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著名戰略學家喬治·凱南認為，隨著核武器的出現，大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潮流將一去不復返，轉而進入長期的戰略博弈。凱南的判斷引發了美國軍事戰略理論的一次變革，伯納德·布羅迪和基辛格等美國學者創造性地提出了以“核威懾”為主要內容的軍事威懾理論。1946年，布羅迪指出：“我們軍事力量的主要使命，以后將轉變為通過威懾避免戰爭。”1962年，基辛格對威懾的內涵進行了解釋：

　　“威懾要求把力量、使用力量的意志和對手對兩者的估計結合在一起，而且威懾是上述因素的產物，而不是它們的總和。如果其中任何一種等于零，威懾就等于零。”

　　布羅迪的貢獻在于打破了軍事力量運用局限于戰爭的認知，前瞻性地指出大國博弈期間軍事力量作用發揮的主要途徑是威懾；基辛格則較為完整地提出了有效軍事威懾的構成要素和實施方式。經過幾十年研究及實踐，美國的軍事威懾理論基本成型，即“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后盾，通過示形造勢，表明決心，使對方因恐懼而放棄自己的行動企圖，從而達成己方的戰略目的”。不難看出，美國的軍事戰略思維里，有效的軍事威懾力包含三個關鍵要素：強大的軍事力量、使用力量的決心、力量與決心的傳遞。目前，這種威懾思維也被世界廣泛接受。

　　一

　　客觀講，美國有比較強的軍事威懾力，也善于運用自身的軍事威懾力。當前，世界上部分國家的立場倒向美國，并非完全出于對美國認同，而是屈于美國的威懾力，尤其是軍事威懾力。在弱肉強食叢林觀念盛行的美西方，只有拳頭硬，說話才有份量、有人聽。

　　對美國自身而言，強大的軍事威懾力既是世界霸權的核心支撐，也為運籌全球戰略省了不少資源。在一些國際問題上，美國總是表現出缺乏耐心的一面，不喜歡政治、經濟和外交上的過多糾纏，而是企圖依托自身強大的軍事威懾力，通過“不戰”或“小戰”快速收效、實現利益目的。2018年7月，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就在一份題為《美國的政治戰》的報告中指出：“美國的行動方案經常嚴重依賴常規軍事力量，與美國的開發和外交專業人員協調不夠”。雖是作為問題進行反思，但也從側面反映出美國習慣于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解決問題。

　　因而，美國十分注重塑造提升自身軍事威懾力，既針對中國、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等國，也針對其盟友。美國為眾多盟友提供防務承諾，一方面是在為自身稱霸全球打造“碉堡”，另一方面也是對盟友的控制和威懾。美國不希望看到中國軍事力量日益壯大，頻頻在中國家門口秀肌肉、搞威懾，在中國與鄰國之間打“戰略楔子”，制造摩擦爭端；同樣的，美國也絕不允許歐盟、日本等盟友軍事力量超越自己、脫離控制。比如，歐盟為了去美國化實現防務自主，努力了幾十年，但都在美國的干涉阻撓下而失敗。美國十分清楚，一旦歐盟建立了自己的防務體系，“歐洲將真正成為歐洲人自己的歐洲”，并且會形成對美國的軍事威懾。

　　那么，美國賴以支撐霸權地位的軍事威懾力從何而來？客觀地看，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長年累月的實戰積累。美國前總統卡特在2019年的一次演講中提到，美國建國242年，只有16年沒打過仗，堪稱“世界歷史上最好戰的國家”。美國在戰爭中犯下了重罪，在世界多地遺留下了難解的歷史仇恨，但也同時為美國塑造軍事威懾力留下了伏筆。一方面，多年的戰爭使得美國對戰爭狀態的適應能力、軍隊的實戰能力得到了積累提升，即積累了“強大的軍事力量”；另一方面，美國被大眾貼上了“動不動就打別人”的深刻印象，直觀認為美國的動武開戰門檻很低，極易相信美國“使用力量的決心”，也就是美國在軍事威懾中，“力量與決心的傳遞”很容易令對手相信。這是美國軍事威懾力的重要基礎。

　　二、對戰爭理論的創新引領。越戰結束10年后，曾經失敗的美軍在海灣戰爭中拉開了信息化戰爭的序幕，給全世界上了一堂戰爭課，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軍事專家紛紛驚嘆：“原來仗還可以這樣打！”美國海軍退役軍官邁克爾·戴姆曾發表看法稱：“海灣戰爭對中國的軍事戰略、技術和部隊結構的轉變是一場地震。”澳門軍事評論員黃東談及海灣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時說：“這對中國軍方來說就像是一顆心理原子彈。”不可否認，海灣戰爭是對世界各國產生了較大的軍事威懾效應。海灣戰爭后，美軍在幾場軍事行動中連續創新作戰樣式、實踐驗證最新作戰概念，許多作戰行動被各國奉為經典、競相研究，美軍被打上了“世界最強軍隊”的標簽，其軍隊體制結構、建設理念、作戰樣式等至今被多國不同程度學習效仿，美軍也似乎已成為世界公認的“下一場戰爭設計者”、“戰爭理論創新領頭羊”。這是美國軍事威懾力的關鍵。

　　三、高科技的強力支撐。技術的實現決定了美軍作戰構想的實現，美國的戰爭理論創新很大程度上源于高新技術的突破及運用。自海灣戰爭開始，美國沒有一場軍事行動不是依靠高科技的強力支撐碾壓對手，打的都是有著巨大科技代差優勢的戰爭，特別是各類高科技武器裝備在戰爭中接連亮相，給對手和其他國家造成了一定的震懾。如今，在大眾的印象中，美軍是一支技術支撐型軍隊，在海、陸、空、天、電、網等多個領域具有決定性的技術優勢和武器裝備優勢。美軍總是積極利用“鋼多”優勢來彌補“氣短”缺陷，“鋼多”也自然成為美國軍事威懾力的重要支撐。

　　四、大量的媒體展示和形象塑造。美國善于抹黑他國“軍事威脅”，更善于包裝自己“軍事強大”。美國占據著世界上最龐大、也最有影響力的媒體資源，2020年登上全球媒體排行榜的500家媒體公司中，美國有113家上榜，位列全球第一。憑借對國際輿論的操控影響，美國通過直播戰爭、媒體造勢等途徑，不遺余力塑造展示自身“強大的軍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決心”，營造出一種“美軍不可戰勝”的輿論氛圍。比如，美國幾乎每一場戰爭行動都是直播式的，海灣戰爭被稱為世界上第一場“直播戰爭”，伊拉克戰爭更是成為人類歷史上首次電視直播的戰爭。伊拉克戰爭體現的是以“震懾理論”為基礎的“快速決定性作戰思想”，但美國最終震懾的卻不止伊拉克，而是在世界范圍內展示了自己的軍事威懾力。目前，許多國家民眾和軍人存在“談美色變”、“恐美懼美”的心態，包括中國也有一股不容小覷的“恐美情緒”，這就是美國軍事威懾力的直接體現。

　　以上四個方面既是美國比較客觀的威懾力，但同時也是浮于表面的威懾力，用毛澤東主席的話講就是：“外表是個老虎，但是是紙的，經不起風吹雨打。我看美國就是個紙老虎”。70多年前，美國在這四個方面也具備巨大優勢，但毛澤東主席就是基于“紙老虎”這個著名論斷粉碎了美國一次次封鎖威脅，包括數次核威脅。1950年美國介入朝鮮內戰前，就放言威脅中共軍隊絕不敢參戰，我軍曾身經百戰的個別將帥，一時也懾于美國國力和軍事力量而不主張出兵，但毛澤東主席最終決定出兵援朝，并堅定表明了“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的戰略決心，向美西方展示了強大的軍事威懾力。提出美國威懾理論的基辛格在《論中國》中說：

　　“毛澤東新思想的主要貢獻不僅在于他的戰略思想，更在于藐視世界強權，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堅強意志。從這個廣泛的意義上說，朝鮮戰爭對中國而言不只是平局。它確立了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軍事強國和亞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還建立了中國作為一個令人敬畏的對手的軍事威信，在以后的幾十年中，這一威信始終不墜”。

　　二

　　然而，我們需要清醒認識到，我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塑造的對美軍事威懾力的戰略機遇期并非“始終不墜”。一方面，雖然我國反復強調無意取代美國的地位和影響，但面對中國不可逆轉的強勢崛起，美國認為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必然會持續積極塑造對中國的軍事威懾力。美國防部長奧斯汀一上任就表示：“美國的目標是確保我們擁有能力、作戰計劃和概念，能夠對中國或任何想要挑戰美國的國家施加可靠的威懾力。”另一方面，與中華文化謙和包容、民族自豪特性截然不同，美國的文化基因中有一種畸形扭曲的自我優越感，自詡“上帝選民”的美國過于自負，在幾場高技術戰爭后，開始重拾在朝鮮戰場丟失的軍事優越感，從而藐視中國的軍事威懾力。

　　表面上看，美國反復炒作“中國軍事威脅論”，對內是為尋求軍費支持壯大實力，對外是為了拉攏盟友圍堵遏制中國。實質上，當前的美國卻在低估輕視中國的軍事威懾力，美國內部的研究報告、聽證會等大量充斥著質疑、輕視中國軍隊戰斗力的內容，甚至表達出可以適時挑戰中國軍隊的建議。或者我們可以理解為，美國內部有一股勢力在鼓動美國從軍事領域挑戰中國，這也許是當前美軍頻繁到中國周邊肆意挑釁的原因。

　　當然，我們在保持強烈危機感的同時，也應當本著“有則改之”的心態，參考美國的思維尋找自身軍事威懾力的薄弱環節。美國的判斷依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美國認為缺乏實戰經驗將成為解放軍的致命短板。

　　具備豐富的實戰化經驗，特別是信息化戰爭經驗，是美國引以為傲的資本，這也確實是中國軍隊的短板。美國認為：一方面，解放軍最后一批經歷實戰的指揮員將很快從軍隊退役。蘭德公司研究員、著名中國軍事問題研究專家蒂莫西·希思曾在一份題為《缺乏實戰經驗的解放軍能打贏未來戰爭嗎？》的報告中表示，中國于1979年發起了對越作戰，這是中國軍隊經歷的最近的一次戰爭，這表明中國軍隊近40年沒有打過大仗了，缺乏實戰經驗和其他弊病使中國軍隊成了“紙老虎”。他特別指出：“少數仍在服役的、具有實戰經驗的指揮員將在未來幾年內全部退役，這意味著解放軍將很快失去擁有第一手作戰經驗的指揮員。”而身經百戰的指揮員恰恰是軍事威懾力的重要構成。另一方面，缺乏最新實戰經驗的解放軍戰斗力值得懷疑。2019年6月20日，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組織了一場題為“世界一流軍力：評估中國的全球軍事野心”的聽證會，美國得出的結論是：“解放軍實際上沒有實戰經驗，特別是在空中和海上作戰領域，那是未來最有可能發生沖突的地方。”“有些東西解放軍只能從實戰經驗中學習。”新美國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艾爾莎·卡尼亞常年研究中國軍事創新與技術發展，在一份題為《中國軍隊人工智能武器評估與美國的對策》的報告中說：“中國軍隊缺乏現代作戰經驗，對‘戰爭迷霧’的親身體驗不足，這可能導致其對戰場技術前景做出錯誤或不切實際的預判。”概括起來講，一向看重實戰的美國認為，解放軍將成為一支“沒有具備實戰經歷的指揮員、沒有具備實戰經驗的部隊、沒有具備實戰檢驗的戰場技術”的“三無軍隊”。

　　二、美國評估中國軍隊的作戰概念后認為難以實現。

　　美軍高度重視作戰概念開發，將作戰概念視為“設計戰爭的抓手”，先后提出了空地一體戰、空海一體戰、網絡中心戰、多域作戰、馬賽克戰等一系列作戰概念，部分作戰概念在實戰中進行了檢驗完善。美國蘭德公司在一份題為《解放軍作戰概念評估》的報告中，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軍事戰略方針、作戰概念逐個進行分析，最終認為中國軍事戰略描繪的愿景和作戰概念設計的作戰樣式在多大程度上能成為現實，取決于新興的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情況，缺乏技術支撐的作戰概念將難以實現。同時，美國認為自己在軍事領域一些關鍵核心技術方面占據了制高點，有能力在科技方面對中國進行威懾遏制。這也是美國為何連續打擊制裁以華為為代表的一批中國科技企業和高校的重要原因，即阻止中國軍隊作戰概念成為現實。

　　三、美國認為中國軍隊缺乏一種進攻性精神。

　　美國在朝鮮戰爭結束后，通過大量研究得出結論：武器裝備處于絕對劣勢的志愿軍勝在“毛澤東化”，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就怕中國軍隊毛澤東化。當時中國雖在武器裝備方面與美國差距極大，但能夠保持對美強大軍事威懾力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牢牢占據了精神制高點，贏得了對手尊敬。然而，朝鮮戰爭已經過去了七十年，兩國第三代民眾對這場戰爭的深度記憶正在減少，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一位資深學者曾對我軍訪問的將軍說：“我并不認為中美兩軍差距存在于技術層面，最大的差距在于精神，你們失去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種咄咄逼人的攻擊精神。”這句話有失偏頗，但美國卻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才敢反復挑戰我國利益底線。

　　四、美國認為中國沒有使用軍事力量解決問題的決心意志。

　　由于戰略思維模式不同，美國一直在曲解我們的和平主張，將中國一貫的和平倡議視為缺乏戰爭意志，這是當前美國低估中國軍事威懾力最根本的原因。2019年，美國國會中國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中國塑造外部環境實力所受的限制”系列聽證會后得出結論：“中國軍方高層幾乎或根本無意讓解放軍參與大規模實戰，而更愿意通過威懾和非戰爭行動（綜合運用民間和政府力量、半軍事和軍事部隊）來實現中國的國家目標”。2020年，美國蘭德公司在《解放軍作戰概念評估》的報告中同時指出，自越南戰爭結束以來的40年里，解放軍一直處于“和平時期的軍隊建設”階段，沒有任何重大作戰任務，解放軍缺乏在現代戰場上使用武力來實現或鞏固政治目標的必要能力，有無數的政治和經濟因素促使中國選擇使用軍事手段以外的其他手段來實現國家目標。美國國內正在形成一種共識，即認為中國缺乏“使用力量的決心”，不想打也不敢打。在策略上，美國一步步試探中國底線，也是一步步嘗試拉低中國底線，并在每一步嘗試后觀察中國的反應強度，爾后讓中國習慣新的底線狀態，再讓這種狀態變成常態，從而塑造對中國的軍事威懾力。比如，美艦機在中國周邊的偵察襲擾越來越頻繁、距離也越來越近，并在四天內連續兩次派遣軍機降落臺灣，這就是對中國底線的一次突破性試探。可以預見，隨著美國對中國戰爭決心意志低估、底線拉低，美軍機入臺、艦艇靠臺的頻度和強度將會逐漸加大，并努力讓中國接受并習慣這種常態。

　　三

　　我們需要警惕的是，要堅決防止美國低估輕視我國軍事威懾力從“試探底線”轉到“掌握底線”，一旦美確信掌握我國的真實戰略底線，便有可能發起規模更大、強度更高的進攻行動。比如，我們武統臺灣的最大外部威脅是美國軍事介入干預，一旦美國通過試探積累，持續拉低并確信掌握我國家戰略底線，便有可能先發制人，聯合盟國在臺海或南海率先挑釁，發起一場規模可控的軍事摩擦或沖突，一旦美國在軍事對抗中取勝，將對印太地區國家塑造起強大的軍事威懾力，從而為美國維持霸權贏得戰略機遇期。據美國媒體透露，美國五角大樓正在秘密制定2030年臺海作戰計劃，即在2030年與中國打一場規模可控的常規戰爭。如果美媒消息屬實，那美國的試探挑釁便是為2030年的戰略賭博做準備，企圖屆時一戰打斷中國國家統一、民族復興進程，繼續維持美國全球霸主地位。

　　因此，我們應當加快塑造起強大的對美軍事威懾力，恢復令美國忌憚的“始終不墜的軍事威信”。重點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突破：

　　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美劃出紅線。

　　美國大西洋理事會曾在《更長的電報：新的美國對華戰略》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商定一套有限的可執行“紅線”，在任何情況下阻止中國跨越，并且要將這些“紅線”通過高級別外交渠道明確地告知北京”。美國在報告中從五個方面向中國劃出了“紅線”。我們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美國打壓中國的辦法反擊美國，從維護國家總體安全的角度，對美劃紅線、列清單，同時圍繞清單制定軍事應對行動方案，一旦美方越線，堅決采取行動反擊。

　　二、積極防御型的軍隊也要展示一定的進攻性。

　　美國具有很強的進攻性思維。美國著名學者丹尼斯·布拉斯科，長期從事中國軍事問題研究，他通過細致研究后得出結論：“解放軍從書本學習戰爭，甚至改進訓練計劃，都不如在作戰區域擴大部署給對手帶來的壓力大”。這就是進攻性思維的體現。在國際上，中國和睦友善的形象塑造已經比較充分，但威懾硬氣的形象還顯得不足。事實證明，友善可以贏得世界口碑好評，以強硬姿態堅決捍衛國家利益同樣也能獲得國際社會贊譽尊敬。沒有舔過血的狼很容易變成羊，缺乏進攻性思維的國家也容易被欺凌。我軍已多年沒經歷過實戰，而世界上卻戰火不斷，在這方面我軍與外軍的差距一天天拉大，這個問題是現實存在的，但并不意味著我們沒有進攻性。在缺少實戰磨礪、證明實力的情況下，軍隊應當強化進攻性思維，常態化采取一些行動和措施，主動對以美為首的挑釁損害我國利益的國家進行軍事威懾或懲戒，由我們來帶節奏，使對方逐漸習慣我們的行動，讓美國重拾朝鮮戰場的記憶：中國既可以張開雙臂擁抱朋友，也能夠伸出雙拳暴打豺狼。

　　三、讓美國知道“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

　　要想讓美國不低估我們的決心和實力，那就要堅定地展示我們的決心和實力，說到做到。對越自衛反擊戰后，鄧小平同志說：“我們在自衛反擊戰中，提高了中國國際威望，起碼這一點兌了現；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從朝鮮戰爭開始，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在對美軍事斗爭中，缺乏行動支撐的口頭警告不論重復多少遍，也是缺乏威懾力的。在美國的戰略思維中，并不看重對手怎么說，而最在意對手怎么做。對美國傳遞決心意志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口頭，而是行動。比如，2016年5月，面對美國派出兩個航母戰斗群叫囂著“要做好今夜開戰的準備”時，中國以寸步不讓的強硬姿態、引弓待發的戰爭準備，最終挫敗了美國的威懾圖謀，也讓我們明白“‘紙老虎’還是‘紙老虎’”。我們的近鄰俄羅斯，GDP僅相當于中國廣東省，之所以被稱為“戰斗民族”，能夠對美西方產生較強的軍事威懾力，根本原因在于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果斷運用實力的決心、行動。面對入侵領空領海的美西方偵察機、艦艇等，俄羅斯敢于果斷下定決心開火、甚至擊落。客觀地講，在塑造軍事威懾力、展示決心意志方面，我們需要向俄羅斯學習。

　　四、與美國搶時間，主動設計對美戰爭。

　　時代留給一個國家振興的窗口期、留給一個民族復興的機遇期是有限的，也容易稍縱即逝的，這是對一個向往復興的國家和民族的考驗。自特朗普政府開始，美國便拉開全面遏制中國崛起的大幕，更是瞄著2030年對華戰爭設計作準備。我們不能排除美國為維護自身霸權、打斷中國崛起而孤注一擲，發起對華戰爭。因此，必須搶在美國前面進行戰爭設計，撇開凡事都跟美軍學、把美軍的標準當參考的思維，加快提升軍事實力，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從適應美軍設計的戰爭向主動設計對美戰爭轉變，確保一旦戰端開啟，讓美軍跟著我軍的節奏走，牢牢掌控戰場主動權。

　　五、找回五六十年代令美國膽寒的精神。

　　能使美國敬畏的“中國軍事威信”的核心是中國軍隊展示出的不懼強敵、令敵膽寒的精神，是這支軍隊帶有的濃厚的毛澤東色彩。當前，我們應當在物質基礎改善的同時，高度重視國民精神風貌的提振，在全社會喚醒中華民族的尚武之風，尤其是在青年一代培養“勇敢”的精神品質，如同“上甘嶺戰役中，危急時刻拉響手雷、手榴彈、爆破筒、炸藥包與敵人同歸于盡，舍身炸敵地堡、堵敵槍眼等，成為普遍現象”那樣，使崇敬英雄、爭當英雄在中國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找回五六十年代令美國膽寒的精神，從根本上塑造強大的對美軍事威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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