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產階層危機

   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持續縮水的家庭資產，一路攀升的負債表……各國的中產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尷尬的事實：在拯救經濟危機的努力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他們，已然成為這場危機最大的犧牲品。

    中產階層群體的頻頻告急，讓各國政府意識到，這一階層的危機可能導致經濟復蘇后繼乏力。

    早在今年1月，奧巴馬政府率先打出“為中產階層而戰”的口號，日、德、法等主要發達國家也陸續將穩定中產階層提升到優先的政策性高度。在中國，溫家寶總理關于“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的表述也讓人們對于這個新興階層的成長有了更多聯想和期待。

    而受挫的中產們也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愿景：是跟隨國家經濟的停滯而重返貧困，還是有能力在挽救全球經濟上承擔更大的責任？

中產階層的憤怒

    “遠離喧囂的城郊，一輛轎車利落地駛進其中一棟房子前院，燦亮的陽光灑滿院子，兩三個孩子和一條狗在綠草地上嬉戲，這時，大門敞開，優雅的女主人走出來，與剛下車的男子擁抱親吻。”

    這是許多美國電影里經常出現的畫面，畫面呈現的幸福生活，是許多美國中產階層的生活寫照，也是許多追求美國夢者的理想生活。但是，這般好景對一些美國中產家庭已是明日黃花了。

    如今美國中產階層曾經普遍擁有的優越感在下降，他們被形容為“集體向下沉淪”。受經濟危機影響，房地產泡沫破滅，借款緊縮，許多中產階層的生活越來越難過，很多人被裁員后，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頓。

    而住房、教育和醫療保險已經成為背負在美國中產階層身上的“三座大山”。《經濟學家》周刊曾引用美國馬里蘭大學專家的話說：經濟衰退的主要問題不在于數百萬新增貧民人口，而是中產階層遭到“巨大打擊”。

    在歐洲傳統的中產階層市民社會，憤怒和躁動的情緒在蔓延，最近包括希臘、法國、西班牙等國在內的歐洲多國一系列的中產階層罷工，沖在隊伍最前面的中產們已非昔日有車有房、衣食無憂、時常全球旅游度假的白領，而是成了走上街頭抗議降薪和退休年齡延遲的工會先鋒。

    一向以社會和諧、均衡以及財富分配均勻自居的日本，也因連年的經濟低迷而加劇了中產階層的瓦解。10年前，90%的日本人認為自己屬于“中產階層”。去年東京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中，接近一半的日本人把自己的經濟地位定義為“中產階層以下”。

    在2009年，日本有16000多家公司倒閉，比前年增加了12%。有媒體稱，破產潮很可能會繼續下去，破產的工廠主和被解雇的員工自殺數量也會上升。

    而新近崛起、受惠于現代化進程中經濟高速增長的新興國家中產們，旺盛的消費能力和積極的進取意識使他們在經濟危機中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然而，基礎脆弱的他們更易受到經濟轉軌階段各種不確定因素的襲擾，一個不小心可能隨時跌入貧民階層。事實上，金融危機打擊下最大的受害群體，可能正是新興市場那些剛剛擺脫貧困、進入中產的人們。

中產社會集體倒退？

    自2007年夏季開始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是對美國的中產階層而言，衰退其實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曾經撰寫《中產階層美國的終結》一書，引起不小的轟動。該書透露出一些中產人士頗為窘困的生活狀況。克魯格曼說，二三十年前，美國的中產階層占據社會重心，可是最近幾年來，經濟增長的收益卻流向了富人階層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階層。

    美國并不是這一情形的孤例，在當今西方社會，中產階層的普遍貧困化正在蔓延。

    法國中產階層在二戰后三十年迅速發展壯大，成為法國社會的中堅力量，當時中產階層普遍對未來生活感到樂觀且有保障感，堪稱是法國中產階層發展的黃金時代。

    但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法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失業問題日趨嚴重，法國中產階層開始普遍出現一種焦慮心態，特別是在房地產價格上漲幅度持續高于中產階層收入上漲速度的情況下，許多理論上處于中產階層位置的人無力購買其同樣屬于中產階層父母居住地同等環境的房產，而不得不置業于房價更便宜的區域，因此產生了“身份倒退”之感。

    法國生活條件研究中心社會學家雷吉·比戈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指出，由于在過去三四十年內法國中產階層收入上漲速度落后于住房、水電、燃油等物價上漲速度，導致目前法國中產階層每月身負的“強制性開支”比重提高，進而使得他們可自由支配資金比重下降，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比戈所指的“強制性開支”包括每月償還貸款、各種稅收、保險、房租、水電、煤氣等無法縮減的開支。比戈調查結果顯示，1979年“強制性開支”平均占法國下層中產階層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時這一比例上升至38%。對上層中產階層而言，“強制性開支”比例也在這段時間內從20%上升到32%。

    此外，比戈舉例說，2008年，法國居民稅后可支配月收入中間值為1467歐元。對于收入接近該中間值的人群，每月支付完“強制性開支”，再支付過食品、交通、醫療、教育等開支，每月大約只能剩下300歐元用于娛樂、服裝等消費。在這部分人群里，48%的人當年沒有外出旅游，37%的人沒有去過電影院，34%的人沒有汽車。

    而在拉美地區中產階層正在迅速崛起的國家，高通脹、高債務的經濟發展模式也使得拉美的中產階層的境遇每況愈下。圣保羅坎皮納斯州立大學的經濟學家馬西奧·波奇曼估計，在1980年以后，巴西有700萬人退出了中產階層行列（其中有300萬人進入了上層階層）。

脆弱的“夾心層”

    中產者曾被賦予一個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擁有光明無比的未來，被譽為穩定社會的超級力量，但當社會學家把這項光輝無比的任務壓在他的肩上時，卻悲哀地發現他們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脆弱的夾心層。

    在金融風暴爆發后，那些享受千萬年薪下臺的華爾街高管不斷引起轟動，但更普遍的事實是成百上千萬的中產階層集體失業。人們常常嘆息于所看到的關于富人身家大幅縮水的報道，但富人有著更豐厚、更多元化的資產，有更大能力來吸收沖擊。至于窮人，他們通常遠離金融市場、與房產無緣，收入并無實質上的變化，政府也不愿意遺忘了他們而背負指責。所以，真正可能被沖擊到的，就是中間的夾心層。

    在老牌的發達國家，這個夾心層通常都占據國家人口結構的一半以上。在美國，這個比例甚至超過90%。這些國家的中產階層對國家的經濟貢獻最大，但同時又是極為脆弱的一群，他們往往有少量“資產”，例如一兩套房產或市值縮水的股票等，不大可能靠這些東西在短期里重新“生產”出新財富。一旦因經濟形勢不佳而失業或者因一場大病、一次意外事故而喪失元氣，容易很快向下沉淪，跌入工薪和貧民階層。

    以韓國為例，中產階層作為韓國社會的主要部分，經歷了一個從高速發展到逐漸減少的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韓國中產階層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曾達到頂點。根據韓國政府的統計，1995年中產階層比重曾高達73%。但其后開始下降，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更呈銳減之勢，僅1998年一年就減少超過1個百分點，其后每年減少0.55個百分點，至今已累計減少10個左右百分點。受2008年發自美國的金融危機影響，這一遞減趨勢還可能惡化。

    縱觀國際上的經濟危機，中產階層都是最直接最嚴重的受害者。所以有經濟學家說，經濟危機的結果，就是消滅中產階層。1929-1932年美國遭遇重大經濟危機，成千上萬的中產階層一夜之間跌入赤貧，很多人失業，甚至無家可歸。上世紀末阿根廷開始的經濟危機，讓這個國家的中產家庭從80%降到了20%，多數中產跌入貧困，直到現在，阿根廷依然未走出經濟危機的泥淖，曾經的中產還在為重新進入中產而苦苦打拼。

    雖然中產是經濟危機最為直接的后果人，但實際上，中產階層的投機天性，也使其可能成為經濟危機的直接制造者。最早發生的經濟危機——400年前的荷蘭，當時的中產階層瘋炒郁金香球，當郁金香球泡沫破裂后，數不清的新興中產階層傾家蕩產。從那時起，金融性投機炒作形態便已完成定型，400年來，所有的投機炒作，都在重復著400年前荷蘭郁金香的模式。

    這種投機天性恰恰來自于中產階層的集體不安全感。在當今新興國家中產階層的成長軌跡中，正清晰顯現出這種線索：這些國家的新興中產階層多數沒有什么背景，都是從平民一步步經過多年辛苦打拼勉強步入中產的行列，擔心財富的失去，使他們即便在收入豐厚時也處在恐慌之中。所以他們同其他國家的中產階層一樣，有了錢就會奮不顧身地用來投機，不管是炒股，還是炒房，他們都是絕對主力。

    但顯而易見，當泡沫破滅后，他們最為直接地感受到了經濟蕭條的寒意。在后危機時代的這些國家，這樣的情形仍在不斷上演：因全球貿易遭逆轉而飯碗不保；投資了房屋和股票，但房價下跌和股市崩潰令其損失慘重；擁有儲蓄卻不敢肆意消費，而這樣的經歷教訓又只會加劇了中產們天生的不安全感。

穩壓器還是加壓閥

    在社會學看來，中產階層早已不是一個財富標桿的象征，而往往被認為起著政治“穩定劑”和“緩沖帶”的作用，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中產階層不僅可以積極緩沖貧富兩極分化的矛盾，而且具有拉動內需、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功能。在北歐等富裕國家，這種功能性尤為明顯。

    芬蘭是典型的北歐福利國家，其實行的高收入者高稅收政策，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趨于合理均衡。在強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蘭中等收入階層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穩定的社會結構，從而保證了芬蘭的長期穩定發展。

    芬蘭的中產階層主要由白領和小企業經營者構成，主要為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醫生、醫療護理人員、會計、教師、政府和私人機構中的工作人員，以及小型服務行業的經營者等。他們大多從事腦力勞動，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具備較高文化知識和較強專業技能，擁有穩定的收入，并具有相應的消費能力，享受較高的生活品質。

    富足而安寧的生活是芬蘭中產階層的人生目標。他們在勤奮工作的同時，注重個人修養，盡情休閑，享受生活。在消費方面，芬蘭的中產階層也相當理性。他們注重收支平衡，量入為出，主張適度消費，而不追求超前消費。“知足常樂”是他們心態的真實寫照，而這正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恬淡知足的生活態度，也使他們樂于用生活之余的錢財來幫助弱勢群體。當世界任何地區發生災難時，芬蘭中產階層通常都友善地伸出援助之手。此外，芬蘭中產階層關心社會，積極參政，并且對環境問題表示出極大的關注。芬蘭龐大的中產階層的政治影響不可低估，始終是芬蘭各黨派竭力爭取的對象。更為重要的是，芬蘭的中產階層是芬蘭福利社會制度的主要奉獻者，通過納稅來幫助生活貧困的人。

    對于中產階層作為社會穩壓器的這一認知，在許多老牌發達國家已成為執政之基，統治集團對這一階層非常重視，并有意識地加以培育和扶持。

    在英國，繳納個人所得稅最多的不是處在金字塔頂端的5%左右的富人，也不是年收入在2萬英鎊以下的工薪階層，而是中產階層，他們貢獻了全國70%左右的個人所得稅。

    中產階層還是英國市場上的消費主體，他們幾乎決定了英國消費品的定價和品位。對于主要靠內需拉動經濟的英國來說，近4000萬中產階層人士的消費傾向將決定它的發展前途。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史專家肯特·鄧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表示，是中產階層的興起和壯大維持了英國的經濟繁榮。

    一些社會學家認為，工業革命之后，英國并沒有如一些人士預測的那樣出現嚴重的社會分化，資本主義也沒有滅亡，原因之一就是中產階層的形成和壯大。由于社會并沒有簡單地分裂成富人和窮人，而是出現了龐大的中間階層，窮人和富人這兩個“天然的敵人”才失去了相互斗爭的社會大環境，社會得以保持長治久安。

    另外，由于人數眾多，地位重要且把持了各行各業的關鍵崗位，中產階層成為英國各政黨和歷屆政府最為重視的階層。不管哪個政黨想上臺，都會極力爭取獲得中產階層的支持；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會采取有利于中產階層安居樂業的政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政府政策的大同小異和連續性。

    肯特·鄧表示，西方戰后的中左政權幾乎都是中產階層政權，由于中產階層的壯大，這一格局未來也不會發生改變。不管是哪個政黨，得罪了中產階層就無法上臺執政，“西方國家已經走上中產階層成為主人的道路”。

    在許多新興國家，培育一個健康充實的中間階層也正日益成為迫切的施政需要，俄羅斯前總統普京在任期間，一直想培育起被稱為“經濟穩定器”的中產階層。2008年，他在國家杜馬會議上明確指出，要努力在2020年前使60%甚至70%的居民進入中產階層。在中國，溫家寶總理也明確表示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這也是中國迄今對于建立中產階層社會最為明確的表述。

    而事實上，由于中產階層的脆弱和不穩定性，被許多國家奉為穩壓器的這一群體，也容易瞬間變成加壓閥。

    無論是泰國當前的動亂、希臘債務危機的街頭示威還是前段時期的歐洲罷工潮，都隱含著中產階層對于自身權益的強力訴求。而一旦國家調控性政策出臺，利益最容易受到觸動的，也通常是中產階層。

    盡管發達國家普遍設立了公費醫療、免費教育、養老保險和帶薪休假等保障性制度來穩定這一群體，然而對于這一基數和意識主張都在膨脹的中產階層而言，如何趨利避害，成為考驗各國政府智慧的執政之難。

    不僅如此，許多國家尤其是新興國家高速擴張的中產階層正在越來越深刻地影響世界的游戲規則，持續的城市化進程所帶來的能源、糧食價格上的壓力也正在顯現。針對這一新增中產階層，世界需要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調整了。

新興中產尤可期

    全球中產階層在人數與財富方面的增長速度仍在不斷刷新人們的想象。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曾表示，新興市場中產階層的崛起已經成了“10年中最為重要的事件”，他們將于20年內在全球消費力方面超越西方中產階層。摩根士丹利亞洲區總裁斯蒂芬·羅奇則認為，在5至10年內，光是亞洲新興國家的中產階層就能夠填補過度消費的美國消費者所留下的空白。

    僅在拉美地區，有數千萬人成為了這個地區來之不易的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的受益者。在擺脫了貧困之后，他們初步的繁榮正在促使這個地區的消費市場快速增長起來。這里曾經是一個少數精英分子和多數貧苦大眾形成鮮明對比的地區。拉美中產階層的出現，為改革這個地區的政治帶來了希望。

    然而，新興中產階層有著自豪又不安的復雜心理。如在巴西，近30%的新興中產階層都在非正規市場中謀生，收入很不穩定，缺乏社會保障網絡，創業機會有限。許多人是通過借貸的方式來達到較高的生活水準的，這可能是53%的中產階層說自己生活在對失業、收入減少甚至破產的恐懼之中的原因之一。他們受益于私立學校的爆炸性擴張，但卻見證了教育質量的一落千丈，這也破壞了中產階層慣有的社會流動途徑。

    《巴西中產階層》一書的作者若澤·奧古斯都·費爾南德斯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指出，中產階層是巴西迅速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主力軍，由于政府提供更多的貸款，讓這一階層的消費能力增強，有效拉動了內需，這是巴西擺脫危機的關鍵。

    但對這一進程的可持續性他也感到擔心。他說：“巴西的消費觀念造成中產階層通常債務沉重，這樣危機對他們的影響很大，當他們面臨困難時就不得不減少支出，同時這一階層的人對生活有緊迫感，他們非常害怕變成貧困人群。

    如今，隨著西方中產階層深陷債務與危機之中，許多經濟學家都將新興市場的中產階層視作全球安全與繁榮新時代的潛在基礎。費爾南德斯則認為，新興中產階層面臨的挑戰是人們的期望和社會體系能為他們所提供條件之間的矛盾。

    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俄高等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吉哈諾娃則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指出，新興國家應努力改變“資源和原料供應國”角色，調整經濟結構，發展創新型經濟。不過，由于經濟危機影響、國際行業競爭加劇和國內實際情況的限制，發展創新型經濟并非易事。

    吉哈諾娃表示，很多發展中國家同樣處于社會經濟發展轉型時期，社會結構模式尚未定型，她建議，在人才政策上，應對中產階層傾斜，鼓勵使用該階層人才，這是社會創新最有力的來源；在稅收政策上，應加強立法，加大稅收對縮小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在具體操作上，增加“吃財政飯”人員和技術工人的收入，提高管理階層的生活水平；最后，中產階層的發展跟國家整體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情況密切相關，應努力調整經濟結構，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夯實中產階層壯大的經濟基礎。

拯救“社會脊梁”

    發達國家的執政者正日益達成這一共識，中產階層是西方社會的“脊梁”，若這根“脊梁”被折斷，西方市民社會將走向毀滅，復興中產階層的呼吁愈來愈響亮。

    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1月上任后第10天即成立中產階層工作組，任命副總統拜登為主席。奧巴馬認為，“美國經濟實力可以通過中產階層的實力來衡量”。拜登則說，“中產階層強健等于美國強健”是他所領導的工作組的指導原則。

    奧巴馬政府意識到，盡管中產階層是按多種綜合標準劃分的概念，但中產階層的最主要收入來源仍是工資，因此保證就業成為奧巴馬政府幫助中產階層的核心任務，他特別重視通過加大對住房市場、清潔能源、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及為中小企業減稅等來創造就業。

    而在英國，自全球金融危機暴發以后，英國經濟遭受重創，一些企業倒閉。在國民經濟中居重要地位的金融服務業受損最大，許多白領失業，一夜間由有著穩定收入的中產階層變成了貧民。為了幫助中產階層度過這場危機，英國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鼓勵銀行恢復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以維持最能“制造”中產階層的中小企業的生存；撥款4000萬英鎊對公司高管、職業經理人和其他失業人員進行求職培訓；動用1300萬英鎊資金向失業人員提供心理咨詢。

    此外，布朗首相曾表示，要利用國家的教育體系培養更多中產階層，讓多達75%的30歲以下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金融危機之后，英國各大院校擴大了研究生招生規模，以使未來的中產階層能夠繼續接受高等教育，避免出現本科畢業就失業的狀況。著名高等學府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近兩年的研究生招生擴大了近一倍，碩士和博士生的人數已經超過本科生。一些失業白領選擇去高校充電，既積累了學業資本，又度過了目前的就業困難期。

    在韓國，針對中產階層持續萎縮現象，李明博政府上臺后制定了“扶持中產民生新政”方案，該政策通過對人力資源的投資，加強應對危機的能力，提高經濟增長動力，以達到使平民階層更加溫暖、讓中產階層更加豐厚的目的。

    意大利社會投資研究中心負責人羅馬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說，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給意大利中產階層也造成了諸多影響，例如，對于商人和手工藝者而言，出口下降直接導致其收入下滑。但總體來看，意大利在金融危機陰影下至今沒有出現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大利家庭債務壓力相對較小。目前意大利只有12%的中產家庭需要為購買住宅而還貸。

    羅馬說，目前意大利政府為中產階層所提供的最大保障就是“收入補貼基金”。這是政府專為失業人員提供的、最長可以領取一年的補助。羅馬認為，從意大利的經驗來看，發展壯大中產階層，需要保證消費和儲蓄平衡增長，也就是說，普通家庭進入中產階層后，要擁有一定積蓄和財產，這是確保他們安居樂業的基礎。

來源：2010年5月16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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