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青年工作是我們黨的寶貴經驗和優良傳統。“延安五老”吳玉章以“一息尚存須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疇”的崇高追求,志于以身作則來教育青年,鐫刻了中國共產黨人重視青年、教育青年、贏得青年的豐碑。革命戰爭時期,吳玉章以學校建設團結教育革命青年、以服務人民的革命實踐引導培育革命青年、以奮戰一線的革命信念激勵鼓舞革命青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全黨要把青年工作作為戰略性工作來抓。”學習吳玉章的青年工作經驗,能夠為新時代黨開展青年工作提供精神養料。
一、實事求是培養革命人才
七七事變爆發后,延安成為抗日民主的中心,成為全國青年乃至海外愛國華僑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成千上萬的進步青年冒著生命危險、沖破層層封鎖,奔赴延安。黨中央為了培養具有馬列主義立場和革命理論的人才,先后成立了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延安新文字干部學校、延安大學、華北大學等學校。而這些學校,都與吳玉章這個名字緊密相連。吳玉章一直把教育作為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于1939年到達延安以后,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為建立和發展陜甘寧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9年11月,吳玉章擔任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他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為指導,結合中國新文藝運動和建設中華民族新文藝的理論和實際,團結與培養藝術人才、訓練抗戰需要的藝術干部。時已年逾60的吳玉章,為了不辜負黨中央的重托和魯藝全體師生的期望,帶著他久病未愈的身體,一路往返于楊家嶺和橋兒溝魯迅藝術文學院,深入學員學習生活的各個場所,征求學員、教員、工作人員的各項意見,親自掌握教育教學的第一手材料。在吳玉章的領導下,魯藝培養革命文藝的理論和實踐、培養正確的政治思想、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藝術家拿起鋤頭上山開荒”,組織學員到工農兵群眾的火熱斗爭中去學習,創作出受到廣大群眾歡迎的文藝作品。據統計,僅第一屆至第五屆正規學員來看,就為黨輸送了700人左右的優秀文藝干部;在吳玉章擔任院長期間,下廠、下鄉、下部隊體驗生活創作的劇本20余個,在延安各報刊雜志上發表著作220余篇,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培養了一支堅強優秀的文藝隊伍。
1941年8月,吳玉章擔任延安大學校長。為滿足抗戰形勢發展的需要,適應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情況,陜甘寧邊區的教育要為抗戰勝利后的工農普及教育作準備。為此,黨中央決定合并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毛澤東青年干部學校,成立延安大學這一聯合大學,探索新民主主義的正規化教育。吳玉章領導的延安大學,從創立到發展共歷八年的時間,為黨和祖國培養了各條戰線上的優秀人才3.8萬人之多,積累了教育為革命戰爭和邊區建設服務的方針等寶貴的辦學經驗和優良傳統。
◆朱德和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謝覺哉在延安時期的合影。
1948年,北方大學與華北聯合大學合并成立華北大學,吳玉章任華北大學校長。為服務于解放戰爭時期各地對干部的大量需求,他在《培養革命建設的人才》中提出:“我們的大學就是要培養革命建設的人才,更要吸收蔣介石統治區的大學生和中學生,來學習毛澤東思想,培養他們成為新中國各方面的革命與建設干部。”而華北大學,正是吸收了從全國各地奔赴解放區的進步青年,特別是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大批大中學生,經過政治學習、思想改造,很快輸送到各個戰場。學校以改造思想為主,用短期訓練的方法,加快培養步伐,以適應解放全國的干部急需,力爭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吳玉章的領導下,華北大學第一部從8月以后,即開始接收大批由地下黨組織動員前來的蔣管區的青年。這些新生,很多都是在蔣管區參加學生運動而受國民黨迫害,不能繼續存身,冒著生命危險投奔解放區的。至10月下旬,第一部已發展增加到15個班。到12月底,華北大學第一部已增至28個班。新年以后又增加2個班。這樣,華北大學僅用4個月的時間,招收學生30個班,共計學員3403人。學生畢業時,吳玉章勉勵他們“積極參加解放戰爭,把革命進行到底”,“進行土地改革,組織農民發展生產;參加城市工作,把工商業發達起來”。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期,華北大學集中了老解放區干部教育的經驗,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培養出17000多名干部,為迎接全國解放、接管廣大新解放區,作出了很大貢獻。1948年,謝覺哉曾賦詩祝賀吳玉章七十大壽:“況有三千諸弟子,東西南北立功勛。”
二、以身作則踐行為人民服務
吳玉章早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強調重視農民和群眾的革命力量,提出振興中華文明需要首重對人民群眾的教育和啟蒙。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吳玉章更是身體力行地踐行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在提升人民知識文化水平、保障人民民主權利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為廣大青年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榜樣。
在吳玉章看來,沒有教育的改革,不能啟發與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與文化程度,抗日戰爭不可能取得勝利。因此,吳玉章始終把教育工作作為抗戰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1939年7月,吳玉章發表了《抗戰期中的教育與文化》。他說:“我們認為應該改定學制,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制度,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學習的積極為原則。創設并擴大增強各種干部學校,培養大批抗日干部。”而培育的青年干部,不是凌駕于人民之上的,而是來源于人民、服務于人民的。在《培養能做事的了解國情的青年》中,吳玉章批判了封建社會中的舊教育。舊教育不僅被束之高閣,遠離人民群眾,而且是封建統治者愚弄民眾的工具:“中國學術和教育都很空虛不實際,這是很大的毛病。滿清的士大夫,都是愚夫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現在事情發生關系,考上進士翰林就能做官。”清末以來,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開始從教育入手探索改良道路:“戊戌政變時,廢科舉辦學校及派留學生出洋,當時的青年很擁護。”然而,這種教育所能夠發揮的革命動員作用依然是微小的。要喚起廣大人民群眾投身民族解放運動,就要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培育做實際工作的、為人民服務的干部人才。依據陜甘寧邊區的情況,吳玉章將培養本地各項工作需要的工農知識分子作為基礎,為革命勝利后從廣大人民群眾中培養干部人才做準備。
◆吳玉章
為了提升勞苦大眾的文化水平、承揚優秀的中華文明,吳玉章苦心籌建延安新文字干部學校,以提升邊區人民文化素質、掃除文盲。1940年陜甘寧邊區新文字協會成立,吳玉章在成立大會報告中說:“中國人多,但不值錢。不僅帝國主義強盜們賤視中國人,就是中國人自己也有看不起自己的,以至有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國家落到半殖民地的地位。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絕大多數人愚昧無知,文化落后。”“我們要使愚昧無知的中國人變成過去,我們要掃除文盲,只有用新文字才有可能。”新文字教員訓練班成立后,吳玉章鼓勵邊區青年群眾入班學習。他在繁忙的各項工作中,親自編寫教材,每周都為學員講解課程四到五天。吳玉章早出晚歸、勤苦勞累,終于病倒在榻,生命垂危,經過大家的輸血和日夜搶救,才得以脫離生命危險。可他在病中仍然惦念著教員訓練班的工作,考慮籌辦延安新文字干部學校的問題。面對經費不足的問題,吳玉章將黨中央為他舉辦60大壽各單位贈送的紀念品兌換成邊幣三千多元,悉數交給學校作為創辦新文字干部學校的開辦經費。正是吳玉章這種艱苦創業、嘔心瀝血的忘我精神,為推行新文字、造福子孫后代、掃除邊區文盲,作出了巨大貢獻。
吳玉章的憲政思想為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探索民主制度建設奠定了基礎。延安時期,吳玉章將憲政與抗戰聯系在一起。他認為,一方面,施行憲政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基礎和保障;另一方面,將施行憲政作為增進全國統一團結的重要政治法律保障。“我們說實行憲政給抗日的各黨派及人民以民主自由,正是保持全國團結,保證抗戰勝利的必需條件。假如說帝國主義反動戰爭的戰時政策是取消人民的自由民主,加重對人民的壓迫,那么,我們神圣的正義的自衛民族革命戰爭的戰時政策恰恰要和他相反,應當是民主政治的,給人民以更多的民主自由來發揮民眾自衛民族戰爭的力量。”1940年2月20日,吳玉章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明確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概念,并具體地論述了其性質和內涵,即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是反帝的全民性的民主,是反封建、反官僚、反貪污腐化、反一切陰謀黑暗勢力的民主,是為了反對倒退堅持進步以求得政治光明的民主。憲政由上下合作來完成,是廣大人民群眾爭取、獲得和行使自己的民主政治權利的開端。這些關于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思想和論述,在邊區人民,特別是邊區青年群眾中埋下了民主的種子,為保障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權利和新中國政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三、堅守信念奮戰革命一線
吳玉章最值得我們后輩學習和敬仰的,尤其在于他那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和崇高的革命氣節。在黨中央為吳玉章舉辦的慶祝六十大壽的慶典上,毛澤東號召全黨“特別要學習他對于革命的堅持性”,說他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幾十年“顛沛流離,艱苦備嘗,始終不變”,而要做到這一點,“不但需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有艱苦奮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種惡勢力惡風浪”。正因如此,毛澤東贊譽吳玉章:“幾十年如一日一貫的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的有益于青年,一貫的有益于革命”,并強調指出“這是我們黨的光榮,這是中國革命的光榮。”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黨員模范,依然時刻保持謙卑,以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在延安的整風運動中,作為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與中央領導同志一起學習文件,共同討論,自我檢查,互相幫助,收獲頗大。他提出,整風運動“是改造個人,改造社會,為革命事業運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環,這是思想方法的一個大革命”。他認為,整風運動是廣大青年干部深刻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進步方法的重要工作。吳玉章坦誠地公示自己在整風運動中的收獲,表明“我的錯誤的不正確的壞思想,也逐漸洗掉了許多”,“真是勝過研讀十年馬列主義”。為廣大青年黨員干部樹立了以自我批評保持自身先進性和純潔性的榜樣。
◆吳玉章
吳玉章始終以身作則地堅定革命信念、沖鋒在革命的最前線,為革命后輩作出榜樣。1946年內戰爆發,吳玉章不顧自身安危,赴國統區重慶建立中共四川省委,帶領《新華日報》報社青年和南方局青年干部,與國民黨反動派開展激烈的輿論斗爭。他一邊保護青年干部,堅決抵制反動勢力迫害;一邊站在革命前線,鼓勵青年學生開展反饑餓、反內戰的愛國運動,激勵青年干部永葆革命氣節、勇于開展堅強斗爭。1947年,吳玉章在國民黨封鎖后從重慶返回延安,寫下《四川省委被迫自重慶撤回延安》一詩,表示了對國民黨的憤慨。1947年10月,中央為準備解放大西南組建四川干部隊。吳玉章在四川干部隊的開學典禮上講話,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請纓信。信中說:“我雖年屆七十,仍愿請纓殺敵,如能以劉鄧陳謝大軍之一部,交我與王維舟同志率領,向西南前進,則正在水深火熱中之人民,必簞食壺漿以迎,不難在西南各省創造新根據地。”毛澤東接信后考慮他畢竟年事已高,乃復信說:“向川陜鄂邊發展根據地一事,業已有新部署。”但他垂老請纓的精神,一時傳為佳話,并大大鼓舞了解放區軍民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信念和意志。
吳玉章的一生,都在為中華民族的崛起、為中國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奮斗。一方面,他是黨以新民主主義教育來培育革命人才的開拓者,為革命勝利準備了大批青年“先鋒”;另一方面,他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中華民族的崛起、為中國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奮斗的代表,用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工作,以身作則地教育青年。吳玉章一貫謙虛謹慎、永不自滿、刻苦精進,至暮年亦不稍衰,印證了他“一息尚存須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疇”的崇高追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青年工作,引導和教育廣大青年,樹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理想信念,勇于擔當時代賦予的歷史責任,發揮生力軍和突擊隊的作用,為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貢獻青年力量。而吳玉章青年教育的先進經驗和高山仰止的道德品質,為今天的青年教育工作提供歷史滋養。吳玉章永遠是后輩青年學習和崇敬的模范和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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