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可流，頭可斷，而工不能復！”凡看過電影《風暴》的人，對林祥謙這句英勇不屈、氣壯山河的話語都會留下深刻印象。

　　林祥謙

　　1958年，北京電影制片廠將電影《風暴》列入國慶十周年獻禮影片計劃。1959年電影《風暴》上映，該影片再現了林祥謙、施洋等共產黨人帶領工人群眾成立工人俱樂部、舉辦工人夜校、開展罷工斗爭的歷史。

　　1923年2月4日，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2月7日，軍閥吳佩孚悍然下令軍警向罷工工人揮起屠刀，他們包圍工會辦公地點、工人宿舍，開槍射擊，抓捕工人，釀成了駭人聽聞的“二七慘案”。共產黨員、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同日被捕，被綁在車站電線桿上。劊子手砍一刀問一句:“上不上工？”林祥謙斷然拒絕：“不上！”再問：“到底下不下上工的命令？”林祥謙堅決回答：“我早就說過了，沒有總工會的命令，絕不復工！血可流，頭可斷，而工不能復！”林祥謙被砍七刀后壯烈犧牲，年僅31歲。

　　林祥謙被稱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者”。2009年9月，林祥謙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有觀點認為，林祥謙是有史可查的第一位烈士。在短暫的一生中，林祥謙經歷了從幫口首領到中共黨員、工會領導人的身份轉變以及相應的思想轉變，是那個時代頗具代表性的歷史人物。

幫口首領

　　據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福建英烈傳略》載，1892年10月19日，林祥謙生于閩侯縣尚干鎮一個造船廠鍋爐工的家里。經父親林其莊求人“鋪保”，14歲的林祥謙進入馬尾造船廠學習鉗工技術。在造船廠里，林祥謙性格耿直，多次與工頭發生沖突，并且敢于為工友打抱不平。深為工頭懷恨的林祥謙遲遲沒有從學徒轉為正式工。由于法國侵略者在中法戰爭期間的破壞，曾經在洋務運動中名聞四方的馬尾造船廠日益破敗，資本流失，設備老化，大批身懷長技的工人不能發揮作用而失業。

　　所幸的是，當時京漢鐵路為馬尾造船廠的失業工人提供了謀生出路。京漢鐵路通車不久，由于京漢鐵路是長江以北的南北大動脈，戰略意義極其重要，因而清政府不惜重金從比利時手中贖回路權。清政府贖回京漢路權后，亟須大批技能較強，經驗豐富的工人。馬尾造船廠衰落后，京漢鐵路的通車為馬尾造船工人的再就業提供了機遇。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許多馬尾造船的工人拖家帶口，千里迢迢地來到漢口謀生。

　　辛亥革命期間，京漢鐵路是革命軍與清軍反復爭奪的戰略目標，大智門車站和江岸車站都曾成為戰場。在長達40天的陽夏保衛戰中，漢口地區的鐵路工人大力支援革命軍，把清軍主力拖滯在武漢三鎮，在辛亥革命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清朝覆滅后，由于漢口地區的鐵路工人在陽夏保衛戰中犧牲較多，需要大批工人補充。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林祥謙于1912年初，離開馬尾造船廠，來到硝煙剛剛散去的漢口。經妹夫周連成和幾個福建同鄉介紹，林祥謙被漢口江岸機器廠錄用。

　　1912年冬，林祥謙返鄉與同鄉女子陳桂貞結婚。婚后，由于父親林其莊被馬尾造船廠解雇，林祥謙遂和父親、妻子和二弟林元成一起到江岸謀生，家中只留下母親翁氏。1917年，母親翁氏病逝，林祥謙再次返回福建，料理完母親后事后，就回到江岸，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家鄉。

　　盡管遠離家鄉，但是林祥謙卻以自己的品格和能力，以及在江岸工人中較高的聲望，成為福建幫首領。包惠僧曾在武漢地區開展工人運動，與林祥謙有過密切接觸。《包惠僧回憶錄》中這樣贊揚林祥謙：

　　“林祥謙烈士性格和善，對父母孝順，對妻子親愛，對兄弟朋友和睦友愛。他自奉甚薄，不吸煙，不喝酒，不賭博，一生沒有穿過綢緞呢絨的衣服，也沒有穿過皮鞋，自己雖然是這樣節省，但每遇同鄉同事有緩急之需，常典當衣物幫助人，濟困扶危，樂善好施。尤好為人打抱不平，每遇強暴凌辱窮苦人民，必挺身而出，仗義執言，雖花錢費力在所不計。”

　　可見，林祥謙能夠成為福建幫的首領，是憑借本幫工人對自己的信任，而非凌駕于上的特權。而且，林祥謙本人沒有對本幫工人進行盤剝，這可以從他貧困的生活狀況看出來。

　　福建幫的“幫”，就是“幫口”，本質是一種以同鄉關系為組織紐帶的工人秘密結社。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指出，所謂幫口，是一種會館式的組織，是下層社會群體“互相幫助尋找工作和別幫人爭奪工作的組織……這不僅是一種什么地方主義，而且是極殘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種特殊的斗爭方式。”近代中國工人大多是從離開土地的農民轉變而來的，他們生活在城市的下層，既沒有任何政治、社會保障，又缺乏像西方那樣的現代工會組織，不僅要忍受資本家的盤剝，還隨時面臨著失業的風險。保護自己的生存資源便成為近代工人的迫切需要，但是單個的工人是無法抗拒來自資本家及其他方面的壓迫和排擠的，因而工人的聯合與互助就成為自發的需求。幫口這種富有強烈地域特征的工人結社就很自然地成為近代中國工人的互助團體形式。馬俊超在《中國勞工運動史》中曾這樣概括幫口的性質和運作特征：

　　“此是一種含有同鄉性質之勞動集團，其目的完全在企圖獨占某一地方之某種勞動事業。惟此種性質之幫會，大多系既乏技能又無師徒關系者組織之，因其如此，設不藉同鄉團體之勢力以保障其利益，則其業務易為人所劫奪；故碼頭夫、搬運夫、礦工等之幫會組織，最為發達。幾乎每一市區，甚或每一區之每一地段，以及每一礦山，均有嚴密之幫會組織，非其本幫，絕對不能羼入。蓋此等屬于地方性質之幫會，其最大之目的，即在領導其同行，占領勞動領域，防止外幫侵入……彼此不能越雷池一步；且數十百年來如一日，未嘗稍變；倘有越界侵權之事，即以械斗聞矣。”

　　需要指出的是，幫口有別于幫會。幫口一般沒有類似幫會那樣森嚴的等級、嚴酷的幫規、復雜的禮儀以及外人難以詳查的密語等，而是比較寬松，憑借同鄉身份，就可以融入幫口。幫口和行幫也有所不同。行幫是以同業為基礎的社會組織，主要是維護本行從業人員的利益，調整與本行有關的社會關系，行幫首領多系該行業的把頭。但是，行幫往往由于從業人員的同鄉關系，而逐漸和幫口極為相似。

　　武漢是近代鐵路工人比較密集的地方。隨著鐵路運輸量的增多，京漢鐵路局在江岸車站設立了機修廠，修配機車和客貨車輛。機修廠不僅從湖北本省招用工人，其他一些省份的工人也來到江岸機修廠謀生，其中以福建和長江下游省份的工人數量較多。由于尚無先進革命組織的領導，這些不同籍貫的工人自發形成不同的幫口，福建幫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幫口。

　　由于閩籍工人和隨遷家屬在生活習性和言語與當地人有明顯差異，因此多居住在一條街道上，形成具有明顯邊界的生活空間，這條街道被人稱為福建街。至今在武漢市江漢區仍然保留這一地名，只是居民已經不限于福建籍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從已知的史實來看，江岸幫口之間的矛盾多系不同籍貫工人之間的個人矛盾，并未出現作為整體的幫口之間的沖突。從《包惠僧回憶錄》記載來看，林祥謙與其他幫口首領的私人關系比較和睦。有一次，一個湖北籍工人的孩子患絞腸痧，卻無錢治病。林祥謙聞知此事，立即典當了自己的棉被，換了三塊大洋，給這個工人送過去。還有一次，林祥謙看到一個湖北籍的工人已經數日無米下鍋，就把自己家中的十幾斤米拿來幫這個工人渡過難關。可以看出，林祥謙的仗義行動并不限于同鄉關系，這使林祥謙擁有了較高的聲望和號召力，為江岸工會的組建奠定了良好基礎。

工會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將開展工人運動作為重要的工作之一。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和教育工人的過程中，敏銳地注意到同鄉關系在工人群體中的客觀存在，故在其《宣言》中提出：“我們只能把一個產業底下的勞動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組織起來做成一個勞動組合。”

　　幫口雖然具有小范圍的互助性，但是從大范圍和長期性來看，又存在明顯的地域性、內部成員的復雜性以及不同幫口之間的矛盾等消極性、破壞性。顯然，幫口如果不經改造，是不利于工人團結的，對工人運動的開展也帶來負面影響。中共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例如，鄧中夏曾注意到，幫口首領往往容易被封建把頭所控制，他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明確指出：“（幫口）當然不是階級的組織而是同鄉性質的組織，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總是頭腦。”為此，中共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項英、林育南和施洋等曾多次深入江岸鐵路工人群體，宣傳工人階級團結的思想，力圖消弭幫口的隔閡。《勞動周刊》呼吁工人放棄省幫觀念，集中力量與資本家勢力對抗：“工友們，快快覺悟起來呵！打破以前錯誤省幫的觀念，以階級斗爭的精神……向資本家奮斗奪取生產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針對幫口問題陳述了立場：“工人是世界上受壓迫的人，也是創造世界的人。全世界工人都是一家，不應分幫分派；只有好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力量，才能共同對付一切壓迫我們的人。”

　　據《福建英烈傳略》載，1921年12月下旬一個星期天的早晨，中共武漢區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負責人陳潭秋等，找到林祥謙、曾玉良等6名福建幫骨干，了解京漢路工的勞動和生活狀況，并向他們介紹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方針任務，全國工人運動的形勢，以及長辛店和鄭州鐵路工人組織俱樂部開展斗爭的情況。陳潭秋的細致工作，使林祥謙受到很大的啟發和教育。幾天后，林祥謙又約江岸機器廠曾玉良等人，到中共武漢區委所在地，找到陳潭秋等人，向他們訴說江岸鐵路工人的悲慘生活，匯報帶有濃厚封建色彩和狹隘地方觀念的工人各個幫口之間的隔閡與矛盾及其對工人團結的不利影響，表達了追求解放的熱切愿望。陳潭秋等人深入淺出地向他們講解《共產黨宣言》的基本觀點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斗口號，殷切期望林祥謙、曾玉良等帶頭克服幫口觀念，把工人團結起來，組織江岸工人俱樂部。林祥謙和曾玉良等人激動地表示：一定要盡快把江岸工人俱樂部建立起來，作為團結工人、向敵人作斗爭的指揮部。這次會見，陳潭秋送給林祥謙《共產黨宣言》等馬列主義書刊，勉勵他克服困難，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從此，林祥謙找到了領路人，開始走上革命道路。

　　1922年1月22日，江岸工人俱樂部在老君殿舉行隆重的成立大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負責同志，以及京漢鐵路各站和武漢各工團組織都派代表參加，江岸各工廠廠長亦應邀出席。會上，中共代表以《誰是工人之友》為題發表演說，項德隆、林祥謙、曾玉良等人當選為干事，聘請施洋為法律顧問。工人俱樂部成立后舉辦工人業余夜校，組織工人學文化、學政治，同廠方進行交涉和斗爭，取得了一些成果，影響越來越大，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林祥謙也在艱苦的工作和激烈的斗爭中，迅速成長為一名堅定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1922年夏天，林祥謙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江岸工人俱樂部易名為江岸京漢鐵路工會。由于林祥謙斗爭性強，辦事公道，贏得了工人群眾的信任和敬佩，被推選為江岸分工會的領導成員，不久，又當選為江岸分工會委員長。

革命烈士

　　1922年1月，香港海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大罷工，最終取得勝利，標志著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的來臨。在這一年里京漢鐵路沿線各站先后成立了16個分工會。在全國工人運動日益高漲的形勢的鼓舞下，京漢鐵路沿線各分工會醞釀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并決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

　　1月30日晚，林祥謙以江岸分工會代表的身份，同武漢30多個工會團體的代表一起，從漢口乘車前往鄭州參加成立大會。2月1日，各地工人代表沖破反動軍警的層層阻撓，步入會場，宣告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為抗議反動軍閥的暴行，總工會舉行秘密會議，決定向當時的大總統黎元洪提出撤革京漢鐵路管理局局長趙繼賢和鄭州警察局局長黃殿辰、賠償工會損失等五項要求，限其48小時內答復，否則，總工會將“于本月4日午刻宣布京漢鐵路全體同盟大罷工”。

　　由于鄭州地近吳佩孚的大本營洛陽，為了防止吳佩孚的進一步破壞，總工會同時決定轉移到江岸辦公。總工會還成立總罷工委員會，推選林祥謙、曾玉良等人領導江岸方面的罷工斗爭，并以總工會名義發表宣言，說明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和成立經過，憤怒控訴吳佩孚的暴行，號召全國工人和同胞團結起來，反抗軍閥的壓迫。2月4日9時，林祥謙接到總工會開始罷工的指示后，立即下達罷工令。不到三小時，北起北京長辛店車站，南到漢口大智門車站的京漢鐵路全線所有的客、貨、軍車一律停駛，2萬多工人停止了工作。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

　　京漢鐵路工人的壯舉引起了反動軍閥的極大恐慌。當時，直系曹錕和吳佩孚視京漢鐵路為生命線，因而極度仇視罷工工人。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吳佩孚于2月7日悍然命令湖北督軍蕭耀南對罷工工人進行殘酷鎮壓。

　　蕭耀南秉承吳佩孚之意，派兵沖入江岸鐵路工人棚戶區，大肆屠殺搶掠。在劇烈的搏斗中，江岸30多名工人英勇犧牲，200多名工人受傷，林祥謙的二弟林元成慘遭殺害，釀成了駭人聽聞的“二七慘案”。林祥謙同日在同敵人英勇搏斗中不幸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幾十名工人。當天深夜，蕭耀南把幾十名被捕工人捆綁在江岸車站站臺上，林祥謙被綁在站臺東側的電線桿上。

　　在軍閥眼中，林祥謙已經不是福建幫的首領，而是一名工人領袖、共產黨員。氣勢不減的林祥謙，斷然拒絕復工，怒斥反動軍閥的血腥罪行，壯烈血灑江岸……數日后，紅色律師施洋留言擲筆，慷慨走上刑場。林祥謙和施洋等英烈為中國革命史譜下了工人階級與先進知識分子并肩戰斗的雄壯強音。

結語

　　近代工人與先進生產力相聯系，代表著社會生產發展的方向，然而他們卻無任何的社會政治保障，只得通過自身的努力尋求庇護，各種秘密結社應運而生，這種工人秘密結社只能在小范圍和短期內起到有限的互助作用，而且存在狹隘性，在運作中很容易被封建勢力把控，并不能真正保護工人的利益。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指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包括林祥謙在內的近代工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奮斗的方向，從而擁護共產黨，堅定地跟隨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林祥謙在黨的感召教育下，從一名幫口首領成為共產黨員、工會領導人，沖在捍衛工人利益、反抗專制軍閥的斗爭一線，獻身革命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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