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貴寶，1998年出生，今年九月開始到德吉成工業園的電子配件廠打工，在深圳光明新區鳳凰社區，鄰近恒裕泰工業園。20日中午發生在此地的渣土滑坡中，陳貴寶失聯。

　　陳貴芳跑出了渣土滑坡，她弟弟陳貴寶卻沒有

　　陳貴寶和姐姐、姐夫打工的廠區在同一排。姐姐陳貴芳今年33歲，五月份進入“光大同創”打工，做泡沫包裝。從廠房跑出來之后，她和老公仍然身穿光大同創制造部字樣的工服。因為跑得急，除了手機在口袋里，什么都沒有帶出來。

　　跑出來之后就給弟弟打電話，一直打不通，一開始是無人接聽，后來是關機。

　　她和老公想進去找弟弟，想進屋拿自己的物品，聽租房的鄰居說他們住的樓只是傾斜，沒有垮塌。她在村口拉起的警戒線外面轉悠，試圖進去，卻一次次被攔下，被告知救援正在進行，不能進。20號晚上十點，她終于暫時放棄，去到了附近的親戚家，也是租來的民居。

　　另外一些從外地趕來的家屬則堅持到更晚，待在警戒線外，和身著“治安聯防”工作服的把守人員爭論，他們想進去尋找親人。

　　在 21日舉行的第三次救援指揮部情況通報會上，深圳市副市長劉慶生說，此次災害滑坡覆蓋面積約38萬平方米，余泥渣土厚度達數米至十數米不等，造成附近的恒 泰裕、柳溪、德吉成三個工業園33棟(間)建筑物被掩埋或不同程度損毀，涉及企業15家，其中包括廠房14棟，辦公樓2棟，飯堂1間，宿舍樓3棟，其它低矮建筑物13間。

　　截至21日21時，失聯人數變更為85人。

　　救援

　　事發后24小時，廣東省、深圳市已經組織2906名救援力量進入現場展開搜救，投入各型特種車輛406臺、生命探測儀123臺、搜救犬30條，共開展了9次地毯式排查。

　　深圳公益救援志愿者聯合會組織的救援隊，在事故發生三小時后到達現場，配合深圳市公安局救援現場指揮部，進行第一批救援。至21日上午十點，聯合會已經組織三撥隊員上去，每次作業四小時，每批次十人左右，帶上少量食物，水，挖掘工具，夜里還有礦燈。凌晨兩點，替換下來的一撥隊員橫七豎八睡在地墊上，薄薄的氈布和地墊擋開潮濕泥地。

　　深圳公益救援志愿聯合會，前身是深圳山地救援。20號到現場開展救援的第一梯隊有43人，第二梯隊20多人，第 三、第四梯隊也已待命。隊長石欣告訴鳳凰網，他們與消防官兵一起作業，過程中有探測到生命體征，但是十幾米深的泥土掩埋，重型機械也進不去，只能先用鉤機清出一些土，再用切割機把房子的鋼筋混凝土切割開，再人工開挖救援。

　　他們從08年汶川地震后自發形成組織，多次參與災害救援，國內外均有，今年四月派出25名隊員去了尼泊爾參與地震救援。據悉，這次滑坡，比地震救援難度大得多。

　　地震只有房屋垮塌，這次渣土滑坡不僅樓房倒下，還有泥土灌頂，加上下雨，土變成泥，更艱難。如果只是普通地震，他們來十幾個小時之后，“肯定有進展了”。

　　負責調配整理物資的隊員，一個一個把礦燈拆開取出，檢查是否正常，再放到一起，給隊友備用。四十多位隊員中約有十一位女性，既有去現場搜救者，也有在指揮部負責協調物資與記錄，各有分工，專業嫻熟。他們還為救援官兵提供后勤保障，負責300人左右的熱食，用自帶的燃氣罐，煮好一鍋又一鍋的牛肉粥，雞肉粥，姜湯，等等。

　　仍然沒有救出被掩埋者的消息。石欣隊長說，一些生命體征探測屬于誤報。

　　21日凌晨兩點鐘，一位年輕女士突破重重關卡，沖進深圳市公安局救援總指揮部，大喊，“我要進去挖我父母，他們都在里面，才四十幾歲。”她穿著花朵圖案羽絨服。深圳公安局救援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出來解釋救援安排，“所有人都在努力”，試圖安撫她的情緒，并指著旁邊的公益救援隊說，“他們是民間救援，跟這事情本來沒關系的都來了”，救援隊員神色平靜，含著關切默默注視。最終她安靜下來，被送出警戒線。

　　未傾斜的廠房，還保留著原來的模樣，廠區空曠，有的樓房，一樓堆折貨物，門口有臺老舊的臺式機。二樓三樓大門禁閉，有些沒關的，救援人員可以上去用洗手間。廚房則設在“沙縣小吃”店里，對面是“隆江豬腳飯”。

　　這里有著城邊村的典型特征，餐館、藥店密集，以及小旅館。路邊墻上貼著條幅廣告，“處女膜修復術，讓你成為完美新娘。”后面是診所的名字。自帶發電機的移動通信汽車在運行，發出低低噪音。夜間街道無人，唯有老鼠快速跑過。

　　空氣中布滿了灰塵和雨后的土腥味。救援設備徹夜轟鳴，早上六點，又有大批部隊入駐，聽到連隊干部模樣的人在喊話，“上去之后要走房梁，有土的地方一定要用鏟子探一探，不要陷進去”。

　　救援已經進入“機械加人工網格式搜救”階段。在21日舉行的第四次情況通報會上，參與救援的中國鐵路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劉國楠表示，滑坡土質的特征就是“非常松散，含水量很高”，人走到現場，腳會陷下去，在上面行走都非常困難，“導致施工救援包括我們的車輛上去也非常困難”。

　　渣土傾城

　　陳貴芳的老公李青說，從五月來這個廠上班之后，白天晚上都能聽到泥頭車來來往往的聲音，但具體是做什么，他并不太關心。他和妻子關心的，不過是多加班，掙加班費。因為是計件工資，周六日往往不休息，這樣每個月可以到手四千多，如果加班少，就只有三千多。

　　事發時，他和妻子還在廠里上班，一抬頭，看到對面樓在晃，李青大喊一聲，“地震了，快跑啊”，一個車間的人跟著他向外跑，包括妻子陳貴芳。漫天灰塵，也不敢看，一個勁往外跑，跑到大門口才放心，“分分鐘就埋在里面了”。

　　同廠的另一個工友則沒這么幸運。事發前幾分鐘，他進入電梯向樓上送貨，突然停電，人被困在電梯，外面的人打電話說，別急，備用發電機馬上開，馬上救你出來。正在等發電機啟動的時候，滑坡來了，外面的人只好先逃命。跑出去后廠子里清點人數，只少了這個困在電梯里的人。大家想不起來他叫什么名字，只記得叫他“老王”。

　　事發原因已初步查明，此次垮塌體為人工堆土，由于堆積量大、堆積坡度過陡，導致失穩垮塌，造成多棟樓房倒塌。與山體并無關系。據新華社報道，有巖土工程專家認為，這是國內外城市地區少見的大規模滑坡災害。

　　“這一次滑坡是我從業30多年來第一次見到的規模。”劉國楠說，在城市的丘陵地區發生這么大的災害是很少見的，國際上只有印度尼西亞上世紀90年代一個垃圾填埋場滑坡、引發泥石流造成很大損失，在國內這應該是第一次。

　　深圳，大陸最南的一線城市，號稱發展最快的城市，“北上廣深”之一，“改革先鋒”，連賓館的墻上都掛著象征發展的高樓廠房畫框。如今籠罩在悲傷中。

　　急速發展的城市像是擰緊了發條，掏空這座城市的地下，建設隧道、地鐵、大型商場車庫等，都會產生大量渣土。根據深圳市環境衛生管理處提供的數據顯示，深圳市目前年產生建筑廢棄物達到3000萬立方米，幾乎可以填滿3個梅林水庫。它們去了哪里?

　　由航拍照片所見到的整個滑坡區

　　據《深圳晚報》報道，2000年以前，深圳建設項目數量相對較少、 規模相對小，待建地和低洼地廣泛分布，余泥渣土排放基本平衡，甚至不需要另建渣土受納場。這個階段是零壓力。2001年至2005年，壓力初現。

　　2006年以后，深圳進入了余泥渣土排放難的階段。軌道交通建設，房地產市場膨脹，汽車保有量增加，地下車庫激增，開挖的土方大大增加。如何處理這些數量巨大的余泥渣土，成了相關部門頭痛的事情。

　　深圳僅有的9座受納場，根本無法滿足軌道交通、舊城改造、再加上遍布深圳的地產開發項目所產生的余泥渣土，這也直接導致偷排亂倒現象猖獗。

　　20日的滑坡發生地，光明新區光明紅坳余泥渣土受納場，正是9座受納場之一。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該受納場的運營服務在2013年8月由深圳市綠威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中標。綠威物業將此項目的運營管理轉讓給深圳市益相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一次性收取75萬元合作管理費。北京市百瑞律師事務所律師徐西華表示，中標項目一般情況下是不允許轉讓的。

　　四川省地礦局區域地質調查隊工程師范曉告訴鳳凰網，這種規模很大的沙土堆，和周邊的建筑應該有一個安全距離，如果距離不夠的話，一旦產生滑坡，就產生很大的危害。從現場看，太近。沒有安全距離。

　　社會學家潘毅好奇的是，這個受納場所占土地，是歸村民集體所有還是政府所有?在深圳做過多年田野調查的潘毅告訴鳳凰網，深圳的土地權處理方式和上海不同，上海是政府一次性征地，給出補償，農民“上樓”，多數不得不進城打工。深圳則土地多數為村民集體所有，收益歸村莊。

　　根據“新聞馬賽克”的消息，工友們說，因周圍居民和泥渣受納廠之間經常發生矛盾，去年雙方還發生了一次打架事件;而工業園區所在地紅坳村卻坐視不管，因村委會收了錢，“每輛卡車300到500元，村民也有分紅。”

　　潘毅說，在工業園區的多數是外來工，這些人的生命一直都不是被關心的重點，農民工來來去去，極少部分人會留下來，大部分人還是要回農村的，所以生產安全，食品安全，環境，天災人禍，等等，沒什么人關心。

　　流動人口之殤

　　陳貴芳最后一次見到弟弟，是滑坡前一天晚上八點半，她嫌弟弟頭發長，遞給他一些錢，叫他去理發，順便買雙鞋子。弟弟也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她和老公的隔壁， 一家301，一家303。沒有電梯的樓房，一間月租是兩百塊。

　　陳貴寶還沒有女朋友，性格內向，不太說話，沒什么愛好，除了去網吧。下了班回來，吃飯睡覺去網吧，這是家人對他的印象。陳貴寶左手手腕處有道傷疤，小時候騎車摔的，家人都記得這一點，想著如果從土里挖出來，認不清臉的話，就認認手臂。

　　當然，她更希望弟弟是出去找同學玩了，但是打了一遍電話，沒人見過他。擔心他跟同事換班，又去上班了。那棟樓比自己的廠房倒下得早。

　　這不是第一起發生在深圳工業園區吞噬生命的案例。潘毅在《中國女工》中描述了工廠中的夢魘、尖叫、與叛離。第一章開篇提到1993年致麗玩具廠的大火，84名工人在大火中喪生，其中2名男工，82位女工。一位幸存者回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逃出來的，我們村里來的女孩子們都死在大火里了。只有我 活了下來。我到現在都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幸運，能從鬼門關逃出來”。

　　致麗工廠火災前事發女工合影

　　陳貴芳老家在貴州丹寨，最早出來打工是1996年，她虛歲15，小學只念了兩年，那時候在什么廠上班已經記不清，只記得一個月工資兩百塊。一年后，弟弟才出生。

　　她本來有個姐姐，比她大兩歲，生了陳貴芳之后，媽媽已經做了結扎手術。陳貴芳13歲時，姐姐不幸去世，具體死因也記不得。后來老媽做了疏通輸卵管的手術，她剛剛照顧完生病過世的姐姐，又去照顧住院的媽媽。

　　為了補貼家里，她跑出來打工，“找錢”，好像沒有別的選擇。出來不久便結婚，老公也是丹寨老家的，大女兒只比弟弟小一歲。

　　出事后，借住在丈夫的姑姑家，在鳳凰社區租的民居，屋里來了七八個親戚，都是苗族，都在深圳光明新區的廠子里打工。陳貴寶的親叔叔叫陳智，在建材廠，堂叔在一家工廠做保安。李青的弟弟、弟媳今年二十八歲，也已經出來十年，之前的廠子搬遷，他們覺得太遠，就只好重新找工作。

　　陳貴寶勉強念到初一，媽媽生病，住院花掉了七八萬，幾乎是家里的全部積蓄，最后的一萬塊用來辦了葬禮。媽媽去世后，陳貴寶死活不肯再念書，要出來找錢，養活老爸。今年八月份，陳貴芳接到弟弟電話，張口就是，“姐，我到深圳了，你在哪兒?”

　　陳貴芳沒有辦法，只得幫他在附近的電子配件廠找了工作，算工時而不是計件，周六日有時可以休息。九月份上班五天，發了490多塊錢。十月份滿打滿算上了一個月的班，拿到2600塊錢。十一月開始上夜班，發生滑坡那天，本該是發工資的日子。

　　丹寨是國家級貧困縣，官網上寫著丹寨教育崛起的經驗，基本實現了“丹寨教育夢”，形成了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丹寨模式”。

　　據媒體報道，從一份“失聯人員核查表”上看到，失聯人員多為外來務工人員，主要來自河南、湖南、廣西、江西、貴州、湖北及粵東西北等地。

　　陳貴芳和老公不知道體育館救助站在哪里，只想在工廠附近待著。21日晚上八點接到公安局的電話，問弟弟是不是叫陳貴寶，李青激動地說是，電話那頭問他女朋友是不是叫李勝麗(音)，李青大聲說，他才17歲，沒有女朋友。對方繼續問，不是1990年出生的嗎?李青回答不是，1998年出生。核對身份證號之后，李青掛了電話，家人似乎松了口氣，從緊張中緩解。

　　出來打工將近二十年，陳貴芳很幸運，沒受過工傷，也沒生什么大病，發了工資就寄回家，三個小孩由婆婆帶。生活都是這樣，也沒什么不妥。

　　只是她這些年，和丈夫從一個工廠輾轉到另一個工廠，從一個城中村搬到另一個城中村。住過的地方太多，早已記不清名字。與為了妻子落戶深圳而瘋狂續命的癌癥患者吳樹梁不同，陳貴芳一家從來沒想過在這個城市安定下來，也不知道如何安定。

　　陳貴寶們不可能在深圳獲得戶口，卻可能在深圳失去生命。

　　本文轉載自鳳凰網的博客，如需轉載，請注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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