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日本制鐵京濱鋼管廠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黨員

東日本制鐵京濱鋼管廠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黨員

東日本制鐵京濱鋼管廠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黨員

日共中央廣報部部長植木俊雄

　　引子   敲開日共大門

　　趙憶寧

　　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每篇有關日本共產黨的報道在中國都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從小說《蟹工船》再版的銷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黨員，再到《赤旗報》的政論文章“永遠的馬克思”……自2009年起，筆者便開始籌劃對于日本共產黨的采訪。

　　我購買了能夠買到的書籍和資料，包括“文革”期間的小報。閱讀后擬定了八千字的采訪計劃交給日共方面。

　　一個月后，日共中央廣報部部長植木俊雄(相當于中國共產黨的新聞發言人)傳來第一次回音，說協助我完成采訪“感到為難”。因為迄今為止，沒有記者對日共提出過涵蓋日共中央的所有直屬部門的采訪計劃。植木部長說，7月份日共將面臨日本參議院大選，恐怕難于如此密集地安排采訪。

　　我給日共黨中央寫了一封信，表達了我對歷史記錄及對社會預見的愿望。一個星期后，日共同意了我的采訪申請，與日共副委員長緒方靖夫(兼任國際局局長)見面，當面陳述采訪意圖。

　　2010年4月21日，我踏上東去日本的行程。

　　22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見到了副委員長緒方靖夫。緒方曾在《赤旗報》當過記者，因阿富汗戰地采訪獲日本新聞界的高度評價。

　　我向緒方副委員長說明采訪意圖：“中日兩黨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好的關系，中共有60多年的執政經驗，日共雖沒有執政經驗，但同樣是一個有凝聚力與核心價值觀的政黨。在這些方面，我想更多更深地了解這樣一個政黨。”

　　緒方聽了我的敘述后，先是送給我十多本書，之后嚴肅地對我說：“寫文章是您自己的事情。至于您需要了解和幫助的地方，我們全力幫助您。”

　　面談后，植木部長拿著我的采訪清單——照單全收，應允安排我想要見的所有人，并由他全程陪同。在此后的50天里，我采訪了日共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現任日共委員長和前任委員長)，六位日共中央委員，包括日共參眾兩院議員。與30多位日共普通黨員，包括日共的秘密黨員進行訪談，并參加了基層支部的黨員生活會。他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位日共黨員都在用他們自己的故事回答我對日共的未解之謎。

　　第一篇 日共黨員的現實處境

　　1.身份的歧視

　　我首先拜訪了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社會學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橋爪大三郎教授。他向我推薦了山崎豐子的《不沉的太陽》。

　　橋爪教授對我說，發表于1995年的《不沉的太陽》累計銷量700多萬冊，真實地描寫了日本共產黨員在日本社會的處境。山崎豐子堪稱日本的良心，而本書不僅是她對社會的針砭，更是深刻的期待。2009年《不沉的太陽》被改編成電影，耗資20億日元，如此投資規模在日本電影史上少見。

　　《不沉的太陽》與其說是小說，不如稱其為報告文學。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巨型企業國民航空(作者的摹本來自日本航空公司)工會委員長恩地，為了捍衛工作權益與飛行安全，發動和領導了日本航空界有史以來的首次罷工，帶領工會與公司談判并獲得階段性勝利，但隨后不斷遭遇報復。

　　曾在尼桑公司做高管的美和女士對我說，這本書是日本知識精英和大公司職員必看的一本書。當我質疑小說中沒有明確恩地是日共黨員的身份時，美和女士堅持認為：恩地就是日共黨員的形象以及日共黨員在日本大公司的真實處境。她的結論是，一、恩地有政治信仰并堅守理念；二、恩地是日本社會的另類，有悖于絕大多數人為生存的選擇——趨于現實。

　　當今日本社會的現實生活中，如果共產黨員的身份被公開，其真實處境會是什么樣呢？日共有1/2的黨員以公開身份活動，他們是否和小說中的恩地一樣？

　　緒方副委員長對日中兩黨黨員在社會中的處境作了比較。“在中國入黨以后，可以得到重視和提拔，甚至還可以得到好處；而日共黨員正好與中共黨員的處境相反，在社會中受到種種歧視，職務提升、漲工資等方面都要受到限制。”

　　在愛知縣豐田市，我見到兩名身份公開的日共黨員，他們為我描述了“現實版”的《不沉的太陽》。兩位日共黨員都是豐田堤工廠生產一線的操作工人：59歲的酒井俊一襯衫的袖子高高挽起，脖子上圍著一條擦汗的毛巾，真是一幅久違了的“工人形象”；而58歲的大橋博斜挎著一個小書包，時尚的頭型透露著時代特征。

　　大橋博同酒井高中畢業后進入工廠，都有40年的工齡。他向我展示了工資卡，每月總收入42.48萬日元。他說：“我是拿最低工資的人，如果當一個組長的話，可以拿到60萬日元。”

　　我問大橋博，拿最低的工資與公開的黨員身份是否有關系？

　　“當然有！我的年收入比同時進廠的人少200多萬日元。我們在企業里受到歧視。” 酒井俊一說：“僅就平均水平而言，有40年工齡的人，退職金可以拿到2500萬日元，而我只能拿1800萬日元。”大橋博說。

　　酒井俊一說：“只要公開了日共黨員身份，我們就會走一條平行線，直到退休，而其他人則是一級級往上走。”

　　當問及感受時，酒井俊一笑著說：“我24歲入黨時已有相當高的覺悟，我是做好受歧視的準備才入黨的。受到企業的歧視我并不感到恥辱，有時還以是共產黨員受到公司歧視感到自豪。”

　　他們說，工廠里還有秘密身份的共產黨員，所以他們并不感到孤獨。

　　就在前一天，我采訪了東日本制鐵京濱鋼管廠地方支部的三位日共黨員。東日本制鐵所于2003年由川崎制鐵和日本鋼管合并而來，京濱地區有14231名正式工人，不包括合同工與派遣工。

　　三位黨員都是煉鋼工人，他們告訴我，“在工廠里我們得不到提拔，干最臟最累的工種，不給我們漲工資，也不能住進企業的職工宿舍。”

　　京濱鋼管地區黨支部沒有沉默，1973年，在企業內受到歧視的36名黨員一起把企業告到法院，訴訟的理由是“對思想信仰與人權的歧視”。

　　經過15年漫長的審理，在臨近判決的前期，經法院調解以日共黨員的勝利告終。工人們告訴我：“和解時，社長親自向我們鞠躬道歉。之后職工宿舍問題解決了，工資的差距也從原來的50%提升了一半，但仍舊比其他工人的工資低25%。”36名工人捐獻出2.1元賠償金購買了房子，成為東日本制鐵所黨支部的活動場所。

　　酒井俊一告訴我，工廠流水線上的很多工人都有關節病，還有的是內傷。日本法律可以申請勞災(工傷)，因為廠方知道他是共產黨員，所以承認他是工傷，但是其他人則不被廠方認定是工傷。

　　我向他倆提了同樣的問題，受到工廠資本方面的歧視而堅持斗爭，到底是為了什么？大橋博說：“為了追求人生的幸福，不僅是為了自己的幸福，而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所以在受到這些不公平待遇時，我認了！”

　　在千葉縣流山市日共中央支部的會議上，我見到了黨支部教育委員竹內和男，他30歲入黨，是位有44年黨齡的老黨員。巧合的是他與《不沉的太陽》中的主人公恩地一樣，擔任過精工手表工會的執行委員長。

　　“我們實際上過的就是《不沉的太陽》描寫的那種生活，因為一旦暴露身份，我們就會受到歧視，使自己陷于不利的境地。”竹內和男說。 

　　2.日版“地下黨”

　　據日共黨建委員會負責人中井作太郎介紹，在40多萬日共黨員中，有近20萬黨員是秘密身份。只要是采訪秘密黨員，植木部長總是囑咐我：某某是我們黨的秘密黨員，請你寫報道的時候不要公布真實姓名和單位所屬。

　　6月5日，我在日共中央本部采訪一位女大學生，主題是“日本大學生為什么加入日本共產黨？”植木告知我，“在學校里她的身份沒有公開，是秘密的日共黨員，現在她的年紀還小，還沒有多少斗爭經驗，所以我們有責任保護她”。

　　小小年紀的這位學生，擔任著一個著名大學的黨支部書記，肩負發展新黨員、領導秘密的學生運動、參加國會議員競選后援、組織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而她的年齡與我的兒子差不多。一個在中國學習如何掙更多的錢(國際金融專業)，而眼前這個美麗的女孩，正經歷著只存我們記憶中和父輩經歷過的“地下秘密”工作的考驗。

　　6月8日，我采訪東京千代田區日共地區委員長関口達也。関口坦率地告訴我：“在政府所有的機構里面都有我們的黨員，覆蓋面是100%。全日本有代表性的企業和大學都有我們的黨員。但我們的黨員不公開的占多數，在國家公務員隊伍中以及在大企業里面的黨員，開展活動都非常困難。”

　　同一天，我們又趕到森田采訪五十鈴汽車一位被解雇的派遣工。小伙子只有20多歲，2006年6月到五十鈴汽車工作，2年10個月之后被解雇(2009年2月)，與他同時遭到解雇的有1400名工人。按照日本《派遣法》的規定，只要工作3年以上，合同工可以自動轉為正式社員，兩者的工資差別有一半，前者沒有任何社會保險。

　　在車站旁一家咖啡店，小伙子對我說，他失去工作之后打零工，每個月只有18萬日元的收入(最低的生活標準)，每個月還要給失業但是沒有拿到年金的父母1萬-4萬日元生活費(日本規定65歲之后拿年金)。小伙子團結了10多名被解雇的工人開始與五十鈴汽車打官司，要求轉入正式社員，以及每人賠償300萬日元，但是尚未有結果。他告訴我，“我每天下班以后，要為黨的工作，還要送《赤旗報》”。我發現，談起如此困難的處境時，他一直在微笑。

　　“你為什么總是在笑？生活中還有什么是讓你開心的嗎？”我問道。

　　他回答：“因為我們在戰斗！我有很多很多的伙伴，我們工人請的律師和我們在一起戰斗！”

豐田日共黨員大橋博

日共黨建設委員會負責人 中井作太郎

　　3.為什么加入日共：改變政治現狀

　　2008年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后，加入日本共產黨的青年人多了起來，背景是：一、日本失業率2009年已經達到5.1%，一年間提高了1.1個百分點；二、非正規就業人數劇增，從1985年的655萬人，到2005年小泉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時期陡升到1633萬人，2009年更新為1721萬人。非正規就業者不僅工資低于正式社員近50%，而且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沒有醫療保險、年金等等。

　　非正規就業者絕大多數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或高中畢業生。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開始思考：“日本怎么了？我們是小泉政府新經濟自由主義改革的受害者嗎？ 小泉創造的‘派遣社員’制度，讓日本大企業利潤激增，要由我們的勞動與生存權利換取嗎？”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很多年輕人看到，日本共產黨高擎反對“派遣社員”制度的大旗，他們開始向日共的旗幟下匯攏。

　　中井作太郎是日共中央干部會委員(政治局常委)，兼任日共黨建設委員會負責人(相當于黨中央的組織部長)，他向我介紹，“2008年一年新入黨的人

　　數超過一萬人，2009年超過11000人。這幾年基本上每個月入黨者超過一千人。新黨員的年齡覆蓋，18歲到39歲以下的人占到25% ，40到56歲占30%，60歲以上的占到45%”。

　　我問：“這樣的發展態勢，在日本共產黨的歷史上有沒有過？”

　　中井先生說，日本共產黨成立了88年，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1990年日共召開黨的第19次代表大會，人數曾經達到50萬人；但是1991年發生蘇東劇變后，到1994年黨的20大召開的時候，黨員人數下降到36萬人。從20大以后，開始一步一步的恢復，現在日共黨員增加到406000人，占日本總人口1.27億的0.32%。

　　中井先生分析了入黨人數增加的原因，認為主要是日本社會本身有了比較大的變化。當前日本政治出現了“兩個異常”， 一是日本服從美國，一是日本政府服從大企業或者是經濟界，包括推出前面所說的雇傭制度的改革。

　　日共提出必須要解決這兩個異常情況。對美國的關系來說，日共的志位委員長訪問美國(2010年5月)，跟美國政府交涉并傳達日本國民的意愿(遷走沖繩美國普天間軍事基地)，日共正是通過這種行動讓國民了解到日共的作用。日共也跟佳能公司、豐田汽車或者是日本的經濟團體進行談判，代表工人向他們提出要求，對他們施以政治壓力，讓大企業善待工人。這些談判的結果顯示，日共對大企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日共提出的解決兩個異常政策主張，正在開始被日本國民所接受。

　　“可以說，日共的綱領路線正在與日本國民形成互動關系，這是近幾年我們黨發展比較快的重要原因。”中井先生說。

　　見到63歲的世塚隆造先生，是在千葉縣西北部的日共流山市東支部的一次生活會上。他在流山市經營一間家用電器銷售商店，現在靠拿年金生活，一個月有13萬日元，太太的年金收入則只有3.6萬日元。世塚隆造告訴我，他是根據一生的觀察才做出加入日本共產黨的決定。

　　我問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是什么？

　　世塚隆造說，“第一個是日本的各個政黨都接受政治獻金，唯獨共產黨不接受；第二，日本各個政黨都跟大企業勾搭，而且接受大企業的捐贈或者是由大企業代替政黨在報紙上登廣告，而日本共產黨是自力更生，靠自己辦報出版養活自己；第三，每一個社會都有貧富差距，但是日本共產黨能夠站在窮人的立場上，以窮人的視野看待問題、幫助窮人，這對別的政黨是不可能的；第四，共產黨是絕對反對戰爭的。”

　　“這四點就是我用一生的觀察得出的結論，我最后決定自己要加入到共產黨中來，和黨一起奮斗實現這些理想。”世塚隆造說。

　　植木部長介紹我采訪過一位在校女大學生，她和男朋友都是秘密黨員。女孩說，在沒有接觸日共黨員之前，“我認為日共的主張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想到跟前蘇聯有關系的那種形象，感到有點過激的感覺”。但后來她開始在已加入日共的高她一級的學長的引領下認識日本社會。“現在日本失業的人數太多了，以前我覺得，失業應該怪他們自己有做得不夠的地方。但是后來我知道，除了有自己的責任以外，還有社會的因素。”

　　女孩所在的大學有2萬名學生，她所在的黨支部有20多名黨員，這20多名黨員是這個學校的全部日共黨員。在她擔任黨支部書記以來，影響了5名同學加入組織。

　　我問，這20多名青年黨員加入日本共產黨的動機是什么？“動機各種各樣。有的想改善日本的福利制度；有的人關心貧困問題，想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對大多數學生來說，一個學生的力量根本改變不了社會的現狀，但是加入日本共產黨也許能改變社會。以這樣的想法來加入共產黨的占多數。”

　　女孩說出她自己的愿望：希望與日本共產黨一起堅決反對增加消費稅，還希望日本政府砍掉每年支付美國駐日軍隊的財政預算，把這部分支出盡量多用于國民的福利。

　　我采訪了日共《赤旗報》的三位年輕黨員(《赤旗報》工作的必要的條件是日共黨員)：29歲的鈴木誠一、35歲的藤原直和33歲的染矢優子，他們來自《赤旗報》的總務部、政治部和社會部。見到他們后我問道：“你們加入共產黨動機是什么？” 

　　鈴木誠一在1995年大學一年級加入日共時，只有18歲。他說，“我當學生時看到日本的社會問題，比如勞動強度過大、政府推動修改《和平憲法》、通過抹煞和平精神的《周邊有事法》等等。只有共產黨旗幟鮮明地站出來反對。我就感到，要解決這些問題沒有共產黨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加入了共產黨。” 

　　染矢優子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少年政治家。她于1997年秋天大學二年級時入黨。“我認為，錢是驅動選舉的動力。日本的政治太腐敗了，應該投身去改變這種政治現狀。”

　　鈴木誠一告訴我，他們的工資比那些大報社相同資歷的員工要少兩三倍，但他們有自己的理想，對此并不在意。染矢優子說：“錢只要夠生活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

　　我追問染矢，“如果現在有一家非《赤旗報》的報紙給你更多的錢，你是堅守在《赤旗報》呢？還是愿意到那里工作呢？”

　　染矢說，“目前來講，沒有一家報紙能吸引我，因為他們出版的東西跟我的想法、理念不一樣。我現在還沒有發現一家除《赤旗報》以外的報紙，與我的理想和價值觀一致的報紙，還沒有！”

　　第二篇 日共的政策主張

　　1.抵抗“窮神”制度

　　一個既不屬于宗教、也不屬于鬼流的“窮神”在日本遭到喊打。被安置在小破廟里的“窮神”，男男女女一面對它拳打腳踢，一面大喊“滾開！滾開！”由于日本人的工資一減再減，失業率達到5.1%，滿腹怨氣的人們把不滿發泄在“窮神”這塊長著苦瓜臉的木頭上。

　　5月16日，我在東京千馱古車站遇見了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新宿地區委員會委員長鈴木史之，她帶領50多名青年團員參加日共召開的青年大會。她告訴我，來參加大會的人中有50%的人已經完全失業，還有一部分人目前是派遣工和臨時工。

　　小泉政權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使日本國民的生活狀況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由此被稱為“窮神”制度。而遭到最大破壞的是勞動用工制度。近年來，到處都有派遣工，他們不僅僅是拿低工資和“免費加班”、隨時遭到解雇，甚至在企業里面連名字也被取消了，常被稱呼為“那個派遣工”或者“討厭鬼”。在同一個公司內，派遣工甚至不能去食堂吃飯。這種從雇用待遇的差別向人的等級差別快速地在日本蔓延。

　　在他們之中，尤以“日派遣短工”達到不穩定的極致：日派遣工的合同只有一天，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有工作，或者到哪里去。一旦在派遣公司登記，派遣人員的手機將收到集合時間和工作地點的短信。他們持續的過著不知道是否有明天的日子：人生怎么辦？結婚怎么辦？日派遣工無論是否為重體力勞動，一天能拿到手里的薪水只有6000-7000日元。在日本一個像樣一點的盒飯也要3000日元。因為日本十五歲至二十四歲的年輕人中有一半都是非正式員工，派遣工制度導致80后、90后們看不到未來。

　　除日本共產黨以外，其他政黨都大多同意將派遣勞動范圍擴大至普通崗位，并強制執行。只有日本共產黨在國會為派遣工們爭取與正式員工同等待遇并轉為正式工，于2009年5月21日公布了《勞務派遣法修正案》，在國會強力推動針對該項修正案的討論，以便達到徹底改弦更張的目的。日共一次次地呼吁超越黨派之間的分歧而形成共識——徹底修改《勞務派遣法》。日共志位委員長就曾在國會質詢福田前首相。日共的國會議員們一次次地在國會上質詢豐田汽車公司、佳能、松下電器、東芝、NTT這樣的大集團公司。

　　日共認為，《勞務派遣法》是導致勞動工人逐漸向非正式化和貧困化發展的元兇。但是政府的修正案完全偏離了他們的期望，目前的情況是，政府提案甚至將實施時間由前三年推遲為前五年。為了徹底修改《勞務派遣法》，日共前所未有地擴散輿論，宣傳其政治主張，并且開始具體行動。

　　在預算委員會會議上，日共議員大門實紀史就日本電信公司中勞務派遣人員的轉正手續問題發表了意見。該公司竟然將直接聘用的合同工變更為勞務派遣人員，假如拒不同意變更隸屬關系就會被解雇。大門隨即進行了深入調查，在3月份舉行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指出，日本郵政集團中有21萬人屬于非正式員工，占到了職工總數的一半，其中大多屬于派遣勞務人員，連續三年以上得以續約的勞務派遣人員多達12萬人，他認為這些人都應該盡快予以轉正。郵政部長龜井靜香說：“我原先根本就不知道郵政系統竟然存在如此惡劣的事情，共產黨的調查能力著實值得信賴。”

　　日共中央組織部長中井作太郎告訴我，2009年以來，日共不再只是宣傳自己的主張，開始直接就派遣工問題與大企業交涉。志位委員長跟五十鈴汽車公司進行交涉，代表工人要求他們把派遣工的身份改變成正式員工。五十鈴汽車公司社長做了承諾，已經把超過3000名派遣工人變成了正式工人。在日共與社會的強大壓力下，豐田汽車公司的代表親自來到日共黨總部拜訪志位委員長，并向日共領導人保證，他們在公司里面一定會根據《勞動法》對待工人。

　　2.推動增加家庭收入

　　修改派遣法、聲援中小企業，反對降低法人稅……日共所做一切的目標所指就是日本的大企業，它們一直是日共批判與抨擊的對象。

　　我采訪志位委員長的時候，他給出一組數字：十年間，日本大企業的利潤從15萬億日元大幅度升至32萬億日元；而勞動者的報酬卻從279萬億日元大幅下降至接近253萬億日元；大企業的內部保留從142萬億日元急劇增長至229萬億日元。他反問我：利潤在哪里？積蓄到了哪里？

　　他說，這十年國內有形固定資本投資(以機械、工場、土地等設備投資的形式存在的內部保留)完全沒有增長，而日本在海外企業的股份則急劇膨脹。在日本國內，這些大企業從勞動者和中小企業所榨取的資金，既不回轉為國民收入或國內投資，而是轉向海外存儲。

　　這種制度，使內需和家庭收支不斷萎縮，終使日本成為“停止增長的國家”。 號稱“全體中產階級”的日本開始出現難以愈合的貧富差距。越是有錢人，稅率越低，收入超過一億元的所得稅稅率卻開始下降。

　　日共黨建部長中井作太郎對我說，目前日本普通民眾最大的問題是社會安全系統遭到破壞，表現在福利與醫療制度方面，國民不滿情緒越來越大。國民現在最大的不滿是關于《后期高齡者醫療制度》(后期高齡者指75歲以上老人)，民主黨在八個月以前大選時承諾廢除《后期高齡者醫療制度》，執政以后卻放棄了承諾。現在很多高齡者遇到生活上的困難，日本國民需要建立新的社會安全制度。

　　在這種背景下，日共在黨的第22屆黨大會上提出，如果不將經濟政策的支柱轉向支持家庭開支，日本經濟就不會有將來。日本經濟發展已經走進了死胡同。日共誓言，為了擺脫“失去的二十年”，為了維護國民的正常生活，必須要轉變這種唯利是圖的資本積累方式。

　　對此，日共不僅出臺了一個全面完整的政策框架——《成長政略》，而且發表了《日本經濟的宣言》，最近又提出了《五個經濟建議》： 

　　——體面雇傭規則—向勞動者返還利潤

　　——制定大企業與小企業公平交易的規則

　　——再造農林水產業—以糧食自給率提高為目的的真正的政策轉換

　　——社會保障—從削減向真正充實轉換

　　--財源問題—對軍費和大企業、大資本家優惠稅制動大手術(制訂出約12萬億日元的財政收入來源)

　　這五項建議被日共稱為“社會大義”綱領，涉及到雇傭、中小企業、農林水產業、社會保障、財源五大問題，要“一個個地解決”，目標是讓日本經濟在健康的發展軌道上運行，實現“日本經濟內需主導、家庭收入主導的發展模式”。日本共產黨向社會發出吶喊：要團結起來共同斗爭，要帶著堅定的信念取得勝利。

　　第三篇 “純”與“直”：日共的結構與建設

　　1.唯一不接受政治獻金的政黨

　　我的朋友田中先生不是日共黨員，一次聊天時我問他，日本社會對日共最主要的評價是什么？惜字如金的他給我兩個字：“純”、“直”。 

　　選舉政治是民主國家政黨制度的核心，競選必然需要金錢鋪墊，而大企業贊助政黨選舉不是免費的午餐。日共沒有自己獲利的產業，加上1988年一直在野，更沒有權錢交易的可能；整日被日共痛罵“喪失社會良心”的大企業，也不可能給日共政治獻金。而且長期以來，日共一直拒領中央財政撥付的“政黨助成金”。日共靠什么得以生存？日共的財政如何運行？

　　日共財長大久保健三告訴我日本共產黨的財政來源：“我們主要的收入有三個渠道，一是黨員的黨費；二是赤旗報與出版事業的收入；第三是黨員們的捐贈。從日共中央財政來講，這三項收入基本上各占三分之一，我們黨的所有活動經費都來源于這三筆費用。” 

　　目前日共有黨員40多萬人，這40萬黨員所交的黨費是日共三個主要來源之一。40萬黨員在各自工作和學習的場所不斷的地擴大《赤旗報》的訂戶，160萬份《赤旗報》訂購收入是第二個主要來源。聚集在日共周圍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有130萬人，投票支持日共的有400多萬人，這些支持者和宣傳者的捐贈，成為日共的第三個財源。

　　我問到，他擔任財長10多年來，手頭是寬裕了還是緊張了？

　　大久保坦率地說：“是緊了。以《赤旗報》的收入來說，年紀大的訂報者去世的人多了，加上因特網的存在，直接閱讀報紙的人逐漸趨向于減少，這是我們財政收入減少的重要原因。”但是大久保財長信心滿滿地認為，近期不斷地有新黨員加入進來，《赤旗報》的讀者會不斷地增加，黨費也會增加，捐贈也會增加。

　　1995年日本國會通過嚴禁企業給政黨捐款的法律，實施按各政黨在國會議席的多少和得票率從國庫撥款措施，稱“政黨助成金法”。自該法通過15年來，日共是日本所有政黨中唯一沒有收取政黨助成金的政黨。

　　大久保財長向我提供了政黨助成金各政黨領取的詳細數據表，該數據顯示，自1995年到2009年的15年中，自民黨累計領到政黨助成金2260億日元，公明黨350億日元，民主黨1208億日元，社民黨211億日元。15年來中央財政已經支付政黨助成金總額為4715億日元。而日本政府在2008年對策金融危機時實施所謂的經濟刺激計劃，只有24.4萬億日元。

　　按照在國會兩院議席的席位，2009年日共可以領取15億日元，如果累計計算，15年中日共拒領和放棄了250億日元助成金。日共為什么不領取呢？是錢太多了嗎？

　　大久保財長告訴我，“在上一個財政年度，日共的財政收入是249.61億日元，也就是說，日共所放棄的250億日元政黨助成金相當于一年的財政收入。自民黨去年的自有收入才300多億，民主黨是142億，我們共產黨比民主黨多多了。當然各個政黨的財源不一樣，但是從數字上來看我們感到非常自豪。”

　　日共一直呼吁廢除政黨助成金，另一方面卻不辭辛苦籌集資金，因為日共認為“政黨助成金”制度合“法”不合“理”。大久保財長說，在日共看來，助成金是一個瓜分國民稅金的手段，對國民而言，向一個自己并不支持的政黨進行強制性募捐，實際上是剝奪人們思想信仰的自由。

　　就日共的財政支出，大久保財長披露，去年日共的選舉支出是7.3億日元。2007年的選舉，民主黨選舉費用支出是11.8億，自民黨是7.6億，日共是6.3億日元。可以看出日共加大了選舉費用的支出。

　　“從委員長到一般黨員，我們沒有專車的概念，日共不分職位高低，工作需要的都配車，但不是專車。委員長、書記長和高齡干部他們使用車的頻率比較高，但也不是專車，工作完成了車就回來了，不是為個人服務的。只有委員長和書記長用車接送上下班，部分原因是保障安全”。

　　大久保說，他擔任財政部長十年來看得見的最大政績，就是建設了黨的本部大樓。“大樓的全部建設費用一半來自全國各地黨員和支持者捐贈，另一半是黨多年來的積蓄。盡管我們沒有拿政府的助成金，但是來自于人民和黨員支持的費用基本上和執政的民主黨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大久保說，建大樓時差40億日元，但他們沒向銀行貸款。“我們既不接受大企業的捐贈，也不接受大企業對我們的幫助，借款某種程度上也是援助的一種形式。”

　　2.規律委員會：日共的“中紀委”

　　如果拒領“政黨助成金”說明日共的“直”，采訪日共規律委員會(相當于中共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可以看到日共的“純”。

　　采訪規律委員會我期待已久。這個委員會對日共黨員紀律的紅線與底線在哪里？加之這個很少向人敞開大門的部門，本身具有一分神秘。規律委員會委員長山岡辰夫(同時任日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相貌威嚴，1.8米高的個子且消瘦，尤其是那犀利的目光，酷似電影《列寧在十月》中捷爾任斯基(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的再生。首次見面沒有寒暄，且不容置疑地給我上了一堂《日本共產黨規約》(《日本共產黨黨章》)的課程。

　　“首先你要了解《日本共產黨規約》”，他拿出一本準備好的《日本共產黨第25回大會決定集》(2010年1月13日召開)，翻到第121頁并推到我的面前說，“我們共同學習一下。學習完之后，您再提出您的問題。”

　　按他的講解，規律委員是由中央委員會全會任命的組織，現在由他和副主任等八人組成。主要的任務一是對黨員違反紀律情況的調查和審查；二是對違犯紀律黨員的處分以及被處分黨員的申訴。這些活動都要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向黨代表大會和工作委員會提出報告，并通過決議。

　　而貫徹《規約》的基本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黨的決定要經過民主的討論，最終以少數服從多數。關于違規處分的規定，要根據事實慎重地處理。在對黨員進行處分時，除了特別情況以外，組織要給予受處分的黨員以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對黨員進行處分要經過黨員所屬支部黨的會議以及全體會議決定，同時經過上一級領導機關的批準。

　　20多分鐘《規約》的講解之后，山岡辰夫說：“第25次黨的代表大會以后，也就是從2006年到2010年之間，關于對黨的路線、黨的綱領提出不同意見的、違反紀律的案子一個都沒有。集中在社會上違反了道德或者作風的案子占到90%，對黨的形象造成了不良影響。”

　　“規律委員會對處分黨員非常慎重，對違反社會道德案件的揭發以及處理更為慎重。黨的機關干部違反紀律，將引起黨員對領導機關的不信任和不滿，其中包括男女關系、貪污、工作態度粗暴和個人品行四類問題。提拔領導干部時都作為審查的內容。對此我們是有教訓的。”

　　我試探性地問，“如果在不保密的情況下，您能不能告訴我日共黨員違反紀律以及處理的情況？”

　　“具體的數字不保密。近四年中，我們處理了300件左右的案件，主要處理的有貪污、詐騙，還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問題。處理的對象主要是領導機關的干部，不是普通黨員，還有分散在各個民間團體里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這些黨員干部因為在第一線，又在人民當中有影響力，所以要對于他們進行嚴肅處理，這對于嚴肅黨的紀律非常重要。”

　　“我們還沒有取得政權，在復雜和激烈的政治斗爭當中，我們不得不考慮，如果把黨員違反黨紀的情況向全黨和國民公開的話，可能會帶來副作用。但是，我們一定會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全會報告。”

　　“您方便告訴我在300多件貪污案中最大與最小的貪污金額是多少嗎？”

　　“最高金額是1千萬日元，折合人民幣是70萬元。有的金額并不大，最小的金額為3萬人民幣，但是品質惡劣、手段惡劣，被開除的也有。主要是在民間團體里的活動經費。”

　　“四年中處理的300多件案件中，職位最高的是哪一級領導干部？”

　　“在這四年中，沒有一個中央委員違反紀律的。地區的各個支部、各個都道府縣第一把手和委員長也沒有，包括副委員長也沒有。但是有委員和其他黨的工作人員。黨的總部工作人員出現問題的很少，因為本身工作人員就很少，再者，能夠選到黨的中央機關工作的黨員都是覺悟比較高的。”

　　“我還有一個疑問，規約中提到黨員要遵守社會的道德和市民的道德。關于男女關系的問題，日本社會不是對此比較寬容嗎？”

　　“市民道德問題當然包括反對不正當的男女關系，這是倫理道德問題。如果一般老百姓對性無所謂的話，可我們是共產黨啊！如果你不是黨員沒有人管你，但你是日本共產黨員。日共對不正當的男女關系是特別重視的，絕對不能允許有情人、婚外情和包二奶。發現問題之后，第一步是進行批評教育，改正了就不予處分，不改，堅決開除！”

　　在結束采訪收拾設備時，我對他講，有兩件小事對我觸動很大，也印證了日共紀律的嚴肅性。第一個是廣報部部長植木先生一直都在陪我到各地采訪，有時采訪結束正好是吃飯的時候，我多次請他一起吃工作餐，他都謝絕了。第二個是，當訴愿委員會負責人接受采訪后，我送了一個小禮物，但是他詢問部長是否能夠接受后才收下了。

　　山岡辰夫對我說，“我們日本共產黨沒有接受禮物和被招待的習慣。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私人朋友，很親切的關系，那另當別說，但是工作關系是不行的。”

　　“我有的時候也跟植木先生一起到外面喝兩杯，”他微笑著對坐在旁邊的植木先生說，“這只是我們倆的個人關系，跟工作沒有關系。我們是通過我們的活動來實現自己的價值觀，來獲得幸福感。”長達一個小時四十分鐘的采訪尾聲，終于看到了他的笑容。

　　3.訴愿委員會

　　紅股有二是日共中央訴愿委員會負責人，也是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該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內似乎沒有完全能夠對應的機構，總而言之，它是一個黨內的監督部門。

　　紅股有二語言和藹舉止有禮。他介紹說，訴愿委員會于1970年7月日共第11次代表大會建立。訴愿委員會委員由黨的中央委員會任命，委員會一共有6名委員，其中三人是專職的，三人是兼職的。該委員會接受黨內外提出的申訴。

　　“我們的口號是在理性和人性的基礎上建立的共產黨，所以訴愿委員會的宗旨是在理性與人性兩個方面進行工作。訴愿委員會處理案子講究六個字——迅速、準確、負責。訴愿可以用各種形式，包括寫信，電話申訴，所有的都有記錄。”

　　紅股有二介紹，訴愿委員會首先要了解申訴人到底想說什么，之后，再調查申訴者提出的問題是否屬實。然后我們既要會見申訴者，也要約見被告者。訴愿委員會不是關門辦案，而是吸收各個相關部局的集體智慧提出解決方法，但是最初的判斷由我們訴愿委員會提出。如果解決不了，或是問題重大，我們上報到書記局，甚至常委會，要得到黨中央領導或者書記局的指示。” 

　　“在黨的23大至24大期間提出的申訴案件有220多件，來自黨外的申訴占10%左右。訴愿委員會成立40年來，一共接受申訴大約有9500件，不到一萬件，年平均申訴有230件左右。大部分申訴的包括：一是黨的領導人不善于聽取別人的意見；二是不答復人家提出的意見。這當然有客觀原因，可能工作忙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樣，造成了黨員或者是黨外人士對我們的不滿。三是人們提意見后他不高興或者發脾氣，或者答復時不謙虛、態度粗暴；第四就是一意孤行。第五是不守信譽。第六就是做錯了事情也不認錯。不管怎么樣都是不尊重別人，最后導致申訴。”

　　“我看全部是屬于工作作風這一類的？”

　　“是，基本上都是態度、工作作風的問題。訴愿委員會每解決一個案例，申訴的人都會感到非常高興和痛快，當然，申訴人滿意了我們也就高興了。”

　　第四篇 扎根基層：議會中的日共身影

　　1.參眾兩院的日共議員

　　在以往接受的教育中，我們曾經把議會中的共產黨視為放棄“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者。日本共產黨議員如何看議會？日共的國會議員們在日本國會黨派中處于絕對少數派，他們都在做些什么？他們能做些什么呢？

　　東京工業大學社會學人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橋爪教授描述說，“日本是特別小的國家，歷史沿襲土地不能買賣，300年來土地被一代代地傳下來，直到戰后麥克阿瑟的土地改革。日本農村社會群體相對比較固定，村里的人均被稱為“內人”，相對而言，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也沒有中國那樣殘酷，甚至發生過地主為村里人的利益而被殺頭的事。”他認為，在日本，共產黨無論是實現工農聯盟還是暴力革命，都受到地域狹小和歷史沿革的限制。

　　采訪期間我觀察到，日本共產黨在國會政治勢力的角逐中非常活躍，而且斗爭的矛頭指向民主黨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由日共黨員告訴我，民主黨的政策70%來自日共，兩黨在政策主張上應該沒有太大的分歧，問題出在民主黨的身上：競選時的承諾大多變成了空話。參眾兩院成為民主黨與共產黨對決的舞臺。在國會中，失去了政權也失去了斗志的自民黨似乎更樂于看到日共對民主黨的挑戰。日共在國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在幾個重大問題上也越來越獲得民心。

　　首當其沖是美軍駐沖繩基地問題。

　　2010年4月25日，只有138萬人口的沖繩聚集了11萬人，抗議日本政府和美國空軍基地。在我與日共在一起的50天里，日共委員長志位和夫四次親赴沖繩。與此同時在國會參眾兩院，日共就普天間問題不在“原則問題上倒退一步”，誓讓沖繩人民堅定的呼聲“在國會回響”。

　　在沖繩民眾與國會斗爭進入白熱化的階段，我分別在眾議院與參議院會館拜訪了日本眾議院議員、日共國會對策委員長轂田惠二和參議院議員、日共參議院政策委員長井上哲士。他們向我介紹了日共兩院議員們是如何“讓沖繩人民堅定的呼聲在國會回響”的。

　　6月8日，我見到轂田惠二對策委員長時，他剛剛結束國會的辯論，向我展示最新調查說：“沖繩縣民有84%的人堅決反對將基地遷往名護市邊野谷。首相菅直人表態依舊按照日美兩國已經達成的協議去做，而我黨是堅決主張無條件的撤銷基地，我們不單單在國內堅持這個立場，而且在志位委員長訪美時，正式地向美國表明了我們的立場。”

　　在此之前， 4月24日召開的各黨派領袖會議上，志位委員長希望鳩山首相利用出訪美國之機，向美國方面的代表堂堂正正地提出日本的立場。

　　鳩山首相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在今年4月舉行的華盛頓核安全峰會上，美國總統奧巴馬甚至沒有接受日方提出舉行首腦會談的要求。最終鳩山政權還是向美國作出了妥協，鳩山也因美軍基地問題而下臺。

　　但是日共做到了。2010年5月16日，日共在千駝谷東京體育館召開的萬人大會，志位和夫委員長向到會的1.2萬名黨員介紹了10天的美國之行，這是日本共產黨自建黨以來高層的第一次訪美。

　　“我們黨就日美關系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美軍基地的問題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大問題，與核問題一樣，我們堂堂正正地把日本人的想法轉達給美國政府——不是把基地遷到日本的其他地方去，而是把基地遷出日本！”志位對在場的人們說道。 

　　“美國認為這種意見交換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愿意繼續與日本共產黨交換意見。我認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首相現在不是應該到沖繩說服沖繩人民，而是應該到美國去說服美國！這樣的首相，你沒有資格當首相！……政府、大企業對美國什么都不敢說，不敢跟美國斗，這就是現在他們的特點！”

　　我已經很久沒有聽過如此熱烈的歡呼與轟鳴的掌聲。

　　2. 東京都議員團與3028位地方議員

　　這是一個令人驚訝但是事實的數字：日共地方議員共有3028個，是各政黨中地方議員席位最多的政黨，而掌握政權的民主黨地方議員只有2655議席，比日共少了373席。日共在東京都有議員251名(民主黨299名)、北海道有議員183名(民主黨223)、大阪府、京都府分別有185名和126名(民主黨分別有172名與81名)。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日共在全國影響力大的一是“兩府”——大阪和京都，“兩府”的日共議員數超過執政黨民主黨58名。二是43個縣，日共在43個縣議員數目超過執政黨的有29個縣 ，占比67.4%。日共在43個縣中的2283名議員，有76.3%的議員分布在757個市中。日共的影響力在基層。

　　5月13日，在東京都議會大廈我見到日共議員團全體議員。八位議員們在一個近100平米的房間里辦公。東京都議會不設個人辦公室(國會參眾兩院議員有各人的辦公室)，房間的大小根據各黨議員的人數分配。

　　日共東京都議員團干事長吉田信夫日共議員團全體議員在會議室里接待了我。他是一個外向與熱情洋溢的人。所以見面的第一個問題也直來直去：東京都日共議員只有8位，而上一屆卻有13位，為什么席位下降？吉田信夫笑了，說沒有想到我會問這個問題。 

　　吉田先生對我說：“是不是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看議席的席位，而是要看得票率。議席數是根據黨派分配的，得票數是衡量支持率的標準。雖然我們從13席降到8席，但是我們的得票率沒有降低，獲得了12.56%選民的支持。”

　　日共在東京都128位議席中僅獲得八位議席，距離“多數”目標還有太遠的路。但是，這不影響日共反映東京都民的聲音。“上一屆議會日共議會團曾經提交了16個提案，由于其他大黨的反對，議會否決了我們的提案。盡管如此，但是都政府不能忽視我們的提案，提案的內容最后都被政府采納了，其中包括關于東京都中學三年級以下學生住院費全免的議案，這個提案的覆蓋了80%的家庭。” 

　　日共的議員們另一項重要的任務是代表選民對都政府工作進行監督。因為日共黨員非同一般的廉潔，而且調查能力強，他們在追究政府官員浪費納稅人錢財等現象也特別有力量。

　　東京都議會為每個黨團干事長配備了專車，自民黨、民主黨、社民黨的干事長理所當然地享用，只有日本共產黨干事長吉田信夫不接受。他告訴我，他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他的自行車是帶喇叭可以廣播的那種，每當選舉時，他一邊騎車一邊宣傳日共的主張，成為東京一道風景線。據說日共的議員主動把工資的一部分交黨費，吉田證實，他一年至少要交幾百萬日元黨費。 

　　第五篇 執政之夢

　　1.日共執政的“試驗田”

　　狛江市在東京都多摩地區東南端，市區面積僅6.39平方公里，是東京都內面積最小的市，也是全日本面積第三小的城市，總人口7.8萬人。

　　狛江市的市長是日共黨員，連續四屆(1996-2012)當選。在日本的756個城市中，日共執政的城市只有三個，除了狛江市之外，還有巖手縣高田市和崎玉縣蕨市。近期日共提出本世紀早期實現民主聯合政權執政的訴求，該政黨已經獲得民眾支持的地方自治體無疑起著“試驗田”的作用。

　　我在市長辦公室見到了矢野裕，書卷氣濃郁。他講述了戲劇性地當選市長的故事。

　　1996年，矢野裕被日共地區委員會推舉為市長候選人。在競選進入白熱化時，在任市長石井三雄(自民黨)因參與賭博，欠下30億日元債務后失蹤。平靜的小市頓時陷入了混亂。事件曝光后三周選舉開始。四位候選中有兩位是石井市長的支持者。最終當選的是矢野裕。

　　矢野裕自豪地對我說，“在政治領域，要強調公平性和反對腐敗。我的前任市長因為腐敗被拘捕，日本很多市的市長有腐敗行為。自從我擔任這個城市的市長14年以來，包括市政府所有工作人員，沒有發生過一起腐敗事件。”

　　采訪之前，我瀏覽了市長網頁，信息公開的內容包括工作日程、市長交際費用的支出等等。矢野裕說，“對于信息公開，大部分市長態度消極。我們是最早向市民信息公開的城市，向市民公開信息考驗我們的勇氣。積極的公開信息，不但不會給市政府、市長帶來困惑，而且還會增強市民對市長的支持。”

　　“前任市長每年的交際費用接近300萬元日元，我現在是70萬，而且還有節余。我有時也跟朋友喝兩盅，這些都是使用自己的錢。以此換來了市民對我的信任，也有利于工作的展開。” 

　　“我的工資和個人所有的財產都是公開的，它們是我沒有受賄腐敗的證明。我們還建立了由會計師、市民代表組成的審查會，專門給市長查賬。在日本很少有建立與實施這項制度的，只有共產黨員的市長才能做到廉潔。不是共產黨員的市長，他們根本就不敢。”

　　日共的清廉在日本人人皆知。但是，靠清廉還是不能連任四屆市長的，還必須要有處理解決問題的能力。

　　矢野裕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遇到了執政經歷中最大的考驗——地方財政危機。

　　1999年矢野的第一個任期全盤繼承了前一屆政府遺留的高達254億日元的巨額負債。2004年，為了削減財政赤字，日本開始實施“三位一體改革”，其中一項舉措是大幅削減地方交付稅(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而且大幅削減地方以“國家臨時財政政策債務”的名義向國家借債的額度。矢野沒有像一些地方那樣加入其他有實力的自治體，而是實行了長達三年的行政、財政改革，以解決收入減少的危機。

　　在保證市民生活質量的同時，矢野制定了 “精簡組織”、“精簡事業項目”、“向收支均衡型財政體系轉變”的“緊急行動計劃”，最后的結果是超額完成了目標，2009年度債務余額預算為214億日元，減少了約40億日元。在第三、四屆市長選舉中，市民們再次把選票投給了矢野裕。

　　矢野告訴我，“我們這里居住人口每年以三位數的數度增加。吸引人們的背景是，現在日本少子化越來越嚴重，為了對應人口快速的老齡化，我們在老年人福利方面投入很大，興建了敬老院、養老公寓和養老護理中心。還有就是解決了困擾人們的入幼兒園難的問題。狛江市在東京所有地區最容易入托，包括還建立了小學生放學后護送回家的體制，以及照顧身體殘障兒童，我們這里都是最好的”。

　　“我作為一個市長，一個日共黨員，我要擔當起幫助本市弱勢群體的責任，讓他們生活有保障，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矢野認為這是他和其他市長不一樣的地方。其他市長把市政建設、與經濟界的聯合放在第一位；而他把怎么樣改善弱勢群體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在福利事業、醫療、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與此相應，矢野抑制了大型公共事業的投資，治理城市的目標從“開發優先”轉向“生活優先”，從“建設預算優先”轉為“市民生活預算優先”。在他擔任市長期間，土木工程費用所占比例從30%降至了12%，節省出來的資金用于民生領域和償還貸款，民生費用所占比例從20%上升到了30%以上。

　　他告訴我，“現在經濟不景氣，很多依賴大企業納稅的地方遇到了財政困難，而我們從來沒有把財政的基礎建立在大企業的納稅上，所以沒有很大的影響。我們主要的財政收入一是市民的納稅，二是中央財政的援助金。我從來不向企業拉贊助，但并不代表我們和企業沒有金錢上的往來，比如，電力公司設立電網占用土地是有償的。因為我們是日本國內倒數第三位小的城市，同時又是人口密度第三高的城市，大企業要到我們這里來用地，確實是很緊張的。”

　　2.“我們當然希望取得政權”

　　為什么日本共產黨成立88年而沒能獲得政權或者執政？相反，一個成立僅有十多年的民主黨卻做到了呢？這是我感到困惑的問題。

　　1997年9月22日，日共第21屆黨代會通過《決議》，其第二章 “日共所向往的是怎樣一個日本 ”，明確表述了集結國民的民主改革多數派實現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我黨致力于同無黨派的共同發展，在21世紀初期，聯合擁有一致目標的政黨、團體、個人，為實現民主聯合政府而奮斗。”

　　我離開日本的前一天，采訪了為參議院選舉東奔西走的志位委員長，這是我多次見到他最顯疲憊的一次。我問他，“日共提出2020年實現民主聯合政權，這一重要目標是基于哪些國內、國外的背景而提出來的呢？” 

　　志位委員長說：“我們并沒有說一定要在2020年(實現民主聯合政權)，年限并沒有定。我們認為日本應該從舊的政治形態里脫胎出來。只有日本共產黨才能改變這種政治現狀，所以我們提出了在2010-2020年的十年當中，共產黨能夠實現一個大的躍進。當然我們希望取得政權。” 

　　我注意到，“建設性的在野黨”是民主黨執政后日共的新提法，是不是由于執政黨民主黨的許多政策與日共相似才提出這個口號呢？

　　他的回答證實了猜測。“在民主黨在沒有執政以前，我們兩黨以在野黨的身份在國會建立了政策互通的機制，共同商量并拿出方案，實際上形成了院內共同黨，斗爭對象就是執政黨自民黨，所以民共兩黨在很多政策層面帶有共通性。去年9月民主黨執政時，我們曾向民主黨明確表明，日共將作‘建設性的在野黨’。并告知，你們的政策正確時我們就支持，不正確時就會反對。民主黨執政半年以來證明，他們并沒有執行我們一起合作研究達成一致的政策主張。”

　　緒方認為，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在地方自治體中日共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統一陣線經驗，當前的任務是如何逐漸地擴大到國家政權合作的層面。“當然了，(對于取得執政權)我們中央是始終放在腦子里的，共產黨取得政權始終作為我們的目標”，緒方說。

　　在我離開日本的前一天晚上，與植木部長在他的辦公室會客區進行了最后一次交談，主題是統一戰線。

　　植木部長對我說：“日共的民主政權目標有三點：一是廢除日美安保條約，把日本建設成為獨立的國家；二是實現經濟上的民主主義，改變以大企業為主導的經濟與政治，變成重視國民的民生問題；三是要遵守日本憲法的精神，建設和平與民主的日本社會。我們提出的這三個目標已經獲得日本大多數人的贊同。”

　　“目前實現這些目標的障礙，一是處于主導日美安保的美帝國主義；二是日本的大企業，因為他們抵制國民和平與民主的運動，以確保其利潤至上的立場。日共要建立以這三個目標為核心的民主聯合政府，一方面必須要增加日共在地方議會和國會議員的席位；另一方面則要擴大以三個目標為核心的統一戰線，與阻礙建立統一戰線的力量進行斗爭。”

　　植木部長介紹，日共統一戰線在日共的政治與經濟的綱領的框架下，建立了一個名字叫“爭取實現和平民主革新的日本的全國會” 的平臺。這個懇談會聚集了工會組織、中小企業的團體、和平組織以及個人等等，當然，日共黨的基層組織全部加入了這個懇談會，并且起著主導作用。

　　“日本農協或者醫師會取消了支持自民黨的方針，是否轉而支持日本共產黨了呢？”我問。

　　“不不不，不一定，目前正處在過渡時期！他們不是支持日共，而是支持日共的政策”，植木先生回答。日共的統一戰線主體當然是工人階級，如果日本農協徹底倒戈的話，日共有可能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工農聯盟。

　　“我想說的就是，目前實現民主聯合政府客觀上的條件越來越具備。議員席位占有的比例以及基層統一戰線的加強程度，決定了我們實現民主政府的時間表。”植木部長頗有信心。

　　結語：那是一種對信仰的堅守

　　采訪中，我無數次地端出“為何屢戰屢敗”問題給每一個被采訪者，從日共的普通黨員到日共的委員長，每個人給我的描述都是來自一個獨特的視角，也都是這個事實的一個側面。當這些一個個事實被拼接起來的時候，結論就是：日共不肯放棄理念，即便是以獲得政權作為交換。

　　日本的政治也逃脫不了金錢政治，想當年，田中角榮在政壇呼風喚雨，掌控自民黨最大派閥“田中派”，靠的就是提供政治資金的超強能力。深諳政界潛規則的《讀賣新聞》社長渡邊恒雄曾在回憶錄中披露：“為當政治家，就得從大佬那兒拿錢。等自己也具備斂財能力之后，再分給下面的追隨者，培植勢力。在當今的日本政界，這是鐵律。雖然這是導致政治腐敗的原因，但不這么干的人絕對成不了老大。”老大們的資金又從何而來呢？主要靠“政官財鐵三角”運作，即政客、官僚與財界的結構性利益關系。

　　日本人民曾把信任的一票投給民主黨，現在結果又是如何呢？民主黨在“政治與金錢”的問題上再次戲弄了日本國民，甚至就連具體內容及托詞也完全一樣，諸如“此乃秘書所為”、“本人概不知情”等等。難怪自民黨會幸災樂禍地大說風涼話，他們認為民主黨“比自民黨更不如”。民主黨對此毫無還手之力，只能聽之任之。幾年一度的選舉熱熱鬧鬧過后，沒有多長時間就出現各種各樣的丑聞，日本政壇出現了幾乎“一年一相”的事實。

　　相比較之下，日共缺少地盤嗎？日共不缺少地盤：日共基本上與自民黨、民主黨三分天下有其一，日共擁有地方議員3028個，是各政黨中地方議員席位最多的政黨；日共的地盤不是靠從父輩、祖輩或是黨內前輩手中的繼承，也不是花重金維持人情關系或者日后的利益交換承諾，而是依靠為窮人為利益受損者代言獲得民眾的支持；

　　日共缺少口碑嗎？日共不缺口碑：“純”與“直”是日共在日本普通國民中的形象，即便是不贊同日共“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主張的人，也不得不對日共的“人品”心悅誠服；

　　日共缺少金錢嗎？是的，日共缺錢：日共黨中央的干部只拿普通公務員一半的薪水；日共沒有在逢年過節或者紅白喜事時向選民送禮；他們更不能一擲千金在媒體上為自己做廣告；日共依靠的是40多萬黨員的黨費和3000多萬支持者的捐獻，一直生存到今天。

　　資金實力決定其媒體曝光率進而影響當選率，難道日共不知道嗎？當然不！假設，日共稍稍向代表大資本的利益集團低個頭，也不至于競選的時候沒有人代償巨額的廣告費；如果日共稍稍向資本獻媚，也不至于沒有一家大企業在《赤旗報》上做廣告；如果日共與大資本家團結在一起，也決不至于連地鐵車廂里的小廣告即使出錢也不給刊登；如果日共不是作為唯一一個拒收政黨助成金的政黨，250億日元如果都用在競選的廣告上，也會在競選時期“炸爛了”日本的媒體。

　　如此廉潔與正直的黨，或者是“依賴國民的政黨”，國民為什么不依賴與信任日共呢？為什么不給日共一個機會呢？在參議院選舉結束后，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常任干部會表示“取代自民黨政權后的政治會是什么樣的，國民尚未形成共識”，“顯示了國民探索替代自民黨政權的新政治過程中的一個方面”，“為了結出這種國民探求之果，我們要為開啟新的政治道路而竭盡全力”。

　　太多的人會向實利與誘惑屈服了，太少的人有堅貞不屈的勇氣，日共不屈不撓的勇氣是什么？日共死死堅守的又是什么？那就是信仰！我們不能自由的選擇是時代，但我們可以從這個時代中自由地選擇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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