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呂明亭是個普通的農村婦女。在革命大潮中，她是一棵無名小草，但在疾風驟雨的戰爭歲月和慘無人道的日軍監獄里經受住了考驗，在苦難和艱險中頑強地度過了一生。

　　母親于1909年出生在山東萊蕪。家境貧寒，世態炎涼，她自幼勤勉善良，憐惜貧弱，痛惡豪強，熱心義舉。同我父親劉舜卿結婚后，即受到進步思想影響，開始關心社會，思考人生。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父親從事革命事業的忠實助手，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由于慘遭敵人迫害，流浪、坐牢，身體受到嚴重的摧殘，她過早地喪失了健康，在清苦與疾病中悄然度日，于1989年去世。

　　無聲戰斗

　　我的父親劉舜卿是萊蕪早期革命者之一，自1933年入黨到1948年隨泰山地委遷入泰安，一直戰斗在萊蕪。

　　母親理解父親崇尚真理、主持正義的進步思想和革命活動，常以“好男兒志在四方”鼓勵他立足于社會，服務于公眾，并且或公開參與，或暗中協助，以實際行動積極支持他。她聯絡婦女參加農會活動，帶頭放足，破除迷信，為打破封建精神枷鎖起帶頭作用。一些地方封建勢力乘我父親砸神龕、掀佛像之機，挑動落后群眾鬧事。母親挺身而出，勇敢解圍：“年年燒香，年年有災，啥神保佑過咱？”一句話問得眾人默不作聲，悄然離去。母親的行動給予父親莫大的精神鼓舞。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許多革命同志不斷來我家打探消息，通報情況，籌措費用，暫時躲避。其中，包括被張春橋出賣的鹿效增。母親千方百計地招待和掩護他們。在當時婦女不宜拋頭露面的社會環境中，母親頂住世俗壓力，義無反顧地追隨革命。

　　母親作為黨支部婦女小組負責人，經常召集婦女開會，開展進步活動。協助父親，更是母親的第一職責。父親外出開會、接頭，總是由她抱著孩子在前放哨。父親在家開會、工作，無論嚴寒酷暑，母親都在外站崗望風。父親刻印傳單、文件，均由母親輔助、警戒，外出散發、傳送。母親入黨后，行動更為積極勇敢。她訪親串門，廣泛搜集社會反映，供父親了解情況，掌握動態，判斷形勢。她常在黨員和積極分子之間傳遞消息，下達通知，密切聯絡。她變賣嫁妝繳納黨費，資助革命。在萊蕪捕共風驟起時，她日夜望風警戒，多次及時報信，使父親等人化險為夷。由于父母堅毅頑強的斗爭，我家成為萊蕪縣地下黨的可靠聯絡中心，也成為萊蕪地區抗日游擊戰的策源地。

　　父親領導的抗日武裝斗爭影響日大，敵人懼恨，極力報復，多次把我家搶光搗毀，到處抓捕家屬。母親被迫于1938年底帶著我們，開始流浪。她以乞討為生，靠吃野菜、草根、樹皮度日。在艱苦環境中，4個孩子先后凍餓而死。

　　人最大的傷痛莫過于精神的打擊。1940年秋，母親的弟弟、21歲的中共章丘縣委宣傳部部長兼縣大隊教導員呂桂亭在“肅托”中被錯殺。得知弟弟剛正不阿，堅持真理，為維護革命利益而堅決斗爭的表現，以及犧牲時的慘烈情景，母親整日哀思不絕，無言飲泣。弟弟在黨旗下的鏗鏘誓言，在白色恐怖中貼標語、撒傳單的英勇行為，英姿勃發向群眾宣講革命道理的場景，率領戰士沖鋒陷陣的勇猛雄姿，義正詞嚴據理反對“肅托”錯誤的斗爭情形，一幕幕浮現在她的腦海。一個誓為勞苦大眾獻身的人卻無辜地死在自己同志的刀下，世界上有比這更悲哀的事嗎？她在流浪中途經弟弟就義處時，當即昏倒在地。可見弟弟的屈死給她帶來多么大的傷痛。后來，在我父親的疏導下，母親逐漸撫平了心靈的創傷，重振了精神，繼續跋涉在革命和抗日的道路上。

　　落入敵手

　　1942年秋，母親帶著我們流浪到萊蕪北部的下石臼村，住在我公安局人員孫兆慶家。孫患瘧疾在家養病，母親對他悉心照顧，希望他早日康復歸隊。孫痊愈后即叛變投敵，勾結其表兄魏百川（系我區委工作人員）向日軍出賣了我們。父親獲悉情報后，立即通知母親馬上轉移到董家峪村。孫、魏又帶領大批日偽軍奔襲董家峪村。

　　8月的一天，拂曉槍響。知有敵情，母親帶上我們就跑，但為時已晚。母親帶我們拐進一家院子，同一些婦女、孩子擠坐在炕頭上。這時，沖進一群日軍，個個端著刺刀，為首的吼叫：“誰是劉縣長（指我父親）的太太？”群眾嚇得擠成一團，不敢吭聲。一向以保護群眾為己任的母親馬上說：“劉縣長的太太，大腳板，短頭發，青上身，藍褲子，朝北山跑了。”日酋聽后一揮手：“追！”敵人蜂擁而出。

　　一會兒，魏百川進來，母親近乎本能地著急說：“敵人都進村了，你為啥還沒跑？快！”說著扔給他一件破棉襖，讓他化裝一下。魏詭秘地一笑，轉身出去。母親一切都明白了，逃跑已絕無可能。她鎮靜地把我姐、我哥分別藏在兩位老人的背后，把我緊緊地抱在懷里，靜等著事情的發生。群眾已意識到要發生什么，都注視著我母親。空氣死靜，靜得要爆炸。

　　這時，一幫日本兵虎狼般沖進來，一下把我母親從炕上拖下來，拉著就走。我嚇得哭著找姐姐，敵人又發現了我姐，便把她也抓走。日軍把母親押到村外的河灘上，吹起集合號，四面山梁上走下隊隊日偽軍，連被強迫趕來的村民，黑壓壓一片。敵酋站在桌子上吹噓勝利，揚言要“抓住劉縣長”。隨后，敵人把母親綁上搶來的毛驢，抓了名老漢背著4歲的我，11歲的姐姐步行跟著。前后左右都有大隊日偽軍看押，一路匆匆地趕回據點。敵人怕遭伏擊，不時地用槍托搗驢。驢疼得亂跳，母親被重重地摔在山路的石頭上。敵人用刺刀威逼母親快起來，一下刺穿了她的左手，白骨裸露，鮮血淋淋。

　　傍晚抵達據點，我們被單獨關押進一座小院。當晚日酋“設宴壓驚”。母親決心智斗，故作狼吞虎咽狀，不時地催我們吃。敵人兜了半天圈子，終于講出圖謀，要母親供出父親去處，并以高官厚祿為誘餌。母親矢口否認與父親有聯系，稱流浪討飯幾年，不知他的去向。日酋又問：“劉縣長的隊伍和同僚你該知道吧？”母親答：“村村都有他們的人，有時莊稼地里都有。”敵人無奈，拙戲草草收場。

　　過了兩天，日軍派出大漢奸于化一（抗戰后期被公審槍斃）前來勸降。他佯作笑臉，問：“你識字嗎？”母親答：“俺是莊稼娘們，大字不識一個。”于化一指著墻上掛的日本旗問是什么。母親脫口而出：“膏藥。”于化一詭詐地說：“不，不，這是太陽。日頭不能常晌午，日本人長不了，如劉縣長能過來，日本人走后萊蕪就是他的天下。”母親斬釘截鐵地說：使劉舜卿投降，甭想。他為了抗日，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可見他鐵了心啦！于化一假施善意：“你不配合，他們會把你們殺了泄憤。”母親大義凜然：“你們殺人不眨眼。被你們抓住，就沒有指望活。”

　　于化一說：“好死不如賴活著。你不活，還有你的孩子呢？”母親長嘆一聲：“誰讓他們攤上這樣的娘爺了呢。”于化一突然說：“我看你像共產黨，說話這么硬氣。”母親斥責道：“說話硬氣就是共產黨，那么中國人都是共產黨。除了你們這些漢奸軟骨頭。”母親對答嚴謹，應付得當，使敵人一無所獲，無可奈何。

　　拍攝于1950年的唯一一張全家福。此后一家人各奔東西，再未團聚。左起：劉一斌、哥哥劉藝文、父親劉舜卿、母親呂明亭、姐姐劉學蘭

　　寧死不屈

　　敵人見軟招不靈，便殘酷刑訊，野蠻拷打，進行非人摧殘。第一次刑訊前，敵人當場活活打死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并把刑棍用力摔在面前。殺雞儆猴，給母親一個下馬威，企圖先從精神上摧垮她。但母親沒有被嚇倒，反而怒火滿腔，傲然挺立，說：“俺是莊稼娘們，沒見過這場面，把俺嚇糊涂了，啥也說不出了。”敵人把棍子收起來，接著連問幾個問題，母親一問三不知。敵人惱怒，便一陣棍棒，打得母親遍體鱗傷，皮開肉綻，幾度昏厥。在此后的訊問中，喪心病狂的敵人還利用“人性”進行心理摧殘，刑訊中讓我和姐姐在場，我們嚇得哭喊不已。敵人甚至把我打得慘叫，妄圖以此摧毀母親的意志。日軍陰險狡詐、詭計多端。每次母親抗拒、頂撞，在場的日軍便一陣拳腳，而日軍主審急忙佯裝訓斥，演起了雙簧。

　　在鐵窗歲月里，母親一身刑傷，不能動彈，吃飯用手捧，有時靠人喂。獄內陰暗潮濕，傷口感染化膿，又生滿身疥瘡，衣服和皮肉粘連在一起，血肉模糊，慘不忍睹。嚴冬天寒地凍，牢房冷如冰窖，母子一身單衣，我的手、臉盡是凍瘡。面對兇殘的敵人，母親堅決斗爭到底。敵人軟硬兼施，酷刑利誘齊下。母親有勇有謀，智斗硬頂交替。雙方較量數月，母親始終意志似磐石，氣概若雷霆，依然滿懷革命必勝的信心。她也曾想到死，囑咐我姐：“如我被打死，或被殺，你要帶好弟弟。要是能出獄，就去找你爺（父親）。”表現出誓為抗日獻身的錚錚鐵骨和民族氣節。

　　母親身陷囹圄，不忘抗日。其間，父親的警衛員亓峰潛入敵營刺殺了叛徒魏百川。日偽震驚，極度恐慌，如驚弓之鳥。母親便利用這一形勢積極開展爭取偽軍的工作，對看守進行攻心，教育他們為自己留條后路。有良知的偽軍開始轉變，逐漸成為我方內線，有的在八路軍攻打據點時做了內應。

　　據大漢奸于化一交代，日軍曾設計大肆張揚地詐殺母親，引誘父親前往營救，乘機一舉消滅。敵人也曾想殺掉母親暴尸，制造恐怖，“殺一儆百”。因怕激增父親的仇恨，堅定他的抗日斗志而作罷。敵人對我們始終殺留難奪，最后決計仍留作人質。泰山軍分區廖容標司令員（后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非常關心我們的安危，指示軍分區敵工科，乘日軍外出“掃蕩”、偽軍看守不嚴之機，經周密計劃，巧設妙計，起用內線，打通關節，里應外合，實施搭救。我們最終逃出牢籠。

　　日軍回營后，發現我們逃走，用機槍頂住偽軍看守的胸口，一個個地審問，最終得知我們的去向。日軍立即派兵尾追。父親從內線處得到情報，派人通知母親，讓其連夜轉移。日軍在搜尋的沿途幾個村，打傷數人，直追到抗日英雄鄭覺民開辟的“根據村”陶鎮。在群眾掩護下，敵人沒有搜到。母子3人終于逃脫魔掌。母親隱蔽養傷月余，才能動。

　　敵人始終不甘心，仍四處追捕，母親不得不經常變換住處。1943年3月，形勢惡化，母親又輾轉多村，最后到景家鎮。1944年陰歷三月初二清晨，漢奸許榮貴（解放初被槍斃）帶領大批日偽軍突襲景家鎮，直奔我們的住處指認。幸好母親潛回本村，敵人撲空。敵人瘋狂搜捕，野蠻報復群眾。他們把房東呂宜良的母親打得死去活來，落了個終身重度殘疾，但老人家始終不說我母親的去向。

　　無名戰士

　　流浪中，母親失掉了黨的組織關系，但她沒有忘記一個黨員的責任。不管流浪到哪里，只要環境允許，她就盡力為革命做些工作。她串門敘家常，通俗地講些抗日救國道理，協助村干部動員支前，和婦女一道做軍衣、軍鞋。她經常主動為革命同志洗洗補補，使他們有更多的精力工作。她體諒黨的困難，寧肯乞討為生，也不要組織救濟。她時刻不忘保護群眾利益，無論處境多么危險，絕不連累群眾，曾多次巧妙同敵人周旋。

　　母親長年攜幼流浪，沿村乞食，飄忽無定，無法穩定工作。為避免暴露，也不宜出面，只好隱蔽地相機做些零碎工作。在倉上村時，則公開活動。該村曾是父親建立黨組織和發動抗日游擊戰的地方。黨的組織狀況和民情基礎均較好。區委書記邊春光（后曾任新聞出版署署長）、區婦救會主任張琳玉（后曾任山東省婦聯主任）工作有力。他們是母親的組織依靠。母親似成區委“編外”成員，各項工作帶頭做。

　　該村黨組織和民兵隊長李光墨，對我們的安全非常關心，母親也常為他們的工作出出主意。后來，李光墨在與敵人搏斗時光榮犧牲，成為萊蕪的英雄。

　　1944年11月，日偽軍合擊萊蕪縣機關，群眾尾隨機關人員一起向西撤，目標很大，敵人緊追不舍。為擺脫敵人追擊，機關人員折向北跑。母親為吸引敵人，招呼群眾繼續向西跑。不料，北跑的同志遭埋伏日軍的機槍掃射。縣參議長郭子郁等多人犧牲。母親聽到槍聲大作，非常焦急，目睹同志遭重大損失，萬分痛心。在為郭子郁等移靈回鄉時，母親建議聯絡多村，組織了大型路祭，表達了對日軍罪行的控訴與聲討，激發了群眾對敵義憤和抗日情緒。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派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母親有家不得歸。她無論流浪到哪里，都配合當地黨組織動員村民參軍、支前、擁軍、優屬。她還在土改等運動中，積極反映違紀違規事件，維護黨的威信。

　　山東解放后，由于長期的流浪和監獄折磨，奪去了母親的健康，她無法再為黨工作。母親患有多種疾病，頭痛眩暈，經常臥床，但她一直熱愛黨的事業，擁護政府的各項法規政令，經常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著想。

　　1949年母親返鄉時，家中早已滿目瘡痍。門窗被搗毀，器物被砸碎。庭院荒草齊腰，灌木叢生，蟲蛇亂爬。人民政府見她一無所有，身體多病，就批給她代耕糧（用于雇人耕田）、救濟糧。她知道國家百廢待興，經濟困難，盡量自力更生，不去領用。她積極響應號召，帶頭繳公糧，賣余糧，走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為此曾受到人民政府的表揚。盡管當時的某些做法值得反思，但母親對國家的熱愛是真誠的。

　　在村里，母親德高望重，能主持公道。人們有家庭不和、鄰里糾紛、干群矛盾，都愿找她評說，她也樂此不疲。百姓的意見，她向上反映；群眾的不公，她仗義執言。1953年糧食實行統購統銷時，影響到農民預留口糧，她直接向泰安地委的領導反映情況，后來統購指標得到調整。

　　對于自己受到的委屈，母親總是顧全大局，寬容他人。1951年繳納麥季公糧時，她因請不到人幫忙送，拖延了兩天。鄉公安員李春儒以“抗糧不繳”論罪，誣稱“抗糧不繳，就是盼蔣介石打回來”，遭母親批駁。李啞口無言，惱羞成怒，把母親拘押大半天，引起全村公憤。母親為緩和干群關系，極力為李開脫說情，這才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母親看問題立足點很高，目光很遠，心態很正。她在戰爭年月對敵人嫉惡如仇，堅決斗爭，解放后對待為難過我們的人，一律歸咎于環境，不計舊怨。在處治殘酷迫害過她的漢奸時，讓她控訴，她均說：“他們是國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不是我的私人仇敵。他們自有政府處治。”人們問她：為啥在革命戰爭的艱難歲月里，能堅忍不拔，百折不撓，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她總是淡淡地說：世道不公，敵人逼的。

　　母親為革命奔波幾十年，卻沒有享受應有的待遇，生活清苦，與“窮”為伴。對此，有人問她：“心里覺得虧不虧？”她坦然回答：“想想烈士就不覺虧。”1969年父親謝世后，母親生活更加拮據。雖然她自己安貧樂道，卻引來一些老戰友和有關各方的關注。山東省委書記秦和珍親自過問，直接打電話給萊蕪縣委書記，指出：“呂明亭對革命有貢獻，對她的生活問題安排不妥會有負面影響。”1979年，中組部宋任窮部長和楊士杰副部長得悉此事，指示將母親作為老同志照顧起來。母親最終也沒有接受對她的照顧。

　　母親“于無聲中”走完了一生。她的一生，就是為勞苦大眾作犧牲的一生。她犧牲了健康，犧牲了家庭利益，犧牲了多位親人。對此，她無怨無悔。這就是母親的精神，一種實實在在的犧牲精神。

　　母親走了。她什么都沒有留下，唯一留下的是她那不屈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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