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在美國，黑奴曾經是非常有“價值”的，他們為殖民地企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勞動力。時移世易，如今黑人在美國已經成了“多余的”人口。黑人不再是美國生產過程的中心力量，一方面是因為隨著全球生產體系的建立，大部分制造業要么采取自動化生產要么遷移到工資更低的其他國家，另一方面還未轉移到海外的制造業也從移民工人中尋求更易剝削的廉價勞動力。然后造成“黑人工作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在種族歧視的大肆宣揚下，相當數量的非黑人消費者不喜歡直接受到黑人的服務。由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白人優越論組成的交叉的、壓迫性的體系一直以來都用盡辦法把黑人貶低為財產和廉價勞動力，但是黑人從未停止斗爭。當代黑人的斗爭不僅致力于消滅種族歧視，更致力于破除制造種族歧視和剩余人口的剝削體系——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自2014年8月發生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弗格森反抗事件以來，美國的黑人一直在與一些問題斗爭，比如：為什么每28小時就有黑人各種各樣的執法人員搜捕或殺害?為什么似乎黑人對這個社會無關緊要?我們必須如何行動來結束這些攻擊并解放自己?這些問題都有實實在在的答案。這些答案深深地根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動態之中。它不但形塑了我們所在的野蠻的歐洲殖民計劃，也將非洲人歷史性的置于這一歷史過程之中。

　　黑人的價值

　　在美帝國，曾經有一段時間，非洲人，或者說黑人被認為是對“美洲計劃”非常有價值的，那時據說我們的生命是“舉足輕重”的。那是動產奴隸制時代，當時非洲人提供的勞動力對殖民地企業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并構成了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交換中所生產的商品價值的一半。我們的祖先被看作是作為戰利品的牛馬，由于在物質生產中的關鍵作用，而受到一定程度的“照料”(能夠確保他們可以進行勞動和再勞動，為奴隸主生產價值)。

　　對殖民者來說，有價值的是黑人的勞動力以如何管理和控制這些勞動力，而不是非洲人本身。非洲人的人性不僅毫無價值，為了創造并維持促進人的商品化的社會規則和系統動力，還必須要否定這種人性的存在。這些“動力”包括武裝民兵和奴隸巡邏隊，嚴苛全面的社會條款，以及各種復雜的、旨在壓迫、控制并科學地最大限度剝削黑人的法律和社會規范的組合。這一系統需要服務于資本主義為統治美國社會關系而建立的白人優越地位、殖民鎮壓和帝國主義的變體。17至19世紀所有控制非洲人和勞工的基本體系至今依然在運作。雖然表面上有一些緩和，但其發揮的基本作用仍然相同。

　　縱觀美國殖民計劃的歷史，資本積累和黑人對于整個系統的價值一直密切相關，盡管在生產體制(從農業到工業、服務業和金融業)和黑人勞工的部署上有過一些變化。黑人創造的價值(利潤)越多，他們就越不值錢。當黑人值錢的時候，他們還能確保一定的繁殖(極低的程度)，一旦他們不值錢了就要遭受被拋棄或賣掉的命運。對美國社會而言，這就是考慮黑人價值的基本公式和社會動力。

　　“黑人皆可拋”的時代

　　我們正在全球資本體系轉型的時期苦苦掙扎。過去的四十年里，這個體系的擴張動力已經創造了一個真正協調的體系，其中包含資源的獲取與控制、易剝削的廉價勞動力、全球范圍內的生產、市場和消費。這種愈發自動化、電腦化的擴張動力已經導致了百萬乃至億萬的人，在兩次大的進程中被轉移：一次是從“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主要是務農)轉移出來，另一次是從“傳統的”或祖祖輩輩生活的家園或地區轉移出來(被迫到大城市或異國他鄉謀生)。最近，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2015年世界就業和社會展望》報告顯示，這種轉移使得數百萬人成為結構性的過剩人口或者處在可犧牲的狀態之下。

　　資本邏輯不允許過剩勞動力長期存在。他們要么被再吸收進入價值生產機制，要么被處理掉。過去2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發生的事件，如南斯拉夫被迫解體、布隆迪和盧旺達的屠殺、在扎伊爾/剛果和中非地區連年不斷的內戰和國家間戰爭、以及墨西哥城農民的大量轉移，這些都表明資本主義體系目前沒有能力吸收多余的人口并維持自身的平衡。

　　全球經濟的統治因素——跨國公司、跨國資產階級和國家管理者正處于危機模式中，千方百計想要找出處理大量過剩勞動力的最佳辦法，既要在政治上光明正大，又要便宜可行。

　　對管理迅速增加的轉移人口的無數次混亂的干預顯示了資本主義在處理自發式危機時的無能，例如：

　　正在肆虐的全球食品危機(始于2000年中期)，因價格上漲和氣候變化導致的糧食短缺，數百萬人無法負擔維生所需的基本食物;

　　在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和東南亞)，企業主導的千千萬萬農民和工人的被動動轉移;

　　美國、西歐、澳大利亞、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國政府用軍事手段(包括修筑防御墻和封鎖)應對大規模人口遷移危機;

　　為應對幾乎是由市場(商品)機制造成的氣候變化，企業主導而進行的嘗試;

　　對資源和勞動力的統治權的爭奪，由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武裝沖突的增加，和插手非洲、亞洲(包括中亞)和東歐的政權更迭的嘗試。

　　更明顯的是，那些對移民的直接清除行動變得更加更深入和廣泛：

　　哥倫比亞的非洲人;

　　多米尼加共和國的海地人;

　　利比亞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

　　安第斯山地區的原住民;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和印度的原住民;

　　緬甸和孟加拉的羅興亞人;

　　名單還遠不止這些。

　　正如過去十年，攻擊外來工人和社群已經成為南非政治活動的支柱，隨之產生的是世界范圍內滋長的仇外情緒和針對移民的暴力行為，使受賞不均的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們自相殘殺。

　　資本主義體系日漸顯示出它沒有余力再吸收新的轉移人口進入國際工人階級。國際統治階級越來越難以維持向對資本主義全球帝國最忠心耿耿的臣服者們提供物質獎勵的傳統。他們主要是西歐的本土工人階級以及參與到殖民活動并定居在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地的白人。

　　當資本主義體系無法繼續擴張并吸收的時候，它必須轉向“修正和緊縮”來保全自己，并從利益出發排除、以及在必要時刻處理掉所有不能被吸收和消費的剩余。我們現在正明顯地處于一個修正和緊縮的時代，如果剩余人口不能被解決，就會發生種族屠殺。

　　這種動力把我們帶回了美國，黑人將面臨失業危機、大規模監禁和越來越多的未經審判的警察殺人事件。

　　多余黑人的挑戰

　　在美國，非洲人或黑人就是多余人口。黑人不再是美國生產過程的中心力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隨著自動化的發展，還未轉移到海外的制造業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于此同時，為了實現盈利，農業也大規模機械化，或者從移民工人中尋求更易剝削的廉價勞動力。

　　在美國，各種降低黑人勞動力成本的運動大都失敗了，因為黑人勞工采取了武力抵抗，并且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黑人工人團體參與地下經濟、并從其中獲得生活基本資源來維持“收支平衡”的能力大幅提高。(從70年代以來，由于不受管制的“灰色市場”服務經濟的增長和非法毒品交易的勃興，地下經濟席卷全世界。它的擴張在全球導致了數量可觀的“市場扭曲”，創造了新的價值鏈、積累環和融資流，幫助世界范圍內的銀行機構做假賬，并使得金融資本在80和90年代成為資本集團的統治力量)。

　　消費者“舒適”、“信任”和“安全”，這些白人優越論的社會維度嚴重限制了黑人在服務行業和零售業的工作機會。因為相當數量的非黑人消費者不喜歡直接受到黑人的服務（如安保服務）。這就是我們稱之為“黑人工作危機“的根本原因。黑人缺少工作轉變為對黑人需求的減少，這等同于黑人的大規模貶值。而在資本主義體系中，任何沒有價值的東西都是垃圾。

　　黑人“貶值”并不是一個新問題，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的統治階級就一直在為不斷升級的黑人問題尋找解決之道。雖然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在50年代就開始出現吸收黑人勞工的困難，但直到60年代末，黑人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才達到危機的程度。當時黑人解放運動開始對工業生產產生了關鍵影響。運動要求提供更多的工作，提供職業訓練并向黑人開放技術性和管理類工作(這些工作都由受高層保護的白人工人“霸占”)，提高工資，直接代表(通過如黑人工人革命聯盟等機構)，持續罷工，停工斗爭，其他形式的工業行動，武裝抵抗來自政府或非政府力量的壓迫，和成百上千的城市起義。

　　這種抵抗發生的時候，美國在二戰后建立的包括一體化生產、貿易管理、金融一體化和貨幣趨同的國際體系，通常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走向完全的成熟并在在當前的全球化階段中起著領導作用。

　　這一體系消除了大多數排外主義或保護主義的生產體制，使國際資本能夠在全世界尋找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而不必擔帝國主義之間的競爭和妨礙(在更早的時候它曾占據統治地位)。因此，由于黑人勞工阻擋了它的步伐，資本通過收獲戰后全球(主要以西歐、澳大利亞、日本、南韓和臺灣為中心)投資的果實來尋找安全的途徑消除自己對黑人勞工(更廣泛地說是西方聯合在一起的勞工)的依賴。

　　美國資本在全球的投資縮減了國內工業生產的規模和需要，限制了黑人勞工通過停工斗爭、罷工和其他工業行動顛覆資本體系的能力。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對國內生產規模的縮減，美國資本有意地以小恩小惠挑起白人工人和非洲裔及其他非殖民者勞工的競爭。絕大多數白人工人擁有的殖民者世界觀、地位和權利體系。這迫使他們支持資本的總體倡議，并在非裔、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以及其他的非白人工人有機會時阻止他們的進入。

　　這種情況的發展為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21世紀初主導了國家政治景觀的“沉默的大多數”、“法律和秩序”、“嚴打犯罪”、“向毒品宣戰”、“向惡棍和暴徒宣戰”等運動提供了社會基礎，造成了從70年代開始對非洲裔(和原住民、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等等)群體的恐怖統治，手段包括大規模監禁、種族主義禁毒法和軍事化管理。

　　為了解決黑人勞工的冗余和大規模抵抗，統治階級創造了有限吸納、反暴動和大規模抑制的復合策略。“有限吸納“策略旨在部分地成功利用階級分化了黑人群體，公司和政府已經能夠吸收并利用黑人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技能為他們自己謀利。反暴動策略粉碎、分化并嚴重削弱了黑人組織。抑制策略導致整個美帝國數以百萬的黑人再度淪為奴隸并遭到監禁。

　　這項三位一體的策略在2000年中期就仔難為繼，因為核心動力(尤其是大量監禁帶來的成本)使其越來越難以盈利，因此難以維持下去。一些其他形式(如數字監控軟禁)代替了監禁，還有空間隔離和將多余的非洲人送到郊區如今也十分常見，但是統治階級還未能設計出解決黑人冗余的萬全之策。透過一系列事件，如卡特琳娜颶風后的災難和成百上千的非洲人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被司法程序外的各種執法機構殺害，我們能夠清晰地確定的就是黑人越來越可被隨意處理，這是因為在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系的語境中，黑人是一件越來越不值錢的商品，但依然必須像牲畜一樣被圈起和控制。

　　一條潛在的抵抗之路

　　雖然對于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最高統治者來說非洲人本質上只是“會說話的機器”，但是我們黑人也擁有自己的能動性。從非洲奴隸貿易、商業種植園以及動產奴隸制的發展開始，黑人就在抵抗被奴役和資本主義體系的系統邏輯和動力。

　　自美國政府統治的領土上受到奴役和殖民以來，非洲人面對的基本問題是在何種程度上黑人可以成為自己的解放和歷史的行動者和工具?顯而易見，僅僅成為他人計劃和歷史的附屬品只能導致被隨意處置的未來。為了避免僅僅成為世界歷史的注腳，黑人必須創造自己的未來，繪制一副清晰的自決之路的圖畫。

　　我們如何才能實現命運自決和社會解放?我們如何滿足自身的物質需求(食物、水、住房、衣物、醫療、安全和工作等等)?我們如何解決產生于內部和外部的、塑造并定義了我們的社會矛盾?我們如何表達自己的政治獨立?

　　這些問題并不存在簡單的或一刀切的答案。然而，我相信一些普遍的原則和動力是十分明確的。考慮到我們已經被美帝國置于結構上可被拋棄的地位，我們需要開展大規模的運動，既要關注建立自治、自組和自決的社會體系，也要關注宣傳和倡導，將壓力加諸于政府和經濟上占剝削和統治地位的力量。這是勢在必行的，尤其是當我們對正在對抗的體系的當務之急有了清楚的了解。

　　資本主義制度總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工人“儲備”(即失業大軍)來控制勞動力成本，維持社會秩序。但是，現在它必須同時做兩件事來維持盈利：徹底削減所有的勞動力成本并無情地拋棄數百萬的工作和勞動者。“你只能靠自己”是這個體系唯一能夠運行的社會法則，統治者們堅持沒有其他方法能夠替代他們正在實施的帶來痛苦的程序。因此，對于資本主義體系來說，黑人要么就接受他們可被拋棄的命運，要么就自生自滅。所以我們必須創造自己的選擇，盡己所能去消滅我們面臨的威脅。

　　自治計劃的倡議不會得到政府和壟斷資本的各種形式(包括金融，公司產業或商業資本)的支持和組織。這些倡議是要直接尋求遵循社會團結和參與式或直接民主的原則，以滿足人民需求而非追求利潤為目的，建立一個民主的“需求經濟”，組織可持續的機構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這些倡議的實施和維持需要人們通過繳納會費、建立成員結構、共享收入和資源、時間銀行等，積累開始并維持我們倡議的最初資源，進行自我組織并將資源集體化。這些種類的設計廣泛，從組建集體農場(集中發展可以養活千萬人的生產能力)到組織人民的自衛網絡，到組建非市場住房計劃，再到建立合作社滿足我們的物質需求。為了保證這些不僅僅是黑人資本主義企業，這些倡議必須從一開始就民主地建立，必須由工人和消費者們自己擁有、運營和控制。這些是本質上的“為人民服務”或“生存計劃”，幫助人民獲得一定程度上的自治權。我們的挑戰是能統籌足夠的資源并大規模地組織這些計劃，最終滿足近四千萬人的需要。我們還要克服資本勢力加之于這些機構的各種各樣的壓力，他們可能會宣布我們違法并粉碎這些計劃的發展(通過對金融、市場和法律安全的限制等等)，或者在他們生存繁榮之后團結他們，將其合并，最后完全納入資本主義市場。

　　我們能夠產生壓力的倡議必須集中于為我們創造足夠的民主和社會空間，讓我們能夠以自決的方式進行自我組織。我們不能對資本體系的改革抱有任何幻想，它是不會改革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民族國家中，美國是最強大的一股力量，它在擁有充足的剩余時展示了適應和吸收顛覆性社會力量及其訴求的強大能力。現在，資本主義體系實質上已經用完了它的剩余，因此它不再擁有曾經的靈活性了。

　　由于上世紀60年代以來實際利潤的下降，資本主義很大程度轉向以寄生為基礎的運行，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它要求取消福利國家，將國家的社會資源私有化，消除維護社會團結的機構(如貿易聯合會)，消除安全標準和保護，促進公司的貿易壟斷，像賭場一樣運作金融市場。

　　因此，我們的目標必須是結構性的，必須要完成社會轉型。為了實現我們的目標，必須施加最大的壓力，組織具有戰略性和戰術靈活的群眾運動，包括大規模行動的方法，直接行動的方法，聯合抵制，占領，以及各種形式的人民集會。任何人都不能輕視挑戰的艱巨性，尤其是來自民主黨的挑戰(幾代以來它已經成為了埋葬社會運動的墳墓)。我們也不能因象征性的改革而分心或因追求權宜之計失去戰略眼光。

　　這些努力匯聚到一起就會創造出黑人自治區。這些黑人自治區必須作為集體生存，集體防御，集體自足和社會團結的中心。然而，我們必須明白，雖然建立黑人自治區是必要的，但只有它們本身是不夠的。除了推動自治的發展和政治獨立，我們還必須建立一場革命的國際運動。我們不能只靠自己轉變這個世界。根據記載，在整個為時尚短的事業中，在美國面臨著大規模遷移、轉位、被拋棄、屠殺的不僅僅是黑人，全美國和全世界各個種族和各部門的工人階級都在面臨著生存的挑戰，并像我們一樣在尋找切實地解決之道和真正的盟友。

　　我們的自治區必須和美國乃至全世界受壓迫、受剝削、被邊緣化的民族、社會部門和社會運動一起建立，緊密相連，在政治上聯合在一起;也必須和原住民群體、墨西哥裔和其他源于加勒比海地區和中南美洲的群體聯系在一起。我們也要和貧窮的白人工人階級結成同盟。我們必須代替(或至少是平衡)白人工人階級一直攻擊的反動和完全法西斯式的社會主義化及其影響。

　　我們的自治區應當尋求成為階級斗爭的前線，聯合目前被白人優越論、仇外和其他等級制度、壓迫和仇恨手段分裂的力量。所有受剝削和壓迫的人都應當從一代代的黑人壓迫歷史中得到教訓。我們必須在以原住民、被殖民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以為人類社會進步創造價值的勞動者的社會和物質解放為中心的全球反資、反帝、反殖事業的基礎上走向聯合。為此，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可再生的經濟體系，是人類的生產消費和地球生物圈的承受能力以及其他生物遠親的需求達到和諧統一——人類以外的物種構成了生態系統的99.9%。這絕非易事，卻關乎著我們作為一個民族、一個物種的生死存亡。

　　資本力量和帝國主義的工具之間的巨大不平衡性很大程度上要求我們通過徹底的社會革命，改變將我們禁錮在“底層”的壓迫的社會關系，這就是事實我們設想的戰略。這些社會運動必須在每個轉變中向資本、人的商業化和社會發出挑戰，并同時為對抗反動力量向我們的社會運動和人民發起的不可避免的正面進攻建立起自己的社會和物質儲備。最終，解放的力量要使自己和社會中所有的進步力量都做好準備，迎接一場曠日持久的戰斗，摧毀來自資本主義體系世界中作為資產階級控制社會的最后執行者的國家的鎮壓。最近在希臘發生的事件沉痛地揭示出，我們的國際運動必須同時戰勝、轉化和解散資本主義國家，來確保革命運動為實現其最小目標所必需的民主空間。

　　回歸本源

　　由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白人優越論組成的交叉的、壓迫性的體系一直以來都用盡辦法把非洲人貶低為物品、工具、財產和廉價勞動力。盡管這些體系總是竭力將不公平的負擔和約束強加在非洲人的身上，非洲人卻從沒有忽視自己的人性、自己的價值，也從沒有停止抗爭。

　　在這個剩余人口不斷增加、人的價值不斷下降、生命可以被任意處置的時代，非洲人必須要喚醒我們祖先的力量，銘記在過去500多年反壓迫和剝削體系的斗爭中得到的教訓。在自尊、自強、社會團結、合作發展和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自決的未來，是我們在21世紀甚至更遠的將來生存繁衍、走向繁榮的必由之路。

　　譯者：郭雪晴

　　(Kali Akuno是《美國的噩夢：黑人勞工和解放》的出品人，這一紀錄片由Deep Dish TV和Cooperation Jackson聯合制作。Akuno是Cooperation Jackson的成立者和主管之一，也是《貧民窟風暴行動》的作者之一。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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