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耿瑩為榬木嶺中學題詞

　　原標題：耿飚之女：近平弟弟人品正，眼里揉不得沙子|頭條

　　摘要：近日，耿飚大女兒耿瑩接受媒體專訪，在談到現任總書記習近平時，她表示：“他人品正，絕對沒有邪的、歪的念頭。另外，他睿智、聰明。我比他大，是大姐姐。主席說鄧小平是綿里藏針，我覺得我這個小弟弟絕對也是綿里藏針。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頭，而且他疾惡如仇，性格非常堅韌。”

　　受訪人：耿瑩，耿飚大女兒，現任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會長。

　　采訪人：邵思思、袁訓會

　　近平弟弟人品正，眼里揉不得沙子

　　問：提到您的父親，就不得不提到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習近平大學畢業后曾當過您父親的秘書，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站。您和習總書記有過接觸么?

　　耿瑩：2000年，我父親去世，近平當時是福建省省長，但他就像家里人一樣，跟我們一起撿骨灰。

　　我父親在阿爾巴尼亞斷了腿，腿上一直帶著一個大釘子，他生前最恨那個釘子了。按道理來講，后來他腿上肌肉都已經長好了，那個釘子應該取出來，但誰也不敢動這個手術，因為太危險了。再后來，那顆釘子松了，他的腿就跟著疼了起來。我當時最關心這個，想著務必要把這個釘子拿出來，別讓它繼續跟著爸爸，令他痛苦。

　　父親去世以后，近平一直跟著我們，從撿骨灰到遺體的安葬，一路都陪同著。

　　問：能講講您本人對習近平的印象嗎?

　　耿瑩：我對這個小弟弟的感情，應該說，跟對我親生弟弟的感情是一樣的。

　　首先，他人品正，絕對沒有邪的、歪的念頭。另外，他睿智、聰明。我們的關系是父一輩、子一輩的關系，我比他大，是大姐姐。主席說鄧小平是綿里藏針，我覺得我這個小弟弟絕對也是綿里藏針，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頭，而且他疾惡如仇，性格非常堅韌。

　　從他插隊的經驗可以看到，他要干一件事情，一定會劃一個句號，這個句號也許不一定完美，但一定都是有接口的。

　　從他當政的短短的這兩年來看，首先，他做事風格雷厲風行;第二，他有策略，有政策。他的腦子是清楚的，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清楚他的人民要什么，也清楚他的祖國要什么、他的黨需要什么。所以他當政后一系列的動作就是清理，尤其是對腐敗的清理。因為現在，不清理是不行的，不清理要亡國了，這不得了!

　　共和國折騰了六十幾年，鄧老爺子說摸著石頭過河，沒錯，我們就是摸著石頭。但是鄧老爺子的另外一句話說，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我就不太同意。

　　我覺得鄧老爺子說這句話有點偏，偏在哪里呢?因為按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狀況來說，抓住耗子的絕不是好貓，不抓耗子的才是好貓。為什么?因為不抓耗子的貓會觀察抓耗子的貓是先咬脖子還是先咬肚子，它抓得對不對、好不好，然后再做判斷。而上來就抓耗子的不見得是好貓。

　　現在近平雷厲風行了一年多一點，在這個一年多中他做的那些事，那才是好貓該做的事。黨的蛀蟲有多少，任其發展這還得了?我們過去的魚水情還有嗎?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是一枝花獨秀，什么花?經濟花。中國人也很有本事，很了不起，一只腿蹦，跳了三十年，把中國跳成這樣，請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是可以這樣的?這是史無前例，獨一無二的。但是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文化，那只文化之腿為什么不伸出來，跑一跑，跳一跳?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從文化大革命到三十年的改革，這些年，中國人丟掉的東西很多，比如，把誠信弄丟了，不過我堅信一點，這個東西過幾代人，我們還能撿回來。但是，另外一個東西，也許是我杞人憂天，那就是我們的文化，可能不太容易撿回來了。中國人的文化信念，我很擔心被破壞得再也不能恢復了。

　　中國人有一個毛病，就是干什么都是一窩蜂上。當經濟變成一枝獨秀的時候，是個人都可以去做生意，家里老太太、老頭完全不懂什么是生意的也去做生意，可是，這樣很容易把生意場搞亂啊。你搞房地產我也搞房地產，你去挖煤我也去挖煤，很快就把這個市場弄亂了。現在近平他們需要去整理，容易嗎?可以說非常困難。這需要魄力，需要膽識，需要一顆堅定的心，需要不怕犧牲的責任感。

　　我是一個小小老百姓，我很想幫我這個小弟弟。但是我能力有限，幫不了他。我只能祈禱我的小兄弟能夠堅持下去，并且取得成功。至于我個人能做的就是不給他添亂，不給政府添亂。我聽他的話，小兄弟說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我也就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擁護他、支持他，而不是去抹黑他。

　　“紅二代”這個詞對我們不公平

　　問：眾所周知，在政治上，有政治導師這么一個說法，對習近平來說，他的從政生涯里邊，首先有他父親習仲勛，再后來遇到耿飆將軍，這些革命先輩對他后來政治品格的養成應該有很大影響吧?

　　耿瑩：這個應該是大家都承認的，他自己也承認的。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他底板好，這是主要的。

　　要我說，一個調皮搗蛋的二流子，就算跟我爸爸十年，也許也能改造過來，但是他不一定能改好。近平之所以那么優秀，首先，我覺得是他的底板好。我們都屬于父一輩、子一輩的關系，彼此都很了解，不管是他的家庭熏陶也好，還是他本人的本質也好，都是過硬的。

　　他跟著我父親三年多，從1978年到1982年，這段時間他也學習了很多東西。他很好學，有種向上的沖勁兒，并且很愿意學。所以有這樣的機遇給他，在他這一生當中應該是一段不可磨滅的經歷，是很寶貴的。那段時間，不管我父親是到國外也好，在國內也好、港澳也好，他都跟著一塊去。他從那會開始，就已經養成一顆紅心，而現在把這顆紅心再交付給人民，我想這是他的一個使命。

　　現在有些人說我們是“紅二代”，我是這樣認為的：父親的光環始終是父親的，父親的功勞也只屬于他，跟我沒關系。誰也不知道我為什么姓“耿”，姓“耿”不是我能選擇的。

　　我身上只是有父親的血肉和他對我的影響、對我的栽培教育而已，除此之外，再沒有其他東西。能說我是他女兒，我就有功勞?就了不起?不能!我愿意在農民家里當一個小女兒，這不是也挺好?但是事實已然是這樣了，我覺得我們應該有更多的責任和使命在里面。

　　“紅二代”這個詞，包括以前的什么“高干子弟”、“太子黨”，這些詞對我們來說不公平。每個人都有生的權利，我們也有，而且每個人的父母都是自己沒法選擇的，就像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姓“耿”。外界應該是平等對待我們，不管是“幾代”。

　　如果我做錯了，外界要指責我，我沒話說，因為我做錯了。但我跟大家都一樣，沒做錯，外界憑什么指責我?這樣不公平。我們這群人從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實我們并不特殊。

　　剛才我說了，我們共和國再也沒有像我父親這樣的這一代人了，我還得說我們共和國再也沒有像我們這一代人的童年了。我們的童年怎么過?特特姐姐(李特特，原國務副總理李富春之女)14歲就成為了輕機槍手，在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氣里，跟德國鬼子干了八年仗。(原文如此)現在的年輕人還有這樣的童年嗎?

　　雖然我的童年沒有特特姐姐那么光輝，但我的童年也很艱辛。我的童年是在我父親的馬袋子里渡過的，他騎馬打仗就把我帶上，空了就摸摸我的小腦袋，在就在，不在就拉倒。你們現在還有這樣的童年嗎?沒有。外界憑什么對我們不公平?

　　當然，現在不管人家對我多不公平，我也一笑了之，因為我有自己生活、自己人生的軌跡，我有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責任，我做好我自己就OK了。我不妨礙大家，不去麻煩人家，也不去麻煩好朋友。像近平，我不會去麻煩他，我也不會去給他抹黑，當然，別人抹黑他，我也不允許，就是這樣。

　　“不能忘記人民”才能回答“耿飚之問”

　　問：據我們所知，除了“錢學森之問”以外，其實還有一個著名的“耿飚之問”。1991年，面對陜甘寧邊區告狀的老百姓，您父親問當地干部，在座這些干部如果哪一位犯了事，老百姓還能為你們求情嗎?

　　您認為，如今該如何回答“耿飚之問”?

　　耿瑩：父親和母親在一起生活幾十年。到了上世紀80年代，他們退休后，想回去看看老鄉，看看他們當年結婚的窯洞。而且，對于甘肅慶陽，父親也是很有感情的。他在那兒工作了八年，剛開始是跟國民黨的一個將軍在那兒打了八年仗，直到最后把那個將軍趕出去。

　　后來有一天，毛主席找到爸爸，跟他說：“小老鄉，俗話說，鳥有巢，你知道我叫你來干嗎么”?爸爸想了半天回答：“我明白了，是不是要在我這兒建根據地”?主席連忙說：“對頭，對頭。”于是父親就在慶陽建立了根據地。

　　應該說，慶陽是個小城，面積很小，而要建根據地，需要大部隊進駐，最基本的基礎設施，比如衛生院、比如官兵宿舍什么的都得有。爸爸沒有被這些問題難倒，沒有住的地方，他就帶人挖窯洞。8年時間，爸爸對慶陽這塊土地產生了深厚的感情，退下來以后，自然想回去看看老鄉。

　　爸爸回鄉，路過蘭州一帶的時候，各地的領導都去接他。到慶陽以后，很多老鄉告狀，但是干部們、公安們都把他們統統趕開了，但是父親看在眼里。爸爸是偵察兵出身，眼睛“奸”得很，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悄悄讓我妹妹出去接一個老鄉的告狀信。

　　我妹妹出去后接了兩封告狀信回來。看后，我父親就發怒了，說：“這是證據!”。在一次會議上，爸爸就問下面的地方干部、領導，“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50年前，我們的129師385旅就駐扎在這里。我們的一個小戰士犯了個錯誤，拉了一下房東小姑娘的手。就因為這事，我們要把他綁出去槍斃。

　　當地老百姓得到這個消息以后，都跪下來，替這個小戰士求情。我問你們，如果你們現在犯了錯誤，還有沒有老鄉給你們求情?你們誰告訴我，有還是沒有”?他意識到干群關系惡化這個問題了。他的這一問，影響非常非常大。

　　要知道，我們的部隊在解放戰爭時期是沒有后勤的，什么時候才有后勤?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才組建，為什么?因為我們每一次打仗、每一次解放城市、每一次打日本鬼子，都是當地老鄉給我們當后勤，我們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由老鄉來管，老鄉對我們這是什么感情?

　　現在當官了，只顧自個兒貪污腐敗，只顧自個兒舒服，而老鄉卻窮得吃不上飯，這難道不該殺頭?所以習近平上來以后，大肆懲治貪污腐敗，就是要為人民、為我們所有的老鄉說句公道話。

　　我們不能忘記人民，我父親總說，他永遠是人民的戰士，綜觀他的一生，他做到了。你看，他八十多歲了的人了，為什么去世之前還念念不忘為農民服務，就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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