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xiàn)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

　　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一批人一死，修正

　　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xiàn)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

　　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chǎn)階級復辟。”

　　話說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上海接到江青派人送來的信及《座談會紀要》大字排版本，知道已經(jīng)毛澤東親自改定，作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當然雙手贊成，一字不改，就批給了軍委常委們。林彪讓劉志堅、陳亞丁替他起草了一封信：

　　賀龍、榮臻、陳毅、伯承、向前、劍英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jīng)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反復研究，又經(jīng)過主席親自3次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xiàn)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17年來，文藝戰(zhàn)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chǎn)階級不去占領，資產(chǎn)階級就必然去占領，斗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

　　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zhí)行，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對紀要有何意見望告，以便報中央審批。

　　此致

　　敬禮!

　　林 彪

　　3月24日，中共中央發(fā)表了決定不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中央“二十三大”的公報。

　　3月28和30日，毛澤東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張春橋、趙毅敏、魏文伯進行了多次談話。

　　其間，康生向毛澤東匯報了劉少奇的情況：

　　前些日子，日本共產(chǎn)黨的領導人宮本顯治來到中國訪問。日本共產(chǎn)黨擔心美國擴大在亞洲的戰(zhàn)爭，所以游說中國、越南和朝鮮，要討論與蘇聯(lián)的“聯(lián)合行動”。劉少奇等人對此十分熱心。他們和日本共產(chǎn)黨代表團會談后，在北京簽署了一個公報，用以實現(xiàn)“聯(lián)合行動”的部分目標。在聯(lián)合公報上，宮本顯治堅持不點名批評蘇共，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表示同意。

　　毛澤東聽后很生氣，他說：

　　“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聯(lián)合公報就不發(fā)了，我也不接見宮本顯治了。”

　　康生又說：

　　“彭真在3月11日通過許立群給上海市委宣傳部楊永直打電話，質(zhì)問《文匯報》發(fā)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么上海市委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市委的黨性到哪里去了?”

　　毛澤東聽后生氣地說：

　　“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斗爭的的決議，為什么吳晗寫那么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fā)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

　　毛澤東又說，彭真要就3月11日的電話，向上海市委道歉。他還說：

　　“再不發(fā)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毛澤東嚴厲批評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說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入;說“二月提綱”是混淆階級界線，不分是非，是錯誤的。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他還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3人寫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點名批評的《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是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和《北京晚報》上的兩個雜文專欄。而《三家村札記》是由《前線》雜志主編鄧拓、編委廖沫沙和吳晗共同創(chuàng)辦的專欄。三人商定：從吳晗名字中取一個 “吳” 字，從鄧拓的本名中取一個“南” 字，從廖沫沙的筆名“繁星”中取一個“星”字，叫做“吳南星” 作為三人共同的筆名。3人輪流每半個月向《前線》供稿一篇，每篇千余字。

　　毛澤東在談話中還說：

　　“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要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組都要解散。”

　　“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要把十八層地獄統(tǒng)統(tǒng)打破。孫悟空鬧天宮，你是站在孫悟空一邊，還是站在天兵天將、玉皇大帝一邊?去年9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不久，鄧小平帶著宮本顯治到了杭州，在郊外山中一個軍事基地附近的安靜的療養(yǎng)所里，見到了毛澤東。宮本顯治鞠躬剛完畢，就看到毛澤東毫不客氣地指責鄧小平等人說：

　　“你們在北京制定的公報草案，內(nèi)容空空，毫無價值。”

　　毛澤東希望公報能號召組成一個統(tǒng)一戰(zhàn)線，共同反抗美帝國主義和蘇聯(lián)修正主義。日本人拒不同意。

　　3月30日這一天，林彪發(fā)給軍委常委的《座談會紀要》已經(jīng)為中央軍委常委們?nèi)﹂喭ㄟ^，劉志堅、陳亞丁奉命為中央軍委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請示報告：

　　中央、主席：

　　軍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認為這是一個在文藝工作方面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很系統(tǒng)很完善的文件，部隊必須堅決貫徹執(zhí)行。現(xiàn)送上這一紀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兩封信，請審批。

　　軍委

　　因為毛澤東不在北京，這份報告照理應送給總書記鄧小平，可鄧小平也不在北京，所以就只好送到了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手里。彭真讀罷《座談會紀要》和信件，大吃一驚，但他還得公事公辦，要辦公室通知劉志堅，為中共中央起草一個批語，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zhuǎn)《座談會紀要》，內(nèi)容無非是例行公事的幾句話。劉志堅不敢怠慢，急召李曼村、謝鏜忠、陳亞丁，起草了批語。

　　3月31日，康生從杭州趕回北京，將毛澤東的談話內(nèi)容，立即向周恩來、彭真等人做了傳達。他又向在釣魚臺的寫作班子作了傳達，他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資料，以便他在4月初向政治局傳達，還要用于在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報告的藍本。

　　1966年4月1日，彭真把《座談會紀要》和中共中央的批語，以電傳形式，直送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人。因劉少奇自3月26日至4月19日攜夫人王光美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3國，電傳就沒有給他送。

　　毛澤東當天在杭州寫下批示：“已閱”。

　　4月1日這一天，張春橋?qū)懗隽恕秾?lt;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shù)討論匯報提綱>的幾點意見》，總結(jié)了《匯報提綱》的3條罪狀，朝彭真開了一炮。

　　4月2日，戚本禹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zhì)》一文，同時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發(fā)表。

　　4月3日，中央工作組寫出了《關于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還附有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4個人的發(fā)言材料及羅瑞卿于3月12日的檢查。

　　4月5日，署名為關鋒、林杰的《<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

　　4月9日，鄧小平乘飛機趕回北京。原來，康生曾經(jīng)在北京給在陜西的鄧小平打電話說：“主席要你趕緊回北京，主持書記處開會，下達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

　　鄧小平一到北京，立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康生在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3月底的幾次談話內(nèi)容，批評了彭真自批判吳晗以來所犯的一系列錯誤。

　　書記處會議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對彭真進行了批評。會議決定：

　　1、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5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的錯誤，并撤銷這個提綱。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報請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準。

　　鄧小平根據(jù)上述決定，叫列席會議的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副部長王力起草一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話，他寫的是：

　　“中央于2月12日轉(zhuǎn)發(f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shù)討論的匯報提綱》現(xiàn)予撤銷。”

　　4月10日，王力起草的一句話通知送到了杭州毛澤東處，毛澤東看了，很不高興，他說：

　　“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沒講為什么撤銷。應當重新起草。”

　　他還指定要陳伯達負責重新起草《通知》。

　　就在4月10日這一天，毛澤東多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紀要》及中共中央的批示，作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迅速轉(zhuǎn)發(fā)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軍隊發(fā)至團黨委，地方發(fā)至縣委和文化機關黨委。傳達范圍，由各級黨委酌情決定，文藝工作者可以適當放寬。”

　　下發(fā)文件的唯一變化是：劉志堅原來按照彭真的意思所擬出的中共中央批示，換成了劉志堅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個批示，這個新批示對《座談會紀要》做出了高度的評價，批示中寫道：

　　“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座談會。經(jīng)過毛主席3次親自修改的座談會紀要，對當前文藝戰(zhàn)線上階級斗爭的許多根本問題，做出了正確的分析，提出了正確的方針、政策，是一個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這個文件。它不僅適合于軍隊，也適合于地方，適合于整個文藝戰(zhàn)線。各級黨委應當聯(lián)系本地區(qū)、本部門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討論，認真研究，貫徹執(zhí)行。”

　　《座談會紀要》的核心內(nèi)容是這么寫的：

　　“16年來，文化戰(zhàn)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chǎn)階級的文藝思想、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結(jié)合。‘寫真實’論、‘現(xiàn)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xiàn)實主義的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等，就是他們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電影界還有人提出所謂‘離經(jīng)叛道’論，就是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之經(jīng)，叛人民革命戰(zhàn)爭之道。在這股資產(chǎn)階級、現(xiàn)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潮逆流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正歌頌工農(nóng)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nóng)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tài)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們一定要根據(jù)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復雜、長期的斗爭，要經(jīng)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系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tǒng)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1962年十中全會做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斗爭這個決定之后，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斗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

　　前邊已經(jīng)說過，上述內(nèi)容中有兩段文字，特別是第二段文字，是毛澤東親自加上去的。

　　4月11日，鄧小平在北京再度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陳伯達要王力和他一起起草的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第2稿。康生提議說：

　　“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綱”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文件。”

　　彭真說：

　　“那好吧，說就說個夠吧!”

　　于是，陳伯達和王力重新修改《通知》稿。

　　4月12日，書記處會議結(jié)束后，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彭真和到會的其他一些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

　　4月14日，鄧小平把重新修改后的撤銷“二月提綱”《通知》稿，再送杭州。

　　毛澤東看了《通知》稿，仍不滿意，還是以為太簡單。他作了部分修改后，提議擴大中央文件起草小組，由陳伯達為組長，康生、江青、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吳冷西、尹達、穆欣、陳亞丁10人為成員，一共11人，在上海繼續(xù)修改《通知》。

　　4月16日晨，廖沫沙從半導體里聽到了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廣播聲。

　　廖沫沙后來在回憶中說：“江青和一些人講話時，動不動就說從戰(zhàn)略上看，文化戰(zhàn)線將會給經(jīng)濟戰(zhàn)線和政治戰(zhàn)線如何如何，用的詞全是軍事方面的術(shù)語。她在毛主席身邊多年，這一點沒有白學。說老實話，我對江青很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時候，就是一個愛學習的女子。她到我家來住的時候，隨身帶的有一個皮箱，里面全是書籍，有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經(jīng)典什么的，每天也是抽出許多時間來看書。這一點，應當肯定，她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女人。她從參加文藝活動的時候，就是主張文藝為現(xiàn)實的斗爭服務，她從來不演和現(xiàn)實斗爭沒有關聯(lián)的戲劇和節(jié)目。當然我后來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參加了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一個思想非常激進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顯，是一個絲毫都安靜不下來的女人。在這樣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下，她當然對文化界和藝術(shù)界不滿意了。從那個時候就不斷地向文藝界發(fā)難和開刀，目標不完全是對準一些作家和演員的，而是對準了彭德懷和一切為翻案的中央領導的。現(xiàn)在我們明白了，就是對準劉少奇和彭真這些人的。”

　　4月16日，中央文件11人起草小組集會于上海錦江飯店，因為陳伯達、康生去杭州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就由江青主持了文件起草小組的第一次會議。由此，中共中央歷史上一個非同凡響的《通知》起草工作，再次開始了。

　　4月16日這一天，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和各中央局負責人來到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xù)批判彭真和“二月提綱”。劉少奇因出訪未歸而缺席。

　　4月17日，在上海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寫出《通知》修改稿后，由張春橋派人帶往杭州，直送毛澤東。毛澤東作了重大修改后，也派人直送張春橋，再行修改。

　　4月20日，剛剛于19日出訪歸來的劉少奇，出席了杭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4月2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fā)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斗爭，意識形態(tài)的，觸及的很廣泛，朝里有人。”“逐步地展開，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評一兩個。軍隊也有。所謂朝里，不光中央，部門包括各區(qū)、各省市。朝里那樣清，我不相信。”“2月3、4、5、6、7，5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個5人小組文件(指“二月提綱”——筆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

　　“這個通知(指正在修改的《通知》——筆者注)也是3種：對、基本對或不對。3個月中央翻中央的案，無非是翻或不翻。”“各地方黨委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過去沒有系統(tǒng)管，首先從我起，沒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統(tǒng)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現(xiàn)在抓嘛。”“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當權(quán)，兩種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遲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和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

　　4月24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通過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稿和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單，決定提交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據(jù)王力后來回憶說，后來陳伯達、康生從杭州回到上海，居然“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4月24日這一天，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將中央工作組《關于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及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4個人的發(fā)言材料，還有羅瑞卿寫于3月12日的檢查，一同呈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

　　4月27日，毛澤東又在《通知》稿上作了部分修改。

　　4月28日，29日，毛澤東在兩次談話中繼續(xù)嚴厲地批評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他說彭真已經(jīng)為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他要求對彭真的錯誤“徹底攻”。

　　1966年5月4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一共有76人，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外，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以中央文件起草小組成員身份了出席會議。這次會議后來一直延續(xù)到5月26日。其間，毛澤東一直在杭州，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這次會議的程序和各種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毛澤東安排的。會議的情況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請示報告。

　　李雪峰接到會議通知后剛到北京，葉劍英就跑來對他說：

　　“又發(fā)生事情了，你知道嗎?”

　　李雪峰聞言，不由得一怔，說：

　　“不知道啊!”

　　葉劍英隱隱約約把毛澤東批評彭真的“二月提綱”的消息給他透露出來。李雪峰心里暗暗叫了一聲：“糟糕!彭真出問題會連累許多人的，因為他那個匯報提綱各大局都貫徹執(zhí)行了呀!” 他問葉劍英：

　　“彭真和羅瑞卿的問題有沒有關系?”

　　葉劍英說：

　　“彭真實際上是保羅瑞卿的，這一點，我們都看出來了，但是沒有什么具體的事實。林彪曾經(jīng)給我打過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緊，沒想到這么快就出了問題。”

　　彭真在開會時，緊挨著李雪峰坐。李雪峰看得出來，彭真有許多話想和他講，李雪峰故意不多搭理他，而且還刻意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會議首先由康生傳達了毛澤東在最近一個時期的講話，集中批判了彭真、陸定一。

　　接著，與會者紛紛發(fā)言，批判彭真。彭真見康生、陳伯達等人都把矛頭指向了自己，立刻和那些人頂起來，他要求中央對他進行審查。劉少奇說：

　　“你彭真到現(xiàn)在還嘴硬，你的個人主義膨脹，我早就看出來了，你為什么要打著毛主席的旗號來騙我們?你就是一個陽奉陰違的兩面派，中央的修正主義就是你!”

　　大家見劉少奇說出了這樣的話，都跟著指責彭真起來。

　　李雪峰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準備好的，彭真根本沒有辯護的權(quán)利，開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開口，就被康生和陳伯達頂回去了。”

　　中央決定，停止彭真參加會議。

　　劉少奇在和華北局書記李雪峰談話的時候說：

　　“彭真在歷史上和現(xiàn)實工作中都是反對我的，他總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對我搞封鎖，不講真話。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說過：彭真這個人可是不好領導呀，動不動就以功臣自居，其實他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東西。這一次把他揪出來也是我們黨多年來爭取黨內(nèi)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對他的黑幫勢力的清理和斗爭。”

　　李雪峰也說：

　　“彭真過去是從來看不起我的，多年來我們對北京市的工作無法過問。名義上北京市屬于華北局領導，實際上是北京市在指揮我們。”

　　5月5日，毛澤東會見以謝胡為團長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周恩來、林彪、鄧小平、伍修權(quán)參加了會見。毛澤東在同謝胡的談話中說：

　　“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fā)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chuàng)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quán)，變?yōu)橘Y產(chǎn)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他們那個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lián)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zhuǎn)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事物不斷地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zhì)變;只有量變，不起質(zhì)變，那就是形而上學。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xiàn)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

　　“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xiàn)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chǎn)階級復辟。”

　　“總之，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個放在頭一種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不然就不著急，太平無事。如果你不著急，太平無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樣。光明的一面現(xiàn)在看出來了，還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們在做地下工作。列寧講過，被打敗了的剝削階級長期還強于勝利的無產(chǎn)階級。列寧又講，農(nóng)民、小資產(chǎn)階級每日每時都生長資本主義。”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時候我也很憂慮。說不想，不憂慮，那是假的。但是睡覺起來，找?guī)讉€同志開個會，議論議論，又想出辦法來了。”

　　5月6日，張春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長篇發(fā)言，他系統(tǒng)地介紹了彭真、陸定一等人在八屆十中全會后對抗文化革命路線的情況。

　　5月7日，毛澤東看了林彪送來的中央軍委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nóng)副業(yè)生產(chǎn)的報告》后，非常興奮，浮想聯(lián)翩，他立即揮筆給林彪寫了一封復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總后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fā)到各軍區(qū)，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干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后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做出適當?shù)闹甘荆埬阕枚ā?/p>

　　只要在沒有發(fā)生世界大戰(zhàn)的條件下，軍隊應當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3次世界大戰(zhàn)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是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2次世界大戰(zhàn)的8年中，各個抗日根據(jù)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nóng)副業(yè)生產(chǎn)，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chǎn)自己需要的若干產(chǎn)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chǎn)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nóng)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chǎn)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nóng)、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diào)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nóng)、工、民3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chǎn)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nóng)副產(chǎn)品生產(chǎn)，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nóng)民以農(nóng)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chǎn)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nóng)、學軍，也要批判資產(chǎn)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統(tǒng)治我們學校的現(xiàn)象，再也不能繼續(xù)下去了。

　　商業(yè)、服務行業(y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jīng)不是什么新鮮意見、創(chuàng)造發(fā)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jīng)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jīng)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xiàn)在更要有所發(fā)展罷了。

　　毛澤東

　　毛澤東給林彪的這封信，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這是毛澤東多年來憧憬的要在中國大地上建立的一種理想的新社會的模式。

　　5月9日，《解放軍報》發(fā)表了江青化名為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文章號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起來，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誓死保衛(wèi)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同時刊登出姚文元撰寫的長篇文章《評“三家村”》。這篇文章批判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市委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廖沫沙和吳晗在《前線》雜志“三家村札記”專欄上所發(fā)表的雜文。文中寫道：

　　“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quán)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他們，踏倒他們。”

　　第二天，全國各報刊均轉(zhuǎn)載了這篇文章。

　　在這種形勢下，驚動了一位老人，他就是章士釗先生。章士釗連日讀到各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詳細報道，看形勢的發(fā)展，他感覺到自己的著作《柳文指要》雖然已經(jīng)送到中華書局就要出版，恐怕也是難以實現(xiàn)了。

　　5月10日這一天，章士釗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流露出對出書問題的擔心，并對自己的《柳文指要》作了檢討。他在信中寫道：

　　“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絕大的震動。而將自己筆墨工作，仔細檢討，覺得最近提交中華書局準備出版的《柳文指要》，應當撤回重行檢查。”

　　“我今日看到《中國青年報》說：我們一定不放過鄧拓這一伙，一定不放過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報》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執(zhí)筆之士，不能以我與鄧拓原不相識，強自寬解，而須將自己之一字一句嚴行琢磨，是否未側(cè)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

　　我的所謂指要，純乎按照柳子厚觀點，對本宣科，顯然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文藝僵尸涂脂抹粉。這一類著作，投在今日蓬勃發(fā)展的新社會中，必然促使進步奮發(fā)的農(nóng)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體無完膚。”

　　毛澤東在杭州收到章士釗的信后，在信中的“痛加批判”旁邊劃了一條豎線，還批示道：

　　“此語說得過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掛著共產(chǎn)主義的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點，不是‘痛加’。”“何至如此!”

　　毛澤東寫罷批示，又把章士釗的這封信，批轉(zhuǎn)給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看。

　　5月1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林杰撰寫的《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一文。

　　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秋葉飄落有人愁。物極必反人人知，幾人雨前能綢繆?

　　欲知毛澤東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如何發(fā)展，情況怎樣?請看本傳第九卷：風雷磅礴。

　　東方翁曰：關于黨內(nèi)在文化戰(zhàn)線上斗爭的起因，葉永烈曾經(jīng)引用過史學家黎澎的一段話，黎澎說：“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后她回去報告——‘他們不聽你的!’然而，就算她這個位置上換個人，老實本分，不會干這些事，也會換個形式出現(xiàn)的。”黎澎的這些話，是針對毛澤東和黨內(nèi)其他一些領導人之間在對文化藝術(shù)的不同立場和觀念而說的，無非是要說明事物發(fā)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說這一場斗爭是不可避免的。葉永烈似乎也是同意這個觀點的。

　　就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情況看，如果說彭真的“二月提綱”是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話，那么可以說，江青的《座談會紀要》就是文化大革命發(fā)起的一顆重要信號彈，而后來中共中央發(fā)出的“五.一六通知”，則無疑是毛澤東和劉少奇決戰(zhàn)的宣言書了。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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