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東以巴和談失敗，到烏克蘭內亂強化俄中權宜同盟，奧巴馬政府對外政策實在乏善可陳。更糟糕的是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在短暫沉寂之后再度活躍上升，奧巴馬政府負有難以推卸的責任。特別是白宮為了打擊伊朗和俄羅斯，大肆鼓勵資助敘利亞反對派，不僅導致慘烈的伊斯蘭教派內戰，按照《紐約時報》的評論，更使得積極介入敘利亞內戰的卡伊達(基地)組織，在遜尼派穆斯林眼目中“合法化”，“從阿富汗山洞進入阿拉伯世界主流”。

　　更為不祥的是在卡伊達組織號召下，大批歐美土生穆斯林青年去敘利亞參加“圣戰”，其中有一位的阿拉伯名字是胡萊拉·艾爾-阿美利基(Huraira al-Amriki)。此處的al-Amriki清楚表明他來自美國，原來在佛羅里達州長大，成為中東自殺肉彈中的第一名美國公民。可以預期這些“圣戰者”只要幸存，遲早會成為歐美自身的心腹之患。

　　遜尼派極端主義的高漲，與中國新疆等地近來頻頻發生“暴恐”事件，有相當明顯的關系。奧薩馬被殺之后坐上卡伊達組織第一把交椅的扎瓦希里(al-Zawahiri)，在近來的宣傳說教之中，就不斷把“東突厥斯坦”列入“圣戰”戰場。在敘利亞參戰的“圣戰者”中，也有維吾爾族人士。但是新疆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潮高漲，與奧巴馬政府還有更直接的關系。

　　在外交政策上落得“一地雞毛”的奧巴馬，新近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自我吹噓他的“外交成就”，其中主要一項，便是鼓勵支持緬甸近年的“民主化”變革。平時力挺奧巴馬的《紐約時報》自由派專欄作家紀思道，馬上不客氣地指出：奧巴馬所謂的這一“外交成就”，掩蓋了緬甸“民主化”以來日益惡化的民族矛盾，特別是佛教多數人口對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大規模暴力迫害和殘殺，已經被不少人權組織等同為“種族滅絕”。我在一年前就對此有過評論，并且指出一直受到歐美全力支持的“民主領袖”翁山淑枝，為了角逐下屆總統而討好佛教勢力，對國內穆斯林面對的“種族滅絕”視若未見。

　　穆斯林人口在緬甸“民主化”中的悲慘命運，更直接刺激了新疆的“暴恐”事件。這便是以巴基斯坦邊區為基地的極端組織——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的穆夫提(mufti，阿拉伯語指回教法律專家)扎爾·艾爾-布爾米(Zar al-Burmi)。從名字可知，這位穆夫提來自緬甸，出身于穆斯林羅辛亞(Rohingya)族。這正是目前遭到暴力殘害、面臨“種族滅絕”威脅的緬甸少數民族。

　　在這樣的刺激下，艾爾-布爾米穆夫提連帶把與緬甸經貿關系密切的中國，也看成是穆斯林“穩麥”的主要敵人，在說教中不斷鼓勵巴基斯坦和新疆的穆斯林與中國為敵。

　　根據美國著名智庫詹姆士敦基金會中亞專家澤恩(Jacob Zenn)的最新分析，中國“疆獨”運動和新疆恐怖暴力勢力在境外的兩大支持勢力，是突厥斯坦伊斯蘭黨(Turkistan Islamic Party)及其最密切盟友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澤恩因此特地指出，因緬甸穆斯林人口被害而極度仇華的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的穆夫提扎爾·艾爾-布爾米，已成為新疆恐怖暴力的最主要鼓吹者，并且在疆獨分子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必須指出，新疆的“暴恐”事件頻發，有中國內政失誤的深層原因，尤其是北京近年來除了金錢利益杠桿，在文化意識和精神道德領域幾乎毫無影響說服力可言。但是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導致的國際大氣候和催生的具體穆斯林人物，顯然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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