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農村打工者來說，到城市生活、工作是他們追逐的夢想。

　　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未婚，基本上沒有務農經歷，從動機上看，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將流動視為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發展的契機。那么，在來到西安幾年后，他們當初的夢想能否真的在城市里扎根發芽？繁華都市中，他們能否把握住屬于自己的未來？

　　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存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等現象。而與“三低”相對應的，則是“三多”——工傷及職業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然而采訪中，無論是剛來西安還是打工幾年后，留在城市生活的夢想始終沒有改變。他們更喜歡被叫做“打工族”而不是“新生代農民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著和大學生、年輕白領一樣的青春模樣的他們，對于留在城市依然憧憬，只是多了幾分忐忑。

　　“通過買房

　　留在城市實在太難了”

　　25歲的王文有8年從業經驗，最初他是一個負責給客人洗頭發、打雜的助理，如今他已成為加盟直營發型店的店長。精心打理后的發型讓他看上去是個斯文而時尚的小白領。

　　他的店鋪位于繁華的商業區小寨，由一群85后出生的年輕人組成，店里年齡最大的就是1986年出生的王文，年齡最小的助理出生于1994年，和王文一樣都是17歲開始工作。他們的經歷幾乎是一個模式，學習一年學技術，或是美容美發后，進入各個小型理發店從助理做起，最后少數人做到發型設計師。

　　“男孩嘛，總是要早點出來闖闖的。”王文來自四川重慶的一個村莊，在那里，年輕人出來打工的年齡都是十六七歲，王文已經6年沒有回過家鄉了，因為“村里是空的”，兒時的伙伴分散到重慶、廣東、西安、北京等城市打工，他們的父母也大多在重慶打工。“家里只有奶奶，我也想過回家看看，但過年、節慶又剛好是我們最忙的時候。”王文用略帶遺憾的口氣說。

　　“上一次見到家人是啥時候？”

　　王文回憶了幾分鐘，“貌似是去年7月，姐姐帶著孩子來西安玩。”王文的姐姐帶著5歲的孩子，在廣東一家鞋廠做工。

　　這家店面約70平方米，生意紅火，店長王文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員工并做發型設計，店員大多來自陜西周邊，王文熟練地用陜西話和他們開著玩笑，“我會時不時地和周圍店鋪的大哥大姐聊聊天，很多生活和工作上的道理都是向他們學的”。

　　談及工作，王文說最不喜歡的一點就是工作時間太長，“很熬人”。工作8年的他對于將來有清晰的規劃，“過兩年自己開個店”，留在西安，就意味著要考慮結婚、買房，和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一樣，王文并不急于結婚，他是采訪中唯一一個有實力買房的打工者。

　　調查數據

　　2010年《西安市農民工生存狀況》結果報告顯示：西安市農民工月平均收入1913元，54.8%的人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6.6%的人月收入在760元以下，但也有9.5%的人月收入在3500元以上。王文的月工資就在3500元以上。對于婚姻，他有著更高的期待，“不能像家鄉留下的年輕人那樣，早早就結婚”。

　　談到未來的打算，記者調查發現，在受訪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僅有兩成多明確表示未來打算在城市定居，另有兩成多打算先賺錢再回農村老家，近半數人持觀望態度。而即使是將來在城市發展，新生代農民工保留家鄉承包地、宅基地的意愿也十分強烈。

　　90%的農民工正在努力融入城市

　　1985年出生的李剛來自河南農村，記者在某人力資源市場遇到他時，他說自己剛從監獄里出來，原因是偷盜。李剛身材高大，神色有些萎靡，身穿某知名品牌運動裝。他并不愿意打工，原因是“太累”。

　　像李剛一樣鋌而走險的新生代農民工并不多，聽到記者采訪李剛整個過程的農民工劉維，正在人力市場找活干，他對李剛有些頹廢的人生態度有些不解，“年輕輕，身體又好，就該自己努力干活啊。”劉維今年21歲，來自楊凌區的一個村莊，雖然等了4天都沒有找到活干，但他很有耐心地說：“找工作本來就不容易，主家挑剔很正常。”

　　大二自動輟學打工的山西小伙萬程目前在西安某小型網吧做網管，他說：“每次看報紙上寫我們不如父輩吃苦耐勞，我就很反感。”但他承認自己的消費需求要遠遠高于父輩，“他們把自己的生活質量降到最低，這我很難接受。”

　　調查數據

　　調查發現，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會將近八成的工資花掉，他們把超過一成的收入花在文化娛樂和電話費上。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資很少寄回家，70%的人擁有手機或小靈通。一些人喜歡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費觀念甚至讓收入較低的農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困境的煎熬滋生新生代農民工犯罪。中國社科院在2011年2月24日發布的法治藍皮書中稱，2010年新生代農民工已有近億人口，新生代農民工犯罪案件約占全國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農民工共同犯罪、團伙犯罪突出。

　　西安社科院研究員張永春認為，在西安，新生代農民工犯罪只是個別現象，“事實上，農民工整體心態是非常積極的，我們調查發現，90%的農民工都在為融入城市而努力”。張永春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勢所趨，“西安的城市化率超過50%，隨著國際化大都市的步伐越來越快，這個比率在逐年提高，融入城市，對于農民工個人發展前途、經濟收入提高、享受更豐富的文化生活、多樣化的職業都大有裨益”。

　　“希望孩子不要過我們這樣的生活”

　　王威是我們在采訪中遇到的唯一一個有孩子的80后新生代農民工，在家鄉，他有三個孩子，兩個正在上小學。9月24日早上9時許，記者在何家村見到了圍著圍裙，正在一口大鍋前炸油條的王威和他的妻子。

　　王威是河南商水縣人，初中二年級輟學在家，做過工人、銀行保安，學過開貨車。不同于其他的新生代農民工，王威依然會做農活，他說“只是種莊稼攢不下錢”。

　　2006年夫妻二人來投奔在西安做生意的親戚，隨后在某人才市場旁的何家村支起了早點攤，“在我們村，進城后開早點攤的人特別多。”每天大約3點多就要起床，要在家做好糊辣湯、豆漿，還要把炸油條的面和好，用三輪車拉到攤位上，三四十斤的面粉摻了水沉得厲害，王威和妻子一起使勁才能抬到桌上，“就那樣死撐著弄上去”，冬天早上不管多冷，都會出一身汗。王威的手上到手臂，到處都是燒傷的疤痕。“沒辦法，干這活就是這樣，我們夫妻都是天天腰酸背疼，落下一身病”。

　　“現在的生活情況你覺得好不好？”王威的眼圈突然紅了，“不是很好，我住的是租來的廉價房，兩個人住一間房，房子只有40多平方米，除了堆放面粉雜貨之外還要存放拉貨的三輪車，三輪車放到房間里，就沒有空閑位置了，人出入要側著身子。”

　　王威的三個孩子是他和妻子奮斗的全部動力，但孩子長時間在老家，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留守兒童。“我們回家的時候，老二都不到我身邊來，也不叫我，我叫她時，常常躲在她奶奶身后……”2011年暑假，王威把孩子接到了西安，他深深嘆了口氣：“誰知道，生意挺忙的，根本就沒時間帶他們出去玩，孩子們就回去了。”

　　王威最希望的是：“孩子將來不要過我們這樣的生活。”但他卻沒有能力去操心孩子的學業，帶孩子來上學，王威仍然覺得費用太貴。

　　近些年，西安市在對待農民工子女教育方面，有很多優惠政策。從2006年起西安市義務教育實行免試就近入學，要求公辦初中及小學不得收取借讀費，企事業辦(含改制學校)和民辦學校接收政府委托的義務教育任務學生，也應執行與公辦學校相同的收費政策。依據政策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可持“四證”到就近的學校聯系上學，由學校予以安排解決。對于一些名額已滿的學校，家長可到區教育局，由區教育局聯系別的學校，讓每一個孩子都有學上。

　　政策一出臺，外來務工人員紛紛把子女送到城市，因此造成了短暫的“入學擁堵”。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西安市教育局再度出臺政策，要求各區縣教育局要堅持就近免試入學的原則，以公辦中小學校接收學生為主，解決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就學問題。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切實解決了農民工子女入學難的問題，也了卻了這些外來建設者的一樁心事。

　　蓮湖區某小學一年級(2)班的大多數學生都是農民工子弟，班主任何文告訴記者，他們學校是一般公立小學，只要班級人數不滿就可以接收農民工的孩子上學，“雖然在有些方面沒辦法跟城里孩子比，但是相比而言，他們的性格比較獨立，沒有攀比心理，在一起玩得很開心”。農民工的工作時間較長，不能按時接送孩子是常事。何文認為現在的年輕一代農民工還是比較重視孩子的教育，“至少每年開家長會都不會無故缺席”。

　　趙琳是名80后，目前在某保險公司上班。她的女兒今年剛上小學一年級，“報名費一共一百多，不貴，學費貴的學校咱也上不起”對于孩子的教育問題，趙琳說：“其實只能多希望老師教育了，輔導班什么的都沒辦法考慮。盼著孩子將來能考上不要贊助費的好中學。”

　　西安社科院研究員張永春對于把孩子帶到城市非常支持，他認為：帶孩子來西安，雖然可能暫時生活、教育方面都存在困難，但在城市里和父母一起生長是利大于弊的，孩子在城市里完成社會化進程和留在農耕文化的農村，其結果可能是天壤之別，對孩子的人格塑造、文化生活、教育質量都會有積極的影響。他建議農民工可盡快將戶籍改為城市戶口，“這樣才能更好地融入西安，扎根城市”。 (文/記者張瀟 實習生靳敏 蔣京儒 圖/記者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