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環：思想改造
——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21周年
顧凌英
2014年的12月26日即將到來，在懷念毛澤東時代的豐功偉績的時候，聯系到當前一些在職青年黨員的思想，真是晃如隔世。
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中國社會天翻地覆的變化中，最突出的就是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的巨大變化。
蔣介石1927年叛變革命，拿起屠刀大規模的屠殺共產黨人，迫使共產黨人明白了一個真理，這就是“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革命隨即進入了毛主席創建無產階級軍隊——紅軍，進行井岡山斗爭的新時期。毛主席在改造舊軍隊的過程中，同時也把參加革命的舊中國的農民和其他成分，改造成了先進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決議》指出：“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從此毛主席就開始系統的、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實行改造舊軍隊成為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艱巨工作。
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由于吸收了大量從國統區來到延安參加抗日的知識青年，知識分子如何融入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問題才提到了日程上來。毛主席在延安創辦了以古田會議精神為方向的革命學校，毛主席親自講課的抗大和魯藝等等學校為無產階級革命改造和培養了大批各方面的人才，為抗日的勝利和全中國的解放準備了干部的骨干力量。
古田會議的建軍原則一直堅持到抗美援朝取得勝利的1953年。1954年彭德懷當了國防部長，當時我還在部隊，覺得那時的變化就是要求全盤學蘇聯的現代化、正規化，全軍都要背會蘇聯的三個條例。1955年實行軍銜制我已經離開了部隊，就不清楚部隊在這樣的變化中，如何把毛主席的建軍原則在新形勢下繼續保持下來有些什么變化了。
應當說在我黨建國之前的28年革命的實踐中，黨對舊軍隊復雜成分的改造和對絡繹不絕的加入革命隊伍的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解放軍就好像是一個革命的大熔爐，無論是誰只要進了這所革命的大熔爐，就融化成了他的不可分離的一個革命的細胞。
總結經驗，應當說一個有著優良革命傳統的、大的集體環境——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我們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力量。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在他的《教育詩》中也雄辯地告訴我們，只有培養出一個有著美好的革命傳統的集體力量才能有效地改造那些從四面八方送來的各色各樣的流浪兒童，他的經驗也是成功的。這也就是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理論在人的思想改造方面運用中取得的成功經驗。
除此之外，在革命成功之前，我們所改造的大多是自愿參加革命的人，除了少數投機分子外，大多數的人都是有著革命的愿望和愛國思想的進步青年，因此他們從主觀上一般都有著改造自己以適應革命要求的愿望。現在看來這種主觀的愿望也是思想改造取得好的效果的必要條件，畢竟外因只是條件，而內因才是決定的因素。
當前右派對于我們新中國對知識分子的改造進行的種種非難，并不能全盤抹殺我們黨解放以來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巨大成就。只要看看1974年我們從57干校回來的青年教師——文革后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能文能武，既能寫書、講課又能開拖拉機、插秧、打場、蓋房、燒磚，從他們朝氣蓬勃，頂天立地的精神面貌，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多么的符合人才成長的客觀規律。
知識分子因為有知識，所以就應該比較能夠正確的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就能夠正確地選擇自己人生的道路，這條道路也許是坎坷而艱難的，但是因為它是正確的，就值得我們去追求。既然我們下定了決心，要改造這不合理的舊社會，我們就有決心首先把自己改造成新社會需要的人，而毛主席的知識分子政策正是為我們創造了這樣的條件，有什么不好呢?!
唯一遺憾的是那樣一些人。他們不是戰犯，我們可以對之進行強制的改造，這種改造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們也不想要跟著黨走上一條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人生唯一正確的道路。他們抱著舊中國灌輸給他們的知識大雜燴不放，
他們長著舊中國的腦袋，又身在新中國。新中國的國家利益要求他們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創造了種種條件來幫助他們，但是他們始終本能的抵制著，一直活到了今天——他們認為的春天。這就是今天中國的“古董文人”如李銳、辛子陵、杜導正、季羨林(已經帶著花崗腦袋走了)這樣的人。解放以來我們只有對他們的改造是失敗的。至今它們還散發著舊世界的腐臭之氣，毒害著今天的青年。
總結以上毛主席改造舊中國、改造舊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經驗。創造一個無產階級政治領導的革命集體環境是一個根本條件。
今天從全國的范圍來看，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社會大多數人能夠產生大公無私的精神面貌的物質基礎。在私有制唯利是圖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少數人也許可能做到，但是大多數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所有制生產關系可以直接決定人的思想意識。從這里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新中國一經成立就要迫切地進行所有制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因此今天社會上所有道德被壞的問題，都是與“唯利是圖”的私有制的恢復分不開的。不解決社會經濟私有制的泛濫，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就只能在困難中跋涉，甚至變成一句空話。人的思想意識不可能不受經濟物質的支配。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醫療衛生、學校教育，這些屬于上層建筑的部門，他們的性質本來就是由經濟基礎來決定的。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工農業企業才是創造社會價值的生產單位。他們為全社會創造的財富支持和維持了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的一切需要，包括醫院和學校。因此理所當然的醫院和學校應當由社會主義的當家人——國家財政部來撥款建設，維持日常開支，為全體勞動人民服務。全民的公費醫療和免費教育，就是在這樣的理論和實踐中在毛澤東時代實現的。現在官員的貪污己經上升到了億元的級別了。國家如果把大量的收入，用來養活社會主義整個社會;如果這些錢，從年初就從國家財政撥到基層單位，政府官員哪里還會有這么多錢用來貪污呢?!基層單位按照國家分配的經費，量入為出，勤儉度日，也不會產生貪污;讓作為上層建筑的教育、醫療直接去賺錢，就是這些單位集體腐敗的開始，難道事實不正是這樣嗎?這樣的社會實踐中，怎么還談得上人的思想的社會主義改造呢!
毛主席說：“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
改革開放已經35年，也已經到了需要認真總結的時候了。如果我們承認自己還是無產階級革命者，“而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1963年5月)，我們就應該讓我們的思想來一個新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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