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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青瓦臺的歡迎晚宴上，韓國的少年少女合唱團為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獻上了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而在此前參觀昌德宮的活動中，“第一夫人”與韓國總統府首席秘書官趙允旋女士就《大長今》、《來自星星的你》等熱門韓劇相談甚歡，賓主雙方極其融洽。不過，在這一派祥和的背后，卻正是這一時期東北亞局勢暗潮翻滾，風云突變的關鍵時刻。

　　韓國樸槿恵總統，由于在“歲月號事件”以及后續一系列人事安排上的失敗，最近又發生東部戰線前哨的士兵亂射事件，雖然在地方選舉中免于大敗，但按照最新的民意調查結果，其支持率已跌落至上任以來最低的36.1%：反對樸的年齡層，主要集中在年青一代(20～39歲)，不支持率超過了70%;中生代(40～49)的不支持率也高達63.9%;即使是保守陣營的傳統支持者(50、60一代)，50一代的不支持率也達到38.5%;支持率最高的是60一代，為60.0%。

　　內政毫無起色，在北南關系上，也因為對美國亦步亦趨——所謂“美日韓對朝的步調一致”——表現出僵化空洞的風格，使北南關系陷入不死不活的現狀。作為骨子里就媚美親日的韓國保守集團來說，本意是想著加強與日本的軍事關系，而美國也在后面一力撮合，但日本的大幅右傾以及“戰后最右首相”安倍的出現，使得韓國保守集團的算盤落空，以至于為了不被國民視作“韓奸”，只得心不甘情不愿地跑到爭議島嶼上作些政治秀。可以說，由于日本的極右化，韓國外交的回旋余地變得越來越小：與日本真撕破臉，美國絕不會允許;與日本加強軍事合作，又會喪失民心。與北方走得太近，美國絕不會允許;與北方劍拔弩張，首先倒霉的肯定是自己。與中國太親密，美國絕不會允許;與中國疏遠，又會在政治和經濟上受到巨大損失。在中美之間的“新型對抗關系”日趨明顯時，想在政治和軍事上依靠美國，在經濟與對北問題上又利用中國的韓國，平衡木游戲能玩多久，恐怕不是其自身能夠左右的。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東北亞幾個主要國家之中，作為“發達國家”并且向來自視甚高的大韓民國，實際上卻一直扮演著非常被動和尷尬的角色。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從1945年解放到現在，朝鮮半島的南部始終未能擺脫殖民地結構(不過是從太陽旗換成了星條旗)，始終是一個不完全的“國家”。說來悲哀，與日本相比，韓國離一個所謂“正常國家”的標準也許更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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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正常國家”，是安倍為代表的日本右翼的“悲愿”。

　　對于日本而言，無論左右翼，都強烈的認同日本不是一個“正常國家”，都強烈的認識到日本處于美國的殖民統治之下。所以，如果在日本，某個人喊著“反對美帝國主義”，千萬不要冒失地認為這一定是出自左翼之口;同樣，對于那些反對“戰后體制”的聲音，也不能一概視作右翼叫囂。

　　雖然都以所謂“戰后體制”為敵，但左右翼仍然有本質的區別。左翼所反對的，是指日本戰敗后，保留了反動的天皇制度，同時通過“美日安保條約”，日本被編入美國的世界霸權戰略之中的“戰后體制”。而戰后和平憲法中的核心“第九條”，并不是他們反對的目標;右翼所反對的，是指日本戰敗后，被“勝利者”(美國)強加了憲法、“民主主義”、個人主義等一系列“非日本固有的”制度和價值觀，作為國家被剝奪了軍事、外交、經濟的自主性——石原所謂日本是“一條被閹了的狗”——的“戰后體制”。和平憲法中的核心“第九條”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塊絆腳石。另外，中國所理解的“戰后體制”，用張文木先生的概括就是：“一個鎮壓體系”。即指對軸心國集團的鎮壓體系，不許這些國家再亂說亂動，并時刻保持警惕和監督。可見，“戰后體制”有其特殊的復雜性。針對軸心國集團的“鎮壓體系”成立未久，就出現了兩大陣營的對峙，導致本該被鎮壓的對象搖身一變為受扶植的對象。如果我們認同“戰后體制”是“一個鎮壓體系”的話，那不僅應該批判這個體系的“造反者”，更應該嚴厲批判本該負起監督責任卻監督不力甚至包庇縱容的一方。

　　毫無疑問，由于安倍的所作所為，日本與中、韓關系惡化，在東亞陷入孤立。但對于日本的外交困境，應該有一個清醒的判斷。除了某些標榜“反美”，屬于日本右翼“興亞”源流中的一派之外，戰后的日本主流右翼，始終是貫徹著“親美反共”、“脫亞入美”的。他們不會太在意與中、韓的關系好壞，甚至在安倍的心腹謀士眼中，“盟友”韓國也是可以無須理睬的。更重要的是，美國已經點頭，并主動為其松綁，下一步美國是否會大力推動日本“入常”的工作，不能不令人憂慮。不斷地提醒美國將會引火燒身，沒有多大意義。在美國看來，他正熟練地操弄著中國傳統的“以夷制夷”之術，從而在國力衰退的大勢下，利用地區國家的猜忌、分裂，得以繼續維持其在亞太的霸權。

　　除了解禁“集體自衛權”，這一時期日本的又一大異動是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關系出現了新的進展——雖然此舉遭到韓國的抱怨，但日本似乎并不在意，從中也可窺見日本內心深處對韓國之輕視。

　　3

　　韓國與美國保持所謂的“步調一致”，令朝鮮的領導人對樸政權不再抱有過多期待。

　　日本學者和田春樹曾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稱作“游擊隊國家”。作為一個受到嚴酷封鎖、制裁的國家，朝鮮在生存斗爭中表現出了極其頑強的意志和非同一般的智慧，被認為“不遵守‘國際規則’”恰恰是其老到之處。1994年之后，面臨著建國以來最大危機的朝鮮，面對著美日韓這樣強大的聯盟，如果遵守所謂“國際規則”，恐怕早就落得和伊拉克、利比亞一樣的命運。在外交上采取游擊戰術，出其不意，一石多投的作風正是化劣勢為優勢的合理戰略。

　　老練的“游擊隊員”善于等待和把握時機。烏克蘭的動蕩，俄美的對立，使朝鮮與俄羅斯迅速地接近：俄羅斯對朝鮮免除債務、贈送消防車、簽署經貿合作文件、軍樂團訪問;朝鮮則在俄羅斯的銀行開設帳戶，相關貿易使用盧布而非美元結算。

　　比起朝俄接近，朝日的接近更引人注目。日本一向敵視朝鮮，對朝實施所謂單邊制裁;在日本國內，反朝輿論與丑化朝鮮的出版物可以用泛濫成災來形容——但同時，也有為數不少的水平較高的關于朝鮮或朝鮮半島的著作。日本是除朝鮮本國外最早出版《金正恩著作集》的國家——然而，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一位極右翼的首相現在試圖開啟朝日關系的新階段。從政治現實的角度分析，與朝鮮無法打開對南尤其是對美關系一樣，無法打開對中對韓關系的日本，反而因之找到了互相接近的理由。除此之外，雖然一直敵視對方，而且沒有正式的外交關系，但朝鮮與日本的特殊聯系往往被人忽視。這種聯系不僅產生于近代殖民主義的歷史，還在于日本社會中大量“在日”(在日高麗)的存在——金正恩第一書記的母親就是歸國的在日朝鮮人第二代。“在日”群體是日本“扒金宮”(彈子房)等娛樂行業的主要經營者，通過總聯等組織，有關收入曾經是朝鮮外匯收入的一大來源。日本的單邊制裁實際上就是企圖切斷“在日”群體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之間的經濟通道。此外，朝鮮在日本政界也有特殊的人脈關系。朝日邦交正常化的努力，初始于1990年9月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的訪朝，當時的成果便是發表了三黨(朝鮮勞動黨、日本自民黨、日本社會黨)共同宣言。可惜之后因為核問題及金丸信陷入丑聞事件，未能更進一步。但朝鮮與金丸家族自此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私交，金丸之子金丸信吾是日本知名的對朝友好人士。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朝，與金正日委員長會見并發表了平壤宣言，開啟朝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二次努力。但由于綁架問題，更因為布什政權的不滿，正常化再次擱淺。不過為中國所厭惡的右派小泉，在金正日委員長逝世后，親赴東京朝鮮會館的靈堂祭奠，確也意味深長。2014年，金正恩時代，朝日邦交正常化的第三次努力開啟。不能簡單地把這看成是雙方為了擺脫外交孤立的權宜之策，早在去年朝鮮半島最緊張的時期，表面上與美韓“同仇敵愾”的日本，卻秘密派遣了飯島勛訪朝。之后，又有以著名前摔角手豬木寬治(日本維新會議員)為代表的日本人士多次訪朝。朝日關系會不會有本質性的突破，雖然還存在諸多變數，但東北亞的格局正在醞釀著新的重大變化，這一點看來是可以確定的。

　　中韓接近，朝日接近，一時間似乎是互換了舞伴。就在安倍晉三宣布部分解除對朝制裁的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在韓國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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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亞的歷史似乎一直在某個循環結構中運動，就像媒體不斷地提醒著我們：今年是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周年，今天是“七七事變”七七(!)周年。一百二十年后、七七年后，還做如此的提醒，不正說明著戰爭或許會循環再來嗎?東北亞現在正醞釀著大變局。但變局有著多種變法，既可能向好的方向變化，也可能向壞的方向變化;東北亞地區糾葛而微妙甚至脆弱的關系，變局仍然可能變成破局：如果美國對日本施壓或日本偏執的拒絕“特別調查委員會”的結果，那朝日關系正常化的大門將再次關閉;如果樸槿恵總統像她父親當年做的那樣，在美國的強力主導下，背離民意，與美日建立更“親密”的軍事同盟關系，韓國軍部及保守在野勢力再次張揚對中國的領土野心和反共狂熱，中國“聯韓制日”的策略就會失敗;如果中國聽信某些策士的胡言，對朝政策沒有突破性的進展(實現最高領導人之間的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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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東北亞、對于世界正在到來的新的復雜形勢，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無須問策于所謂的高參，無須求教于虛名的專家。找一套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認真地閱讀其中關于外交——當然，不止于外交——的內容，如果能從中獲得十分之一的教益，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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