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獨立，并不是獨立于社會主義運動，而是獨立于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系統和全國職工總會。人民行動黨是親資本的，盡管它聲稱是社會主義的，但它不是。

　　作者：約瑟芬（Josephine）

　　譯者：阿洛伊

　　原編者按：在新加坡一個發達的城市國家和富裕的人口的形象背后，是由國家控制的全國職工總會主導的勞工運動和對工人不利的三方制度的現實。近年來，一個新興激進團體“工人創造可能”（Workers Make Possible）的出現，挑戰了這一體系，并倡導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

　　這樣的挑戰是非常必要的，但在一個從不回避將激進主義定罪的政治體系中，這也是有風險的。來自新加坡的獨立研究員約瑟芬（Josephine）最近與“工人創造可能”組織的組織者庫馬爾（Kumarr）和科基拉（Kokila）進行了交談，以了解新加坡勞工運動的現狀，他們為什么要發起挑戰，以及他們希望實現的目標。

　　“獨立就是為工人創造空間，讓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權力”（照片：工人創造可能）

　　問一：“工人創造可能”（WMP）是什么？你們想要做什么？

　　庫馬爾：“工人創造可能”是一個工人和租戶的權益組織。我們遵循授權模式。我們相信，我們可以為工人提供讓他們自己組織起來并與任何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作斗爭的工具方法。我們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為了在不同行業、不同國籍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工人之間建立團結。這是一個真實的需求。建立我們作為新加坡工人的意識以及形成一個工人階級的共同身份是我們承諾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加坡的許多公共話語分裂了工人階級。例如，外來務工人員經常被視為與本地工人截然不同，他們提及這個問題時就好像我們間有不同的利益而且彼此對立。

　　科基拉：作為工人，我們也去政治化了。公民社會非常關注我們作為公民通過倡導來進行干預的權力，而這種權力越來越專業化了。但我認為，重要的是也要認識到我們作為工人的權力，包括我們拒絕工作的能力。這將是任何形式的長期政治變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能忘記，新加坡的反殖民斗爭就是建立在工人聯盟的基礎上的，是通過勞工運動的力量取得勝利的。

　　庫馬爾：“工人創造可能”還組織一年一度的勞動節集會。我們在去年舉行了第一次，它的意義在于這是新加坡唯一一次政治上獨立的五一集會——一個真正的人民的集會。

　　問二：你們提到過你們的獨立性是“工人創造可能”之所以有必要存在的決定性原因。為什么這么說呢？

　　科基拉：我們所處的環境是工會完全被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即PAP，新加坡執政黨，自1963年脫離殖民統治以來一直執政)籠絡。獨立是為工人創造空間，讓他們以一種自下而上的方式組織起來，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建立他們的權力。因為全國職工總會(即NTUC，新加坡唯一基于政府、雇主和工會三方工業關系模式的工會中心)完全只會讓工人復工和去政治化。我們的三方制度使工人處于巨大的劣勢中并削弱了他們的權力。它極大地削弱了工人的集體談判能力并使談判對工人不利，因為決定任何申訴結果的權力往往掌握在國家和雇主手中。因此，對于工人來說，能夠獨立組織起來而不被三方主義脅迫是至關重要的。

　　在我們目前的政治條件下，重要的是工人在三方體系之外獨立組織起來。例如，如果我們有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或一個社會主義政府，我認為工會保持這些政治聯系是可以的，就像我們過去所做的那樣，當時社會主義陣線(譯注：即Barisan Sosialis，成立于1961年，致力于建立一個由馬來亞聯邦和新加坡組成的獨立民主的馬來亞統一國家，于1988年并入新加坡工人黨。)代表工人的利益。他們組織了許多行業的工人，許多黨員都是勞工組織者，他們在新加坡各地建立并領導了許多工會，這些工會又成為更廣泛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一部分。而當我們有一個資本主義政府時，對我們和任何正式的工人協會來說，獨立于人民行動黨系統和全國職工總會是很重要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獨立。

　　庫馬爾：它是獨立于商業和資本之外的，這并不一定是反對人民行動黨，但人民行動黨態度鮮明地扶持商業。它是親資本的。它聲稱它是社會主義的，但它不是。例如，如果你看看全國工資理事會（National Wage Council）的三方代表，工人代表就是全國職工總會的代表，而全國職工總會是國家控制的。你有了企業和工會領導人，但工人自己的代表性不足。

　　問三：這種三方模式的合法性基礎就是現代化的工會。這個方案來自于新加坡早期的發展歷史。從那時起，三方主義就與產業和平、經濟發展和效率混為一談。這是真的嗎？

　　庫馬爾：“產業和平”是許多政府用來證明加大對警察的投入以破壞罷工、瓦解工會等的理由。這是一個聽起來很好聽的表述，但它有著非常暴力的內涵意義。我們不認為產業和平對工人來說一定是件好事。我們生活在一場階級戰爭中。只有資本家贏了。任何倡導產業和平的政府都是在支持瓦解工人階級及其斗爭的力量。

　　科基拉：三方模式是反競爭的。正義是從競爭中產生的，從根本上說，資本和勞動者有著不同的利益。當我們有不同的利益時，只有通過維護我們作為工人反對壓迫的權利——當資本擁有如此不成比例的權力時——我們才有可能得到公正的結果。假裝資本和勞動者可以有共同點是一個謊言。我們不想要同樣的東西。只有我們集體力量的威懾才能控制資本。這種每個人都是朋友的模式——全國職工總會喜歡建議的——不符合工人的利益。它最終為資本和國家服務，以維護他們對工人階級的權力。

　　庫馬爾：這種所謂的產業和平允許資本無休止地“罷工”，而不是勞工享有罷工權利。所以這是雙重標準。資本通過資本外逃進行“罷工”。當企業決定不再在這里投資時，因為勞動法太苛刻了，或者——哦，現在流行的都是彈性工作安排。政府已經提及了所有這些事情，某些部長說，如果我們允許每周工作四天或靈活的工作安排，那么企業就會轉移到印度。

　　科基拉：這就是資本“罷工”的威脅。即使沒有真正的資本外逃，他們也威脅要剝奪工人的合理工作條件，我們被迫接受越來越差的條件。總的來說，60年代以來，自從工人運動被人民行動黨暴力摧毀后，工人們已經把太多的權力交給了資本。當發生根本的利益沖突時，豈能只有一方有權利發出威脅？

　　問四：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了少數外來務工人員權利組織外，勞工問題在新加坡公民社會中一直處于次要地位。草根勞工運動的復興背后有哪些最近的推動因素？

　　科基拉：我認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工人們一直都在進行斗爭。2012年，新加坡地鐵公司(即SMRT Corporation，新加坡兩家公共交通運營商之一，是新加坡政府所有的企業集團淡馬錫控股，即Temasek Holdings的子公司)的工人發起了由華裔司機領導的自發罷工，抗議公司提供的歧視性工資和糟糕的住宿標準。在20世紀90年代、2000年代和2010年代，工人們一直在進行不同形式的抵抗。有些我們知道，有些我們還不了解。國家媒體如何強調其行為的非法性，也是有意為之。在新加坡，除非雇主提前兩周收到通知，否則工人的罷工基本都是非法的。違反者最高可被罰款2000美元，或被監禁一年，或兩罪并罰。但也許更糟糕的是，媒體從不報道這些，完全掩蓋了它們。

　　“工人創造可能”運動之所以開始，是因為我們注意到了這些行動。在2019年，一群公交車司機起訴了SBS Transit(為新加坡一公交公司，該公司是由康福德高公司，即ComfortDelGro Corporation控股的新加坡另一家主要公共交通運營商)，原因是該公司讓他們的工作時間超過了每周72小時的法定限制，拒絕給他們休息日，并且少付他們的加班費。工人們各自分別提出了要求SBS賠償損失的訴訟。最令人震驚的是移民和當地工人在這起案件中是如此合作的——包括10名馬來西亞司機和3名新加坡司機。但是公民社會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在新加坡，工人的行動往往不被登記為政治行動、集體行動或反抗壓迫的人。一個非政府組織（NGO）提交研究報告或進行媒體宣傳，都被登記為反抗壓迫，但為什么沒有人談論、支持他們，或將他們視為參與政治反抗？所以，我們聯系了負責這個案子的律師，想看看我們能如何支持這些工人。

　　當然，如果沒有堅定的或持續的努力來建立工人運動，這些行動就無法形成力量。人們總是在自己的工作場所采取行動，或悄無聲息或驚天動地以對抗各種壓迫。但如果沒有組織，或者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集體斗爭，它就無法形成力量。因此，我們在“工人創造可能”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工人運動的復興中，看到工人在哪里憤怒，在哪里斗爭，支持它，并將斗爭聯系起來，以這種方式重建工人運動。

　　問五：今天的勞工運動與過去的有什么不同或相似之處?

　　庫馬爾：如果你談論五六十年代勞工運動的全盛時期，他們有不同的條件。反殖民主義高漲，勞工運動與之交織在一起。沒有詭譎復雜的鎮壓手段;我們的白人(指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政府)能比白人更好地殖民我們——他們孤立、分裂和統治的方式，也塑造了觀點和意識形態。那時候我們還沒有這些。勞工運動具有先發優勢。而我們今天沒有了那種活力。我們必須激發起這種活力。挑戰是建立在幾十年的壓制之上的，幾十年以來，統治者告訴工人和個人，你很渺小，你毫無價值，你的老板比你更了解你，你很愚蠢，你沒有權力。

　　科基拉：我認為組織工人階級和建立人民運動作為實現政治變革的方式在當時是常識，但現在對這種可能性的共識和信心都有所減少。與其他激進主義和倡導模式相比，組織工人或租戶為自己的權利而戰甚至被認為是落后的，或者是一種不可行的策略。

　　問六：你們關于激發活力的觀點讓我想起了你們組織的勞動節集會。它展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其中一些與勞工問題沒有直接關系。例如，你們組織了SG Climate Rally(即新加坡氣候集會，是一個由學生領導的氣候行動組織，于2019年組織了新加坡的第一次氣候集會)和NTU FinAid (全稱NTU Financial Aid Friends，即南洋理工大學助學金之友，是一個在南洋理工大學成立的學生組織，致力于改善南洋理工大學的學費補助制度)。他們與“工人創造可能”試圖建立的勞工運動有何聯系?

　　庫馬爾：所有這些原因都有階級性。以氣候危機為例，新加坡氣候集會的宗旨為了一個公正的過渡。它不僅僅是追求不惜一切代價地減少排放。它是一個經常談論我們應如何讓工人與我們一起轉型的組織，以讓他們不會因此而遭受過大的損失，而且還能良好發展。

　　對我們來說，建立和維持聯盟是必要的，因為勞工運動不能建立在一個遠離我們這個時代其他緊迫的社會問題的遙遠孤島上。我們也對一個人人都能居住的星球感興趣!重要的是，我們發起了一個朝氣蓬勃的學生運動，并且與工人彼此團結。而南洋理工大學助學金之友是為學生能負擔得起的學費而奮斗的，這樣低收入背景的年輕人也可以上大學了。這同樣也是工人階級的問題。

　　科基拉：我們所有的掙扎都是相連的。將我們聯系在一起的是，勞動節的所有團體都代表著工人階級的利益，無論是性工作者的利益、工人階級學生的利益，還是低收入租戶的利益。我認為，工人階級運動必須有比經濟主義或僅在工作場所爭取更好的工資和生活條件有更寬廣的視野。工作場所只是沖突的一個場所。這就是為什么福利問題是勞動節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負擔得起的住房、醫療保健和受教育的機會是屬于普通人的公共資源。社會再生產問題與生產問題一樣，也是我們勞動節要求、演講和展示的一部分。這是一場爭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斗爭。

　　庫馬爾：還有獨立的大眾媒體。這就是Wake Up SG（即喚醒新加坡，一個由志愿者運營的獨立媒體機構）出現在現場的原因。這樣一個組織在為說出許多工人的故事提供平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它還有反帝國主義的成分。戰爭往往使工人階級處于不利地位：工人階級通常被迫去打仗，并在戰爭中喪生。當我們說“還權于民”或“還政于民”時，這意味著所有這一切——人們掌握的媒體、人民掌握的大學——都將會成為民主的范圍空間。我們的共同愿景就是為大眾提供民主的空間和機會。

　　問七：“工人創造可能”認為新加坡的法律和政策需要做出哪些具體改變以改善工人的生活？

　　庫馬爾：去年的勞動節，我們提出了十五項要求（譯注：原文見Power To The People: Labour Day Rally 2023，https://workersmakepossible.wordpress.com/labourday23/)，其主要涉及消費稅與財富稅、最低工資標準、員工休息權益、就業支持與失業保障、消除就業歧視、關心工人健康、保障工會權利、降低獲得加班費的工資門檻限制、學校引入勞動法教育、保障退休養老金、管控物價、人人可獲得的優質醫療資源、照顧弱勢群體、消除申請福利的重重限制、住房諸多方面的問題）。這些要求將繼續指導我們的工作。其中許多要求包括修改立法及最低工資等政策、禁止用貨車車廂運輸外來務工人員、減少對成立獨立工會的限制。

　　問八：“工人創造可能”是否認為有任何特別的需求必須作為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

　　科基拉：我認為，要使其他一切成為可能，首先需要改變的是所有阻止工人組織和發聲的嚴厲制裁和法律。暴力恐怖實在是太多了。只有當工人們能夠毫無顧忌地發聲、組織并行動起來時，我們才能在其他問題上取得勝利。

　　如果工人一旦掌握自由，他們便會在任何地方發起反擊。我們不需要在這方面教育他們。但問題就在于諸多障礙的存在。如果消除了這些障礙，社會就會繁榮，工人也會興旺。我認為，法律、行政和政治基本框架都在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如通過各種逮捕、開除的威脅，以及對工人階級來說是殘酷和懲罰性的工作環境，這些都是最大的障礙。如果工人連續數月拿不到工資，他們甚至連默默舉起標語牌的自由都沒有，我們最近就看到了這樣的情況——工人們經歷了數月的工資拖欠，但卻因為呼吁關注而被驅逐出境。如果你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那么你就無法爭取最低工資，因為你需要表達、集會和結社的自由。

　　庫馬爾：是的，這是關于民主化的問題，這不僅僅是一個勞工問題，實際上也關系到許多其他事業。你不能發傳單或張貼海報，這太窒息了。

　　問九：鑒于新加坡的民主自由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以及數十年來勞工被收編的情況，“工人創造可能”所尋求的目標是雄心勃勃的。是什么讓你們堅持下來？你們的學習和靈感來源是什么？

　　科基拉：我認為，當我們將自己置身于具體的時間和地點之中時，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會變多，我們對這二者的理解也會深化。學習 50 年代、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工人運動讓我感受到了一種可能性，因為沒有這些遺產就沒有運動。我們總是在某些東西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我發現的問題之一就是這種近乎反常的持久的“現在感”。就好像現在發生的一切都剛剛發生一樣。這是一種現時主義。好像所有事情都是第一次做。現實并非如此，很多事情以前都已經完成，我們正在從歷史中建設和學習。我認為，忘記了我們的歷史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危險；而將我們置身于歷史中去學習才能強大起來。

　　我們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探索，到鄰國旅行，了解他人如何組織基層，不論是租戶還是工人。時空觀念的擴大帶來了各種可能。你的想象力得到了拓展，因為你正在遠離這種非常狹隘的 "現在感"，并從過去和他處正在發生的事情中汲取力量和機遇。我認為這也是在反對例外主義，好像新加坡的一切都很特別，以至于我們不能做我們的鄰居和世界各地的人們正在做的事情。從前人和我們周圍的人身上汲取靈感，使我們成為可能。

　　我確實認為現在更具挑戰性。與 90 年代之前相比，現在開展勞工運動的挑戰性要大得多，這一點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當時的社會主義精神要強得多。工人運動在地區范圍內得到了極大的聲援，人們有機會團結起來反對殖民統治者這個共同的敵人，我認為這提供了某種機會。但是，在任何條件下，無論壓迫多么嚴重，反抗都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找到一種方式，就像一棵幼苗從混凝土的縫隙中擠出來，在世界上占據一席之地。

　　原文：

　　https://labourreview.org/singaporean-labor-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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