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藥科大學 張志坤

　　前幾天，一個關于中美關系的新鼓噪在各大媒體上甚為搶眼，這就是來自美國的一篇題為《美國必須直面中國挑戰》的文章(附中國《參考消息》報道)。這篇文章宣稱，美國對中國一直奉行著“容忍政策”(或者翻譯為“寬容政策”)，但現在以失敗而告終，今后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要勇敢面對中國的挑戰”，中國將成為前蘇聯和極端伊斯蘭主義之后美國的第三個同時也是更強大的敵人。文章寫得是如此主旨鮮明、言簡意賅，以至于國內許多媒體干脆就冠以“中國將成美最大敵人，對華容忍政策失敗”這等聳人聽聞的標題加以報道了。

　　對此應該做怎樣的評價呢?是不是果真如這篇文章所說，美國對中國一直相當寬容，而中國卻得寸進尺、步步緊逼，終于惹怒美國了呢?

　　《美國必須直面中國挑戰》一文列舉了若干美國對中國的寬容的例證，如“2005年，時任副國務卿的羅伯特·佐利克彬彬有禮地要中國成為國際體系當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希望中國認識到與現有國際體系合作最符合其自身利益”;又如“在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中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庫爾特·坎貝爾主張采取和解政策，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似乎這兩項事例就足以證明美國對中國的“寬容”與“容忍”了，而中國對此的回應則是“更加咄咄逼人，更多地實施‘切香腸’戰略，同時加緊實現軍事現代化”，也就是說，美國對中國實在是太客氣、太大度、太姑息了，美國是如此這般地高抬其貴手，中國非但沒有領情，反而卻“更加咄咄逼人，更多地實施‘切香腸’戰略，同時加緊實現軍事現代化”，這不是蹬鼻子上臉、欺人太甚了嗎?是可忍孰不可忍耶，難怪該文要主張美國“要勇敢面對中國的挑戰”了。

　　我們說，這這種論調，完全是霸權主義者不可一世蠻橫心態的生動體現。

　　首先，這篇文章給中國所扣上的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人們不僅要問，到底是中國經常派遣軍艦飛機經常到美國海岸邊窺伺，還是美國經常派飛機軍艦到中國沿海巡弋挑釁?中國與美國誰更“咄咄逼人”?中國切了誰家的哪根“香腸”了?難道因為與日本有釣魚島爭端，與菲律賓有南海諸島爭端，這就算中國切了別人的香腸嗎?那些國家在南海有爭議的海區狂踩石油，并在所占據島嶼上構筑各種設施的，算不算“切香腸”呢?難道只允許他們“切”就不允許中國動一動嗎?不錯，中國是在“加緊軍事現代化”，難道這也成為中國的一大罪過，也成了中國回應美國“寬容”政策的可惡的舉措嗎?

　　其次，這篇文章所列舉的兩個例證本身也不是所謂的“寬容”。佐利克提出中國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時候可能是彬彬有禮的，但不是為了寬容，而是一種戰略設計，這一政策的用意是要用“負責任”這一概念來束縛與馴服中國，讓中國聽從美國的支配，在中國看來，就于是為中國挖了一個蒙著華麗辭藻的陷阱;坎貝爾主張采取和解政策，是高唱與中國“合作”、“共贏”的代表人物，這也不是寬容，而是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具體運用，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美國的利益。上述這兩項政策如同美國對俄羅斯的“重啟”戰略一樣，根本就不是什么“寬容”，統統不過是戰略上搞定對手的不同手法而已。

　　最后，這篇文章所謂的美國對華寬容政策根本就子虛烏有。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對華戰略始終圍繞“接觸”與“遏制”兩個維度而展開，有人主張“接觸+遏制”，有人主張“遏制+接觸”，還有人主張強硬“遏制”，所謂“寬容是兩黨的一致政策”是子虛烏有的捏造。《美國必須直面中國挑戰》一文擺出一副曾經“寬容”的面孔，儼然以地球的主人自居，似乎這個世界就是美國的私有財產一般，中國似乎生存在美國的領地上了，用一句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嘴巴搭在美國的鍋沿上了，所以讓中國存在就是成了一種寬容，否則很可能就要開除中國的球籍。這是多么蠻橫而令人作嘔的一種霸權心態!

　　事實上，與這種自詡的寬容相反，美國對中國始終遂行各種形式的遏制。美國在政治上遏制中國，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美國在經濟上也遏制中國，壓迫人民幣升值、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以及阻擾收購美國資產等一系列事實可以為證;美國在高技術上更是對中國嚴加防范，冷戰時期的巴黎統籌委員會至今仍對中國有效;至于軍事上遏制中國，這一點連美國人自己都直言不諱，哪里還會有什么寬容呢?時至今日，稍有一頭腦并具備起碼公平公正心態的人都知道，盡管美國繼續打著“合作”、“互信”的幌子來忽悠中國，但實際上美國早已經把遏制中國當做最核心的戰略任務并為此竭盡全力。

　　可問題是，中國的復興崛起遠超美國的預料，這一崛起對美國是如此嚴峻，現已“演變成美國在今后數十年里面臨的最重大和最傷腦筋的安全挑戰”，這在相當程度上的確是美國的失敗。但這卻不是什么寬容的失敗，而是遏制政策的失靈，因為遏制中國在根本上并不奏效，所以美國戰略界的一些人士開始氣急敗壞地尋找替罪羊，他們絕不相信美國霸權并不能阻擾遏制中國的崛起，而要認定這是一些人無能或者奉行了錯誤政策的結果，這一情形，仿與當年新中國成立而美國上下互相撕咬“究竟誰丟掉了中國”如出一轍。

　　這是一個重要的新動向，因為奧巴馬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美國霸權集團對奧巴馬團隊不寄予多大的希望了，他們要為后奧巴馬時代進行思維輿論準備和進行前期戰略策劃了，所以，不要以為《美國必須直面中國挑戰》一文是什么學術研究，更不要以為這僅僅是部分人的鼓噪，聯系到此前不久前北約司令克拉克要對中國動真格的叫囂，令人不能不頓起警惕。正所謂風起青萍之末，這些新動向很可能就是中美關系嚴峻未來的先聲。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第一，所謂中美關系已經走向“成熟”一說純屬無稽之談。前些日子，中美外長在美國舉行了會談，中國的外交部長被邀請到了美國國務卿的家里享受了一場私人宴會。能得到美國高層如此青睞，中美高層如此溫情脈脈，自然讓一些人倍感受寵若驚，一時間，中美關系已經“成熟”的報道鋪天蓋地，這些人很可能指望美國在原來“寬容”的基礎上再更“衷情”一些，這大概就是所謂成熟的涵義。但上述動向所預示的恰恰相反，中美關系的現有軌道都可能就要走不下去了，更遑論什么“成熟”了。

　　第二，沖突與對抗可能要成為中美關系的新常態

　　中美關系當然不可能推到重來，現有的資產依舊，比如什么密切的經貿聯系，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之類，但所謂“管控分歧”的神話將歸于破滅。中美之間的分歧是很本性的，不能管控也無法管控，據說中美之間已經有了70個對話機制，許多人把“管控分歧”的希望寄托在這里，實際上毫無用處，別說70個，就算700個也沒用，也管控不了美國霸權對中國的欲望與貪婪(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文章《戳穿中美戰略關系中的三個神話》等文章)。與此同時，沖突與對抗將日趨嚴峻，“合作”、“互信”的招牌將被新的戰略暴風雨吹打得破爛不堪、相當難看，只好扔進臭氣熏天的垃圾堆里。

　　第三，“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也有可能因此失敗

　　任何關系都有失敗的可能，包括國家之間的外交關系。“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大概也確實有賴于美國的某種“寬容”，很可能就是一山二虎之意。佐利克與坎貝爾的那點“寬容”其實遠遠不夠，還要在此基礎上邁出很大的步伐，才能達成“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所定義的那種高境界。但現在的問題是，美國一些人已經連這點“寬容”都不干了，都叫嚷要改弦易轍了，難道還能指望更多更大的“寬容”從天而降嗎?

　　當然，《美國必須直面中國挑戰》一文也有諸多可取之處，并不都是顛倒黑白的污蔑之詞，其中，該文有關中美兩國的未來定位就深得我心，這篇文章把中國定位成美國的挑戰，并認為，“該挑戰之所以最重大，是因為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對美國的經濟、生活水平、未來繁榮和其作為全球大國的作用至關重要。之所以最傷腦筋，是因為中國現在可以動用的資源令當年的蘇聯望塵莫及。冷戰的安全較量耗費了美國頗多精力;中國的挑戰至少會耗費美國同樣多的精力(如果不是更多的話)”。這段話對中美關系未來的描述與筆者曾經的描述大體一致。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所謂中美關系是戰略上“良性競爭”的神話也是一種可笑的夢話。這一點，筆者完全同意。

　　附：美對中國須接受四個嚴酷現實

　　參考消息網10月21日報道 美媒稱，美國在今后數年要圍繞中國考慮很多問題。只有極少數美國公眾和主要決策者著眼于這一挑戰。如果美國及其伙伴想要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就必須改變這種局面。

　　據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10月17日報道，文章認為，美國決策者和公眾必須勇敢面對這樣的現實：中國作為強國的回歸勢必會導致競爭，而這一競爭很可能演變成美國在今后數十年里面臨的最重大和最傷腦筋的安全挑戰。

　　該挑戰之所以最重大，是因為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對美國的經濟、生活水平、未來繁榮和其作為全球大國的作用至關重要。之所以最傷腦筋，是因為中國現在可以動用的資源令當年的蘇聯望塵莫及。冷戰的安全較量耗費了美國頗多精力;中國的挑戰至少會耗費美國同樣多的精力(如果不是更多的話)。中國的挑戰是華盛頓的大多數機構避而不談的問題，因為這一挑戰的嚴峻程度令決策者和規劃者感到極為不安。

　　不過，美國的決策者和政治體系將不可避免地要勇敢面對中國的挑戰。具體地說，美國必須迅速接受四個嚴酷現實。

　　首先，下一任美國總統及其顧問必須正視現實：目前已經嘗試過對中國采取寬容態度，但以失敗告終。寬容是兩黨的一致政策。2005年，時任副國務卿的羅伯特·佐利克彬彬有禮地要中國成為國際體系當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希望中國認識到與現有國際體系合作最符合其自身利益。在奧巴馬的第一個任期中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的庫爾特·坎貝爾主張采取和解政策，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世界史上頻頻出現的大國間的悲劇性沖突。首先嘗試寬容態度是說得通的，然而自2008年以來，中國對寬容態度的回應很明確：更加咄咄逼人，更多地實施“切香腸”戰略，同時加緊實現軍事現代化。美國的下一個決策班子必須承認，寬容政策不是有效的對華政策。

　　其次，美國軍方將領和規劃者必須面對現實：由于中國正在全面開展導彈和傳感器方面的革新，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傳統作戰概念(也就是依靠迄今為止安全、大規模和集中的前哨基地的短程飛機和火力以及在亞洲周邊的海軍特遣部隊)已經不再奏效。鑒于中國的導彈儲備不斷增加，美國軍方最近試圖加以應對，部署了更多脆弱的短程力量，而這使得雙方都有理由在危機當中率先發動打擊，從而使危險進一步加劇。美國軍方需要打破70年來形成的作戰和采購習慣，而這并非易事。

　　第三，國會和軍工行業必須正視為重建美國軍事部隊而進行的調整：核心是遠程而非短程飛機，多倚重潛艇而少倚重大型水面艦船，各軍種需要一批戰區級導彈，而現有規劃中基本不包含這些內容。國會和承包商不會樂于接受采購政策的大幅度調整，但中國的挑戰如今要求我們必須做出調整。不過，只要采取開明的態度，調整未必會很痛苦。

　　最后，美國公眾必須接受一點：無論多么疲憊，都不能停歇。美國人民背負了超過40年的對抗蘇聯的重擔，如今又投入了另一場打擊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前途未卜的斗爭。來自中國的挑戰是下一個，而且從挑戰者掌握的資源來看，很可能是最艱巨的挑戰。使形勢越發錯綜復雜的是，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和金融存在極強的相互依存性。不過，盡管存在這些難題，美國公眾仍然必須接受中國的挑戰所構成的無期限的負擔。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競選季將很快到來。候選人將如何評論中國帶來的地緣戰略挑戰?他們是否會利用競選來讓公眾了解即將出現的嚴峻挑戰和美國在未來數十年間將要背負的重任(不是出于仁慈，而是為了保護美國自身的關鍵利益)?在理想的情況下，美國總統候選人應該把競選季作為讓公眾了解即將出現的挑戰的機會。寧可如此，也不要在2017年或者之后讓公眾大吃一驚。

　　因此，美國在今后數年要圍繞中國考慮很多問題。只有極少數美國公眾和主要決策者著眼于這一挑戰。如果美國及其伙伴想要維護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就必須改變這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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