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與其冥思苦想抓耳撓腮，不如出去走走看看。一位同志的調查報告獻給大家。
本人曾利用假期時間對家鄉的貧困村進行走訪，選出了一座代表性強的村子（下稱A村）寫出此文供各位參考。
A村，橫跨約兩公里，登記在冊人員共有兩千六百余人，擁有六千余畝耕地，是一個較大的自然村（指未合并過的獨立村落），也是這里的貧困村。
雖然在戶口上有兩千多人，但狹窄的街道小路依舊顯得空曠無比。有時看到路人，也盡是些老年人。A村的年輕人絕大多數已去往城市，有的在城市買房安家，有的還在務工，成為城市和村鎮之間奔波的“雁戶”。
農民工早已經是我國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城市里處于一種被邊緣化的地位，分明是城市建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總是被排擠、被侮辱。他們身上同時存在著“農民”和“工人”的標簽，既不同于城鎮勞動者，也不同于長期從事務農的農民。本來出身農村的青壯年無法單純通過種地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只得進入城市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因為他們除了自己天然的生命活動一無所有。
馬克思寫道，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只有當他不再束縛于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于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對他們的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讓我們回到村子。現在，農業的生產活動已經不像過去那樣辛苦了，農戶可以托其他人幫助自己用機械收作物，收完之后直接拉到糧點。
在貧困戶的家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信息。這里的貧困戶大都拿著項目分紅，有些還靠低保來過活，還有些人天天出去收破爛來糊口。
有的人在勞動時從屋頂上摔下來，從此成了殘疾人，兒子和老伴進城務工，只能自己獨自在家生活；有的人生下來就有智力障礙，無法正常從事勞動，只能和兄弟相依為命。A村的老年人大多沒有人照顧，只能相互依靠，有些還生活在最老舊的土房子里。看到我們的到來，他們都親切地問候，嘴里還嘟囔著“好久沒來啦，坐一坐吧”。
（以下是與一位貧困戶的對話）
Q：夏天天氣炎熱，咱們的政策有什么針對嗎？
A：有些地方已經安裝了空調，不過都舍不得開，怕費電……
Q：您覺得現在生活怎么樣？
A：挺好的，現在已經通上自來水啦。
我們可以看到，扶貧政策還是有些成效的。有兜底保障（低保、經濟困難老年人補貼等）、住房安全保障（危房重建和修繕），義務教育保障、基本醫療保障、安全飲水保障以及其他政策保障。
對于這些曾經被遺忘在樹木和山溝之間的窮苦的人們來說，能用上自來水、能得到最基本的醫療服務已經算是幸福了……而且，據透露，在這里雖然窮，但沒有真正的“貧困戶”，只是為了完成政府指標而“造”出來的貧困村。對于那些真正極度貧困的人們來說，光是活著就已經竭盡全力了。
在A村，還有著一家農業合作社，由八位股東組建而成，通過土地流轉，將一些農戶的土地承包過來進行大規模生產。
雖然是合作社，但并非公有制經濟，而是合作企業。只是由分散的、單干的、低效率的小生產變為合作的、機械化的、高效率的大生產，其基礎仍是不動搖的私有制和三權分置的政策。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之初，實行所謂家庭承包責任制，所有權歸集體，承包經營權歸農戶，稱之為“兩權分離”。現在農民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權，農民無論進第二、三產業還是進城市，還想給自己留一個后路，同時他又有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愿，又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這樣就形成了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并行的狀況。
于是，合作社與個體農戶簽訂合同，將他們的地收攏起來經營，一年一畝地可支付給農戶一千一百元人民幣。在最初組建時，人們都不看好他們，但通過最初的貸款和補貼，租賃和購買機器，以及近兩年的發展，該合作社已經初具規模，掙了不少錢。
（以下是與一位合作社成員的談話）
Q：咱們合作社一共承包了多少畝地啊？
A：現在大概有三百多畝了，國家有政策，超過二百畝地就有補貼。
Q：我看這里發展的還挺好的，都用上進口的GPS導航無人駕駛農機了。咱這里有多少資產啊？
A：固定資產的話，大概有三百多萬了。你看這個大型烘干機，就這一臺就價值98萬塊錢。那個無人駕駛農機在去年兩全兩高的時候就用上啦，現在機械化可是大勢所趨哩……
Q：那么你感覺搞了合作社之后的生產生活比以前相比有什么變化呢？
A：以前單干的時候也就稀松，肯定不如合作一塊干掙得多。我們最近還拿下來一個大項目，這是在搞合作社以前不敢想的。
………
將生產要素歸于合作社共同支配，理事會進行規劃管理，監事會進行監督保障，在收獲后按股權分紅。這就是他們生產的基本模式。
對于合作社大范圍土地承包進行機械化生產，我是不意外的。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它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
原本，在毛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孤立地去進行的。早在幾十年前的新中國，教員就已經認識到了大規模機械化農業生產以及工農業結合發展的重要性。
在該合作社，有些成員并不親自參與生產，而是靠股份進行財富分配。他們還雇傭了一些當地農戶和可以干農活的勞力來進行生產勞動。在這里，勞動者是受合作社雇傭支配的（勞動者和合作社是雇工和雇主的對立統一的矛盾關系），而不能參與到合作社的管理和分紅中去——這樣的生產模式只能讓少數資產階級股東富起來，是一種不平衡的發展。
“……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
教員給出的方案，在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同時鞏固了工農聯盟，而當下的發展，是在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的基礎上進行的，它帶來的是令人發指的貧富分化、作為國家主人翁的農民和工人地位的極速下墜以及工農聯盟的形同虛設。
在此次走訪調查中，我們看到了貧困村的生活現狀以及當地剛剛組建的合作社是如何進行生產的，這應當引起我們的思考和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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