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新生：IMF淪為美國御用工具才是問題本質

2009-04-09  來源：上海商報

　　為期一天的倫敦金融高峰會議，被世界各國寄予厚望。會議結束之后，樂觀的氣氛在世界各國彌漫開來，世界各主要股票市場價格全面上揚。此次會議通過的聲明內容廣泛，大體上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政治性的宣言，重申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振興世界經濟；二是長遠目標，就世界金融體制改革委托各國的財政部長或者中央銀行行長進行長期的談判；三是具體成果，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擴股。西方一些新聞媒體在報道此次金融峰會的時候，認為真正的大贏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此話不無道理。這個從來都沒有真正發揮良好作用的世界金融組織，其地位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有進一步強化的趨勢。世界各國承諾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金額達到5000億美元，其中中國承擔400億美元。這意味著在今后的歲月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會繼續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們不禁要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什么飽受青睞？在世界金融危機中無所作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什么屹立不倒？

　　IMF是產生諸多不平衡的根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一個常設機構，旨在促進國際貨幣合作，為國際貨幣問題的磋商和協作提供方法，通過促進國際貿易，擴大成員國的就業水平。在特殊的國際背景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計了一套極其荒謬的穩定貨幣市場的程序和方案——通過穩定美元貨幣，強調美元貨幣與黃金掛鉤，建立一個多邊支付交易制度，逐步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在成員國出現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現象時，通過提供資金，改變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狀況。

　　事實證明，這套監管國際貨幣市場的制度和手段，根本無法解決金融危機中存在的問題。無論是面對上個世紀發生在拉丁美洲國家的金融危機，還是面對發生在亞洲國家的金融危機，以及面對本世紀出現的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無能為力。

　　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主要國家控制國際貨幣市場和貨物市場的手段。西方國家通過關貿總協定，牢牢地控制貨物市場；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牢牢地控制資金結算市場。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本無法改變國際貿易不平衡的狀況，恰恰相反，它是產生諸多不平衡的總根源。

　　IMF淪為美國的御用工具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議事規則來看，它是一種典型的資本主義運行機構。每一個成員國都有250票的所謂基本投票權，但是，在投票的過程中，還必須根據各國所繳納份額得到的加權投票權，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意見。而加權投票權則按照各國所繳納份額進行計算，具體份額又是根據各國的國民收入總值、經濟發展程度、當時國際貿易幅度等因素加以確定。由于當時美國是最大的股東，享有17.4%的份額，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大議題都需要85%的通過率，所以美國享有實際否決權。打個比方，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每個常任理事國都擁有1票否決權，可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只有美國才享有1票否決權。這樣的議事規則決定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享有絕對的發言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任何決策，都必須聽命于美國。美國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在發生經濟危機之后，總是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加各種條件，從而達到美國所要達到的目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淪為美國的御用工具。強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就是鞏固美元霸權，維持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形成的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正因為如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提出，要徹底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重新尋找公正合理的世界儲備貨幣和結算貨幣。但現在看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努力并未成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資金，就意味著與虎謀皮。今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將會更加倚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發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會繼續依賴美國市場，鞏固美元國際貨幣地位。

　　特別提款權同樣隱含不公平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運作功能來看，它通過提供貿易貸款，創立提款權和特別提款權制度，確保世界貿易的利益總是傾斜到發達國家一邊。

　　1969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立了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資產，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份額無償分配給各成員國使用，主要用于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債權債務清償。近些年來，中國的一些國有企業由于無法應付日益復雜的國際匯率變化情況，開始使用特別提款權進行國際結算，從而使特別提款權成為國際結算貨幣。但從實質意義上來說，特別提款權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設的一種記賬單位，亦稱“紙黃金Paper Gold”，而不是真正的貨幣。在特別提款權創立之初，特別提款權實行金本位，即一個特別提款權等于0.888671克黃金，一個特別提款權等于當時的1美元。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崩潰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迫于1974年7月1日宣布，特別提款權與黃金脫鉤，選取世界出口份額最大的16個國家的貨幣組成一籃子貨幣，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的價格基礎。可是，由于16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的匯率不斷變化，計算程序十分復雜，所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決定簡化手續，從1981年1月1日起，選擇世界上商品和服務出口額最大的5個國家貨幣作為計算特別提款權的價值單位。這五個國家的貨幣分別是美元、德國馬克、法國法郎、英鎊和日元。2000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意將歐元納入到特別提款權的貨幣籃子之中，取代德國馬克和法國法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還規定，平均5年修改一次特別提款權的價格基礎，把對外商品和服務出口額最大的4個國家作為基礎貨幣單位。以中國移動公司為例，在收取國際漫游費用的時候，通過特別提款權結算資金。對于漫游到國外的用戶，中國移動公司選擇被訪問地區或者國家的運營商所使用的貨幣單位確定價格，并且按照一定的匯率折算為特別提款權，再由特別提款權換算成為中國的人民幣向用戶收取。在這個過程中，特別提款權相當于一個國際通行的結算貨幣單位，盡管在實際生活中并不需要直接換算成為各國的貨幣。中國移動在使用特別提款權計算的時候，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匯率，將中國移動服務費用折算成為特別提款權辦理結算。

　　從表面上來看，特別提款權擺脫了美元主導國際貨幣市場的陰影。但是，在分配特別提款權的過程中，同樣隱含著不公平的問題。更主要的是，特別提款權使用一籃子貨幣方案，而中國的貨幣不包含在其中，這就使得中國在使用特別提款權進行國際結算的過程中，繼續受制于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提出把特別提款權作為獨立于主權國家的貨幣單位，實際上是以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基礎的。如果不徹底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么，直接把特別提款權作為國際儲備和結算貨幣，沒有任何實質上的意義。

　　可以這樣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存在，在早期是為了穩定國際貨幣市場，努力營造一個相對透明的國際結算環境。但是到后來，由于美元幣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過創立一系列特別的制度，特別是建立了特別提款權制度，使得西方國家在使用這一制度干涉別國貿易，損害其他國家金融主權的時候，有了得心應手的工具。如果說最初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為了鞏固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那么，特別提款權的出現，則使得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徹底綁在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貿易列車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打著維護貿易平衡的幌子，通過創制國際貨幣結算單位，導致世界資源流動出現了新的不平衡。可以直言不諱地說，由于特別提款權這種特殊的金融衍生產品本身具有極大的不合理性，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非但不能阻止國際金融危機，反而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正是由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各國資金流動開辟了岔路，從而使許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資金大量涌入西方國家的金融機構，為西方國家的信用消費經濟模式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西方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提供了充足的“彈藥”。

　　IMF干預經濟危機充斥霸權意識

　　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干預經濟危機的過程和手段來看，充斥著霸權意識。上個世紀拉丁美洲國家發生經濟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所謂的經濟改革方案，鼓勵這些國家實行浮動的匯率制度，將國有資產私有化，強迫這些國家接受他們附加的不合理條款，從而為美國金融投機家掃蕩這些國家的金融資產打開了方便之門。拉丁美洲經濟危機過后，人們發現許多國家的經濟呈現出“空心化”的狀態。所謂華盛頓共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借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規模地掠奪拉丁美洲國家的財富，從而使這些國家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政府不得不更加依賴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的繁榮曇花一現。在蘇聯和東歐解體的過程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樣扮演著非常可恥的角色，他們與西方的金融投機家沆瀣一氣，采用所謂的“休克療法”，實行國有資產私有化，從而使這些國家陷入長期動蕩不安之中。這些年來，不少國家痛定思痛，重新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試圖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控制。但現在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成為戴在他們頭上的緊箍咒，這些曾經信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家在參與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不可能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詛咒。

　　改革世界金融體系須先改革IMF

　　改革世界金融體系，必須從摧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著手，徹底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形成的不合理的國際貨物貿易和金融貿易秩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老態龍鐘，但仍然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許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通過實物貿易賺取的外匯，在國際貨幣市場上轉瞬即逝。這說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倡導和監管的國際金融市場已經成為一個深不可測的金融陷阱，它隨時都可能葬送一個國家的經濟。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應當聯合起來，徹底搗毀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聯合國的框架內，重新建立公平的貿易規則。從短期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必須改變當前的議事規則，防止美國行使否決權，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謀取不當利益；第二，必須改革提款權和特別提款權制度，按照世界各國貿易比重重新分配提款權；第三，在采取資本主義表決方式的同時，還應該考慮到各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適當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制定金融貿易規則和調整世界金融結構的過程中，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要。(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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