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農民工與200私企代表
韓詠紅 (2008-03-14)
今年“兩會”中，有三組新出現的數字很引人矚目，也反映出不少更深的問題。
一、2.1億農民工中首次出現三個農民工代表，有資格進入人民大會堂和國家高官一起參政議政。
二、以私營企業老板、外企技術管理人、自由職業者等為代表的“新社會階層”，目前已掌握或管理了總值10萬億人民幣（約2萬億新元）的資本。
三、私營企業界人士在本屆“兩會”中的代表委員達200余人。
有關農民工權益保障缺失的問題，這些年來中國國內媒體已討論無數回，但他們的現實處境依然讓人深感無奈。經過30年流動，經歷前后兩代人的農民工群體終于出現三個代表，中國政治學者形容，這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標志性事件，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
很多人也指出，農民工代表人數應增加。如果跟“新社會階層”的委員代表人數做比較，三個農民工代表的力量更顯得微弱渺小。
中國作為一黨統治的政體，制度上還保留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兩個機構，作為執政黨重視各階層聲音的姿態。人大和政協都有代議制的特性，人大成員叫“代表”，政協委員分各種界別，也就是說，代表和委員是為他們所屬或者所關注的群體和課題參政議政。
怎么代表呢？當農民工只有三人，而私企人士卻能有200余人時，這二者進入“兩會”給人的啟示迥然不同。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代表全國2.1億人的訴求，因為人數太少，他們存在的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反之，私企人士的陣營反映的是資本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中具有的巨大影響力。
“錢多好話事”，這種市場經濟的特點，隨著中國市場經濟轉型的逐漸深入，已經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組織里。
外界看到，聰明而財力雄厚的企業老板，有些已經開始替自己的企業聘請政協委員擔任顧問，借由他們了解國家政策，結識達官顯要；另一些人則自己設法擠入政協，還有一些被拉攏成為委員、代表。
近期的官方論述中，“新社會階層”形成利益集團，直接參加高層的政治博弈，已不是什么禁忌。官方媒體新華社旗下的《瞭望》雜志，最近撰文指出利益集團并非全都是“洪水猛獸”，并且承認中國進入利益博弈時代。
文章一方面肯定，在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集團的存在和活動多數是合理的，要求大都是正當的，其中有的還是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動力；另一方面也承認利益博弈主要依靠資源，資源多寡往往決定了博弈中的得失比例，利益博弈的不公正，就導致了較大范圍的“利益分配不公”。
至于解決的方法，當局提出“統籌兼顧”，即設計出一套規則、制度或社會規范，讓各方面利益，包含地區利益、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等，無論是群體、地區、部門、企業還是個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服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文章也說，“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是利益集團和官僚勾結所形成的官僚型既得利益集團，要通過形成合理公正透明的博弈機制來給予堅決否定。
詳細的分析，顯示了問題的要害皆已在官方考慮中。然而現實中，資本的力量、官僚型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力卻是無所不在。近期力圖“革政府的命”的大部制改革，最終只減少一個部門。再看看，在和諧世界的理想號召下，依然是三個農民工和200個新階層代表同時出現“兩會”，對上述的“堅決否定”和“統籌兼顧”，人們難有強大的信心。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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