府兌現了這一承諾。《北美勞工合作協議》（NAALC）在制度上為三國勞工提供了權益受損的投訴平臺。它規定了一些勞工權益的基本原則，并且創設了一系列制度以促進北美地區關于勞工法和勞工政策的合作。借助于這一平臺，墨美兩國的勞工組織、人權組織等發起了多起投訴，其中大多數投訴是關于勞資沖突的，很多投訴涉及勞工的自由聯合權、集體談判權以及罷工權受到的侵犯。它們利用NAALC發展了一些新戰略，例如不同國家的工會互相交換投訴申請、通過三國的信息交流和合作來鎖定具體雇主目標、三國工會共享組織人員等。這些戰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投訴平臺受三國勞工部長組成的勞工合作委員會管理，實質上鑲嵌于國內官僚結構之中，還直接受政府管理，而且沒有強制實施權，因此其實際效能遭到了眾多批評與質疑。
不可否認的是，三國的勞工運動確實借助這一官方平臺加強了聯系。例如，FAT聯合其他六個北美工會（包括UE、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紡織品貿易及產業工人聯盟、國際卡車司機協會、加拿大汽車工人以及紙業聯合工人）在多國汽車組件制造公司埃克林內組成了埃克林工人聯盟（Echlin Workers Alliance）。在這一聯盟中，埃克林在每個分廠中的工會工人都能夠與其他兄弟工會分享自己的組織經驗，比較工資和收益，以及討論應對公司管理的策略。1997年，成員工會就墨西哥城一家名為伊塔普薩（ITAPSA）剎車廠中工人的自由聯合權和選舉權受損一事向NAALC提出了投訴。NAALC在經過調查以及與埃克林協商后給出的結果是埃克林同意對聲稱的權利受損展開研究，并討論一系列行為守則的實施。這些投訴迫使跨國公司遏制子公司的某些違法行為，可能預示著跨國勞工運動將開始參與跨國公司行為守則的制訂之中。
今天，墨美勞工運動間的跨國合作甚至可以用“墨美跨國勞工運動”來表述。作為社會運動的一種，墨美跨國勞工運動在動員基礎和運動框架上都表現出了相當大的“新意”：首先是參與運動的主體較之以往的勞工運動有較大擴展，除了本國的工會和各種其他的非政府行為體之外，還加入了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他國的工會、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等；其次，這一合作利用NAALC 所提供的政治結構，將勞工運動的訴求上升至官僚機構和跨國的地區平臺；第三，在具體的戰略運用中，他們利用通訊技術的發展，采取跨國倡議網絡的形式互相協調合作。這些在傳統勞工運動中是很難見到的。
然而，這樣一種聲勢浩大的跨國家、跨階層和跨領域的聯合的背后，是不是代表著全世界分裂的工人階級開始走向國際聯合，還預示著一種新的社會力量的形成？這倒不見得。
首先，美國參與這些跨國勞工運動的主體大多是在北美一體化過程中被邊緣化了的群體，墨西哥參與的反而是精英群體。墨西哥的這些精英群體主導的勞工運動，雖然短期內會促進就業勞工的生活得以改善，但從長期來看，對墨西哥的普通工人的福祉乃至墨西哥整個國家的經濟并不是十分有利。勞工運動的主要斗爭目標除了傳統的資本方之外，還有“不負責任的”墨美兩國政府。一方面，墨西哥政府在勞工運動壓力下做出的改變勞工政策和勞工標準的決策，在提高墨西哥勞動力價格的同時，也會降低墨西哥對外資的吸引力，從而減少墨西哥大眾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墨西哥的精英群體在利用這些運動攬到政治資本、進入決策層之后，則不一定繼續支持勞工運動，而可能更多的站在上位者的角度控制、甚至打壓勞工運動，這讓勞工運動的前景失去了光彩。
其次，我們都知道，傳統勞工運動的行為主體一般擁有近似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背景上，國際工運也是由受剝削與壓迫的工人階級占主導。但在墨美勞工運動中，這一特征卻并不突出。參與運動的行為體形形色色，有底層勞工，也有中產階級；有工會組織，也有環保主義者、人權組織等，很難將他們歸為某一個社會階層或者某個領域。這是墨美跨國勞工運動的“亮點”，但也是其“底色”。墨美國內傳統勞工運動者放棄自己的原有戰略而與眾多其他國家、其他領域的活動家一起，跨越階層、領域結成大聯盟，其他領域的運動者放棄自己原來的運動領域轉而加入勞工運動隊伍，這似乎是勞工運動的高漲表現。但事實上，這樣的跨國合作是發生在全球化下資本占據主導地位，而本應作為勞資協調方的國家“袖手旁觀”的大環境下，它其實是勞工（以及被經濟一體化邊緣了的群體）處境更為艱難的結果。他們放棄以往運動中對自己身份和明確目標的堅持而加入這樣的超越身份的國際性運動中，正是困境之下的無奈之舉。此外，墨美勞工運動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也經常發生各利益團體之間的紛爭和沖突。因此，我們很難看到這一跨國勞工運動的光明前景。而對它十多年來蓬勃發展的景象，我也只能用資本壓力下的“畸形兒”一詞加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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