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范先生，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一下文革這個方面，是不是就像過程方面可能有一點點問題，不過大方向沒有什么重大問題?

　　范景剛：好，我們談一談關于文革這個話題。文革是毛主席帶領中國黨和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進行的一次偉大的探索和嘗試。這是毛主席從1956年寫出《論十大關系》后，進一步深入地去探索擺脫以蘇聯的官僚計劃的經濟為特點的社會主義僵化模式的一個繼續努力。社會主義公有制建成之后社會主義的運行，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所享有的權利和地位最根本的是管理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的權利。只有這些權利勞動者充分地掌握和享有，才能夠充分地保障勞動者所享有的工作的權利、休息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等等這些福利。它所享有的免費的住房、免費的教育、免費的醫療才能夠得到根本的保障。而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建立之后呢，毛主席是發現我們黨內的一些領導干部開始出現新的脫離人民群眾的傾向，有的追求自身的特權。那毛主席對這種現象比較擔憂，他擔心我們這些領導干部會成為一個新的剝削階級、壓迫階級，勞動人民現在所享有的社會主義福利可能會失去。那么這些領導干部可能將來變成普遍腐敗的官僚階層，甚至把全體人民共同所有的公共財富、生產資料轉而變成他們家族的私有財產，從而完成從共產黨的領導干部變成一個新生的資本家——這樣的一種前景。很擔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么他就去嘗試探索怎么去解決這個問題。這就從發動四清，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我們的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去揭露我們黨和政府的陰暗面，去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對廣大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進行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讓干部真正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樹立做人民公仆的社會角色的意識;讓人民群眾去爭做國家和人民的主人，來監督這些權力的運行，監督這些領導干部，來批判這些錯誤的問題。進行這樣一個努力嘗試。當然在這樣一個運動過程中，因為這個是史無前例的一次偉大的探索，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循，很多干部不理解，也有很多群眾不理解。當時共產黨的干部總體上還是為人民服務的，總體上還是比較廉潔的，那么當群眾起來要去批判走資派的時候，誰是走資派?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從理論上、經驗上準備都是很不充分的。那么就會產生有的認識不清，批判錯了。還有一些是自身有走資派傾向、有官僚特權的這些干部，有思想不純正的這些干部，在這個運動當中借機去保護自己，來把斗爭的對象轉向別人，所以搞了有一些曲折，有一些錯誤。但是總體上這個運動進行了一個思想解放，也對干部進行了比較好的教育，所以文革大方向上是正確的，在實踐執行當中有很多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認真地吸取，來為今后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提供經驗借鑒。這是關于文革這個問題。

　　那么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發展，我們可以判斷毛主席當年所擔憂的很多問題在今天都已經成為現實。用我們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的話來講，從今天的現實來看，毛主席當年的很多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確實是存在這樣的危險、這樣的傾向的。不過他認為毛主席當年發動文革的動機是正確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他說采取的方法是錯誤的。那么在這個問題上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還可以繼續討論的，但我認為毛主席所采取的這個方法也是基本正確的，也是值得我們去認真吸取的，但是這個教訓也是要進行吸取的。

　　記者：剛才你說過有個比喻，我覺得比較好，就是療傷的那個。

　　范景剛：我可以談一談，就是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發動過很多的政治運動，比如說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三反五反運動，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一些運動。這些運動在總體上對于促進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都是起到了積極的、有益的作用的，但是每一次具體的運動，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又不可能是完美的，不可能是沒有一點傷痕的。這就像人體生病一樣，胳膊上長了一個瘡，要治療這個瘡，如果說要做一個手術的話。打個比方，你要做一個手術，把這個化膿的地方割掉了，過了一些日子這個病就治好了，這塊傷口就愈合了。這是總體上的療效，這是存在的。但是在這個實際的過程當中會不會那么精準，連一個好細胞都沒有傷害到，完全都是把那些壞的拿下呢?它不是的，不可能做到那么準確的、精美的，但總體上這個代價是可以承受的。

　　記者：這個就是文革，你這個比喻。

　　范景剛：就是多次的政治運動，如三反五反，都是這樣的一種，站在大的歷史方向上、歷史進程中去看待這樣的問題。我們中國共產黨有個有名的老革命家，叫馬賓，就是鞍鋼憲法時期當時鞍鋼的黨委書記。他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批判、坐監獄好多年，后來是75年鄧小平復出之后，鄧小平去鞍鋼視察，把他給解放出來工作的。到79年，他又主持到深圳測量、勘測深圳特區。后來是做國家的進出口貿易，是推動改革開放的。但是從92年以后，他就開始重新覺醒了，開始認識到我們這個國家現在走的這個路子，就是正在走向復辟資本主義這個方向。所以他認識到之后呢，就重新來看待文革、毛主席、改革，他就能認識到他個人受到的那點委屈，不算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他是放在一個大歷史當中，來看待文革這個問題的。

　　記者：之前你說，你不算左派，左派右派這個如何描述?

　　范景剛：如果是說我們自己的立場，或者說我們在中國政治思潮當中的一個位置，我們可以說是毛派。毛派是什么意思呢?毛派就是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就是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就是去堅持中華民族的獨立和發展，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權獨立，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也維護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主人地位，當然包括為人民服務的全部的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這就是毛派的完整的內容。

　　記者：那是不是左呢?算不算?

　　范景剛：左在何種意義上可以成立?在何種意義上又不能成立?在以法國大革命所形成的政治術語上，在定義上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的左派成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左派。因為我們是堅持維護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左派，我們當之無愧，我們就是這么過來的，就是這樣堅持的。但是對于說是“左”派幼稚病、“左”傾機會主義、極左冒進，這樣的“左”我們不是。我們不是說認為現在主張進行暴力革命，全部推翻現在的政權，這不是我們的主張，這是我們反對的主張。

　　記者：那你覺得你們毛派是不是不恐怖的?是不是不可怕的?

　　范景剛：毛派追求的是民族的獨立，國家的自主發展，人民的共同富裕、和諧幸福，沒有什么可怕的。只有那些反對人民的人，那些希望中華民族四分五裂的人，那些國家的敵人，才感到是恐怖的。人民群眾對毛派沒有什么恐怖的。

　　記者：那為什么要信毛澤東思想?可以帶領中國去進步嗎?

　　范景剛：因為這是近代以來的歷史所證明了的。毛澤東思想是讓受帝國主義蹂躪的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實現了民族獨立、國家的自主發展，實現了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這是為實踐所證明了的一個正確的道路和方向，我們有什么理由要去拒絕呢?

　　記者：那就是不要資本主義，是嗎?

　　范景剛：國家的根本政治發展方向上，就是我們憲法所載明的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沒有錯!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實現民族復興，才能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才能實現共同富裕。搞資本主義道路一定是兩極分化，一定是中國走向半殖民地的陷阱，勞動人民辛辛苦苦掙出來的財富自己不能享有，而被帝國主義和國內的買辦精英所占有和支配。就像現在民工所遇到的處境一樣，而我們民族工商業也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和發展。這是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岡山的時候，跟當時的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同志的一個談話中所講的。而毛主席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一旦實行包產到戶，農村集體經濟就會瓦解，農民失去集體經濟的依靠，就會一盤散沙。農民單純靠那么點農業，護不住生存，就被迫要進入城市打工，這樣的話工農聯盟也會瓦解，國有企業沒有了市場也會垮臺。工農聯盟瓦解，工人農民就會成為社會弱勢群體。而外資一進來，帝國主義內外一夾攻，我們共產黨如何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如何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如何建設我們的國防?帝國主義會讓中國強大嗎?他們靠什么耀武揚威?到那個時候我們國家就不安穩了。看看我們這些年來，美帝國主義在我們中國周邊搞的這么些動作，設置的這么些軍事基地，一會挑起日本和中國搞沖突，一會挑起菲律賓跟中國爭奪南海，一會又支持藏獨，一會又支持臺獨，甚至插手香港，甚至在內蒙還要搞出一腿。毛主席去世這么些年了，這些年來實踐的情況，從正反兩個方面都印證了毛澤東思想的光輝正確。毛主席的預見真是太光明、太偉大了!我們今天所有這些能取得好的成就的方面，我們還在堅持著、繼承著毛澤東思想的地方，比如河南的南街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個地方的農民就沒有看不起病的問題，就沒有因病致貧的問題。全體村民都享有比較好的福利保障。就它還在堅持著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還在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比如我們的航天跟航空相比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就是航天還堅持著整個行業一盤棋的整體思想，這都是毛澤東思想的一些內容，而航空去拆分，去向西方學習，到現在也沒搞出好名堂出來。

　　記者：最后就是剛才說到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他的父親受了苦在文革當中，他自己也受了苦，外界很多人說習近平會不會去打壓左派?打壓毛派?去走這個改革方向，向右轉?你覺得烏有之鄉會不會受到影響?被打壓?

　　范景剛：這個問題的提出，要么是認識上比較膚淺幼稚，要么是境界太低。他們認為好像從文革過來，在文革中受點委屈的共產黨人，個個都像李銳那樣，都成為一個控訴共產黨的叛徒。其實有很多的共產黨人對共產主義是非常忠誠的。雖然在革命歷史運動當中自己有時候受到點委屈，但是終生不改信仰。毛主席本人在井岡山革命初期，受到極左的排擠打壓，又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毛主席沒有因此去反對黨、分裂黨、背叛黨。文革也一樣，文革是一場偉大的人民民主運動的嘗試，是一個追求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革命進程。在這個過程當中，一些人，干部和群眾也好，受到一點冤屈，我們可以理解，我們去同情，我們也要實事求是地總結這些經驗教訓，但是不能因此去否定整個革命事業。習近平自己在文革期間沒有看到說過，從目前公開報道出來的文字、講話，沒有看到他在哪一次講話當中，或者在哪篇文章當中，有過公開的去控訴中國革命的。他自己也沒有表達出像李銳那樣去背叛共產主義的這樣一種言論，沒有看到。相反我們看到，他在很多地方充分肯定中國革命的歷史成就，比如，出席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周年座談會并發表講話，去江西革命老區參加紀念活動等。在抗美援朝60周年的時候，他還發表了很好的講話。這些情況都說明他是在繼承革命精神、革命事業的。

　　記者：所以你們就不擔心了?

　　范景剛：這個情況呀，你提出來的后一個問題，就恰恰可能是代表著一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一些勢力的一種不良用心。他們總盼望總希望共產黨政權來鎮壓毛派，這是很荒謬很荒唐的一種現象、一個問題!而會不會?首先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但是因為這樣那樣的一些原因，比如說有一些反動勢力確實鉆到共產黨內部，確實掌控著一定的行政權力，冒用共產黨的名義，來對我們進行一些錯誤的打擊，這樣的情況發生、發現也沒有什么可怕的!那么多的革命先輩他們都是那樣過來的，我們也不會因為這樣事情的發生就去背叛共產主義的信仰追求，就去背叛社會主義的理想信仰。

　　記者：明白，謝謝你今天接受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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