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的酒吧、厚重的家具、白襯衫配黑領帶的酒保——籠罩在發霉似的、皮諾切特時代氣息中的賓館充斥著生意人。但是當得知我和朋友們要去參加學生游行時，酒保們為我們切了些檸檬放在塑料杯中，還往里面撒了些鹽。萬一碰上催淚瓦斯，你最好嚼些檸檬，這樣能減輕催淚瓦斯的傷害。他們一邊小心翼翼地微笑著，一邊告訴我們他們支持智利的學生運動，尤其是最耀眼的學生運動領導人卡米拉•巴列霍。一位酒保說道：“卡米拉很勇敢，”他一邊笑著一邊補充道，“Estábienbuenalamina”——“她很熱辣。”

　　23歲的智利大學學生聯盟主席(FECH)卡米拉•巴列霍仿佛波提切利畫筆下的美人(波提切利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畫家，畫風唯美，顏色鮮艷——譯者注)。穿有銀鼻環、學習地理的她是學生運動最耀眼的領袖。這場運動癱瘓了智利全國，并打破了智利是拉美地區政治和經濟上最成功典范的幻象。而11月周三下午的這場游行將是自6月以來第42場游行。

　　在智利的嚴冬里，全國的大學生和高中生組織罷課并占領校園建筑。這是自17年軍人獨裁統治末期以來智利發生的最大規模的抗議運動。1973年，軍方推翻了拉美第一位民選的馬克思主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學生們的不滿在中東以及祖迪科公園他們的同齡人那兒得到了回音。智利或許是拉美地區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但也是全世界財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相應與此，智利的大學教育在世界也算最昂貴的了：人均年工資8500美元，一年學費卻是3400美元。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的右翼政府陷入了沒完沒了的危機。受教于哈佛并且作為智利最大信用卡集團“班卡德”(Bancard)創始人的皮涅拉是皮諾切特倒臺后第一位右翼總統。他承諾要以一種新的方式來管理智利及其經濟——作為一名商人，他的億萬家產不是來源于礦業或制造業，而是來自于投資。學生運動表明，皮涅拉的方式不過就是商業操作模式——如果皮諾切特在80年代完全廢除了公共教育，那么他的后繼者當然不會把它恢復起來。

　　只有40%的智利兒童能在公共學校接受免費的中學教育;其余的人則要么爭取助學貸款，要么在私人學校就學。為了支付大學學費，大部分學生都負有銀行貸款，這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帶來了多年的債務。皮涅拉將教育稱為“消費商品”，并以此維護智利的教育體制。巴列霍則反駁稱，教育是人的基本權利，而“三十多年來”，大公司們在千萬青年和智利家庭的夢想與企盼中投機倒把，攫取財富。2010年10月援救礦工后，皮涅拉的支持率一直穩固堅挺，但在九月份，卻跌倒了22%，成為現代智利史上最低的總統支持率，而學生運動在全國獲得了72%的支持率。

　　對于這些學生游行中樂趣叢生的、嘉年華式的瘋狂，我早有耳聞：成千上萬人攪和著圣地亞哥的大街小巷，人們穿著各色衣服，帶著各種標志，在樂隊的伴奏下嬉笑怒罵。當預定的游行日下起凍雨時，布滿街面的抗議者便舉行了所謂“雨傘游行”。古怪的“遭遇”和快閃族的行為吸引了國際關注。學生們在總統府拉莫內達宮外進行了1800秒(30分鐘)的接吻抗議(Kiss-in)，以表示公共教育資金需要18億美元。除此之外，1800名學生還圍繞總統府晝夜不斷地輪班慢跑;抗議者裝扮成僵尸的模樣，跳著驚悚的舞蹈;用推特發起的敲鍋打鐵運動(cacerolazos，智利傳統的抗議方式，起源于阿連德時期——譯者注)蜂擁成金屬昆蟲盛宴。

　　這場游行于傍晚六點半從意大利廣場出發，橫穿巴斯塔曼特公園(BustamantePark)。這是一場相對來講規模較小的游行(官方統計是7000人;非官方統計是15000人)，但也是很難對付的。身著橄欖綠制服的騎警直挺挺地一字排開，站在廣場邊沿。裝甲高壓水槍和窗口裝著鐵柵欄的運兵車停在附近。抗議者舉著印有學校名稱的旗幟，游行的樂隊則有著吉他手和鼓手。大多數游行者是學生，但是我也見到了各個年齡段的人。我想瞅瞅巴列霍，卻沒找著她人。街頭的流浪狗一般會跑在游行大部隊的前面。跟我一起來的朋友是作家兼記者拉斐爾•古穆西奧(RafaelGumucio)，他告訴我說，學生領袖巴列霍就在我們身后在年輕護衛的保護下走著，中學生抗議者們則叫喊道，“我的寶貝!”“臉譜上加我好友!”

　　氣氛是輕松活潑的，仿佛我們是在美好的夏夜去野餐。穿著隨意的青年人倚靠著一座被占領的中學的窗戶，一邊喊叫，一邊揮舞手臂。當另一隊人拔掉一家電視攝影團隊的電纜時，我的朋友、《診所》的創辦人特里西奧•費爾南德斯(大家都叫他“帕托”)喊叫著讓大家平靜下來。我敢說，即使是看上去如此和平的游行也非常可能變成暴力。為了打消人們對學生的支持，政府發言人和保守媒體將抗議者描繪為無法無天的激進分子。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戴面巾的人(encapuchados)，他們用面巾包裹起臉龐，向警察投擲棍棒和莫洛托夫雞尾酒。學生們堅稱那些最積極的戴面巾的人是從運動之外混進來的，而且至少有些還是滲透進來的，企圖激起警察的反擊。

　　游行快結束的時候，大約一打帶頭巾的人仿佛信號一般出現了，他們用青年人的舞步跳到大街上，向等在大街盡頭的配有防暴盾牌的警察投擲棍棒和瓶子。人們開始取出自己的檸檬。一位身著連衣裙的漂亮姑娘坐在路邊，紅色的面巾包裹著嘴巴和鼻子。沒人顯得焦慮不安。(這些游行常常以逮捕和學生被送醫而告終，但是迄今為止只有一位16歲的男孩被警察的子彈打死。)一輛裝甲車從水槍(水槍被叫做guanaco，一種安第斯山脈能夠噴水的長得像駱駝的動物)往四周噴水，圍著帶面巾的人打圈。帕托和我退到公園里，在那里的樹間晃悠著數千游行者。被稱為“臭鼬”的越野車開始往公園里放出催淚瓦斯。人群涌向另一面，一輛噴水車從那里駛來，圍著我們打轉。我抬頭看到了朝我們噴水的帶著頭盔的警察冷漠的臉龐。人們驚慌失措，紛紛往樹下擠，有的人滑進了泥濘的草地。帕托和我往南跑，結果遇上了另一輛噴水車。我們幾千人被這輛噴水車鉗制住了。我全身濕透，身上和眼睛里火辣辣的，幾乎不能呼吸。我沖跑著，試圖站起來，但還是倒下了。我的額頭受傷流血。我站起來跑到右邊去。裝甲警察揮舞警棍，沖向人群。我一面跑著，一面聽到身后的尖叫聲。

　　帕托和我在房客的允許下，躲在了一幢公寓的門后。臭鼬滿街飛奔，找尋四散的目標來噴瓦斯。警察抓回逃跑的游行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輕人，或者把他們摁倒在地，或者把他們推進警車。一位從人行道上向我們喊叫著出來戰斗的胖姑娘立刻就被逮捕了。我在門邊用自己的iphone拍照，但是催淚瓦斯讓我撤回了走廊。我的臉和眼睛可笑地腫了起來，皮膚發著燙。

　　抗議運動最開始的時候，學生占領了智利大學主要行政辦公室所在的主樓，警察向學生放出催淚瓦斯，教授們最初在樓里集合起來，不讓任何人出去。但最終還是溫和下來。“他們讓我們出去，”巴列霍事后說道，“然后就直接攻擊我們。”在隨后的一次對抗中，巴列霍對《衛報》記者說：“我全身發燙。太野蠻了。”

　　我回到賓館后洗了個澡，但皮膚還是發燙，就像被凝固汽油彈點著了一般。從水槍里噴出的是些什么東西?幾天后，我穿著衣服，手臂仍然隱隱作痛。

　　十一月份，學生抗議運動迫使兩任教育部長辭職，并使得國會將教育改革列為頭等議案。這很大部分要歸功于巴列霍非凡的領導力和捕捉公共形象的天賦。2010年10月，那時正值“智大學聯”(FECH)大選，很少有人意識到風暴迫近，更沒人聽說過卡米拉•巴列霍。巴列霍和其他四位同學制作了一段視頻“左翼學生”。他們坐在大學校園的草坪上，配著搖滾樂，明確表達運動的立場，而巴列霍則像參加拼字比賽一樣迅速吐出記下的句子。在他們理想主義的口號和承諾——“大學應該成為社會變革的發動機”——的下面是更加重要的內容。教育不只是學生的事情，它還是智利社會問題的表征。

　　抗議運動開始幾個月后，皮涅拉總統在拉莫內達宮的臺階上發表講話：“我們希望像教育、醫療以及其它領域全都變得免費起來，但是當一切都免費的時候，生活中就不會有免費的東西了。總還是要有一些人掏錢的。”

　　“當然得有人掏錢，”巴列霍反駁道，“但絕沒有理由讓家庭負擔其中的80%到100%。”為什么不是國家——通過向大企業征稅，資源的國有化以及減少軍事開支——來負擔?當另一場游行以暴力告終時，巴列霍和她的同伴們搜集起數百個催淚瓦斯的彈殼送到總統府去。“這些催淚彈值5000多萬比索，”巴列霍稱。她還說，這些錢本可以用在教育上。學生們在總統府外將彈殼擺成和平的標志，而巴列霍則蹲坐在中央。這個畫面傳遍了全世界。

　　2011年底，巴列霍作為代表這一年全球政治抗議運動的典型人物成為德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她還被智利的全國性媒體和《衛報》評選為“年度人物”。巴列霍的推特賬號有超過四十萬的追隨者。流行歌星們都向她獻殷勤。(弗朗茨•費爾南多的頭面歌手在推特中寫道：“卡米拉•巴列霍，我為你瘋狂。”)

　　“他們把她變成了可能難負其名的符號，”小說家亞歷杭德羅•桑布拉(AlejandroZambra)說，“結果她做的比這還好。”他解釋說，巴列霍沉著的自信，鄰家姑娘式的舉止以及漂亮的臉蛋贏得了全智利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家庭的贊同和信任。不久，巴列霍幾乎每天晚上都出現于電視新聞和政治脫口秀中。而且當人們傾聽她的看法時，發現自己完全贊同她。憑什么讓智利人二十多年來被迫忍受毫無信譽的獨裁者施行的不公平的教育體制?

　　去年十一月，仍被學生占領的智利大學主樓被嘲諷當政者的招貼畫、涂鴉和卡通裝飾一新。一面紅旗上用大寫字母寫著：“斗爭是全社會的斗爭。為所有人解放教育。”一些人給智大創建人的塑像戴上了面巾。在一面墻上是真人大小的蘭波(Rimbaud)照片的復制品，旁邊用加粗的黑體字摘錄了《啟明》中話：“我的同伴們。乞討的姑娘，畸形的孩子。帶著你那不可能的聲音加入我們。你的聲音!只歌頌這卑鄙的絕望!”

　　變化悄然降臨。隨著學年接近尾聲，許多人變得焦躁起來，運動面臨危機。幾周前，智利大學的學生投票重新規劃了學期。學期被延長，三個月的假期也被砍掉了一半?，F在，巴列霍智大學聯主席的任期也結束了。運動的另一位杰出領袖，來自著名的天主教大學的左翼分子希奧爾希奧•雅克松(GiorgioJackson)也結束了他的任期。新一屆學生會選舉開始了。

　　在智利，智大學聯的選舉是一件大事。學聯在政府中沒有官方職務。但是智利大學常常會影響到全國政治生態，尤其是在前皮諾切特時代：20世紀智利的三位總統，也是20世紀的全部總統都是從智大畢業的，其中就包括阿連德。像阿連德一樣，許多人都曾是智大學聯主席。為了削弱智大的影響，皮諾切特政府削減智大預算，關閉了許多院系，將圣地亞哥之外的分校劃歸地方自治，并在財政上扶持天主教大學，以為精英學生提供新的選擇。

　　這次競選有著尖銳的辯論、集會以及電視秀。一共有九名候選人，他們大多和這樣的邊緣政黨有著聯系：這些政黨和組織有著長期的地下學生運動的歷史。一些人可能和右翼執政黨有關聯。只有作為共青團員的巴列霍毫不避諱自己和共產黨的聯系。學生運動走到了十字路口。運動從政府那贏得了一些讓步，但是學生們依然沮喪，因為他們的主要的訴求——恢復免費教育，從小學和中學中撤出市政以及私人團體——并沒有得到滿足。巴列霍的支持者稱，要實現這一點的最好的方法便是給巴列霍第二個任期。但是沒人敢保證新的學年會發生什么——運動會是變得更加激進和暴力，還是會瓦解凈盡?

　　在主樓俯瞰一所精致庭院的露天陽臺上，學生們在地板上展開20英尺的白色橫幅，邊上是打開的顏料罐。學生們在為“Luchar”(意為“斗爭”)作競選廣告。Luchar慣常被媒體不準確地描述為無政府主義者。只有一面橫幅完成了。兩個姑娘垂下頭，睡著了。后來，九位候選人的橫幅都掛上了大學建筑的墻上，仿佛是船舶的售賣廣告。

　　下午的集會滿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他們認真聽著發言者的講話。講話的人最近領導了一次阿根廷的占領工廠活動。他的講話時不時地變成繞口令一樣的調調。這很難不讓人想起1973年他們的那些同志。羅貝托•波拉尼奧的小說《遙遠的星星》(DistantStar)的敘述者這樣描述他們：他們的言談中充滿著“得自馬克思和魔術師曼得雷(MandraketheMagician，著名超級英雄漫畫——譯者注)的俚語和行話”，他們的革命夢想將最終要么走向折磨人的地牢和監獄，要么走向磨人的流亡和苦澀的猜想——一代人的故事。

　　相似的論調也存在于學生運動的批評者中。“智利大學是革命的先鋒，”智利大學工業工程教授帕特里西奧•梅勒(PatricioMeller)在《水星》(ElMercurio)中這樣寫道，“我們都看過那部電影，我們知道它會有怎樣結局。”但梅勒的悲觀主義或許正好忽視了智利的現實狀況。這是第一代沒有獨裁記憶的人。在墨西哥雜志《豹》(Gatopardo)上刊登的希奧爾希奧•雅克松簡介中，拉斐爾•古穆西奧問這位學生領袖：“對你來說，獨裁意味著什么?”雅克松回答道：“不意味著什么，我是1987年出生的。”讓古穆西奧和許多其他人吃驚的是，這場運動在實用主義地致力教育改革時保留的革命修辭。“父子角色的激烈變化或許是這場動員全智利的學生抗議運動的原因，”古穆西奧寫道，“因為在智利，父親們總是虛無主義者，總是自殺者，總是沉默、沮喪的人，而他們的孩子們則是改革者，現實關注者和策略家。”

　　十一月末一個周一的晚上，我在公共管理學院參加了智大學聯的一場競選辯論。巴列霍站在一小群支持者中間，等待著自己的發言。我注意到其他人都讓著她，她的占據了大部分時間的發言把大家都逗笑了。她兩眼放光，而她的微笑有時會變得肆無忌憚。后來，希奧爾希奧•雅克松告訴我巴列霍開的玩笑異常的“粗俗”(salty)。有多粗俗?我問道;但是他沒回答。巴列霍用鐵的紀律護衛著自己的私生活，那些和她長時間相處的人(包括一些她的敵手)都毫無例外地被防備著。對巴列霍私生活的知之甚少引起了人們小報式的興趣。一些人貼出的巴列霍在海灘上穿著比基尼的照片就像病毒般流散開來。人們錯誤的以為巴列霍和帥氣的雅克松之間有著童話般的羅曼蒂克，這甚至讓雅克松交往很久的女友嫉妒起來。事實上，巴列霍有一個穩定的男朋友——一名在少年時便移民智利的古巴人。他身材高大，長滿胡須，兩眼包含深情。我最開始還以為他是她的保鏢。

　　巴列霍并不情愿將自己推向前臺，之所以這樣做，部分是有策略上的考量——她注定要給人運動的女發言人的印象，但是她也僅是千百人中的普通一員。當然，她還有其他原因。八月，一個低級政府公務員TatianaAcuña在推特上寫道：“干掉那個婊子，就能解決問題了。”這讓人想起了皮諾切特在1973年政變時說的聲名狼藉的話。那次政變中，面對軍隊襲擊拉莫內達宮，阿連德自殺了。大家都明白這條推特是針對巴列霍的，而Acuña也由此被解雇。當月，巴列霍還收到了死亡威脅，最高法院要求警察保護她。后來有人把她的住址貼到了推特上，巴列霍的父母堅稱，為了她的安全，巴列霍從家里搬走了。

　　那個星期，由于選舉需要，巴列霍更難像以前一樣和個別人面對面的交談。但是，我在一條遍布汽車配件店和五金店的街上找到了她的父親雷納爾多。他和妻子開了家小店，賣空調、取暖器。我們在一家咖啡館聊了會兒。雷納爾多長得敦實，有著一頭金發和一雙憂郁的藍眼睛。他曾在1982年一部廣受歡迎的智利肥皂劇中擔任主演。他也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參加了一家巡演全國的政治劇團，常常為銅礦工人表演節目。小女兒卡米拉伴他左右。在卡米拉的童年時期，一家人基本是生活在佛羅里達，一個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混居的社區。她上的是一所非官方的學校ColegioRaimapu。這所學校專門為反皮諾切特的家長們的孩子提供教育(無論是雷納爾多還是他的妻子都沒有進過監獄)。他告訴我說，巴列霍熱愛藝術和繪畫，最初申請的是智利大學的劇院設計專業。少女時期，她就加入了共青團。雷納多爾希望能在家里見到巴列霍。爾后，話題便轉到了選舉上，他說：“我們共產黨員對失敗已經習慣了。我告訴過卡米拉，除非認識到會失去什么，否則就不會成為一名真正的領導人。”

　　在智大學聯的選舉中，巴列霍的對手們拿她和智利共產黨的關系說事。他們指責她——雖然絕不可能是她一個人單獨作出決策——領導運動和中左翼的民主聯盟(智利最大反對黨——譯者注)的傳統政客們進行談判。除皮涅拉之外，所有的后皮諾切特時代的智利領導人都是來自于民主聯盟，這帶來了什么變化嗎?十一月，包括巴列霍和希奧爾希奧•雅克松在內的學生領袖們前往位于海濱城市瓦爾帕萊索的國會，與一些聯盟政客就教育預算問題進行來對話，但最終僅僅取得了微小的成果。智利獨特的雙重選舉制度保證了國會兩院中聯盟和右翼智利同盟的密切聯系。許多人認為，這使得任何一種結構性的改革在智利都幾乎是不可能的。

　　她的許多批評者從左邊批評她的領導太過信任體制。她的主要對手加夫列爾•博里克(GabrielBoric)談論著要在體制外活動，要致力于徹底變革智利的政治結構。“本質上來講，是1%的經濟精英控制了智利，他們拒絕進行稅制改革，”博里克的助手弗朗西斯科•菲格羅亞(FranciscoFigueroa)有一天晚上這樣跟我說，“我們必須為變革創造巨大的社會基石，因為僅僅召集集會和新的大會是不夠的。”

　　周五晚上，共產黨在一家厄瓜多爾餐廳為巴列霍舉行了一次籌款會。我應邀參加了這次籌款會。戶外和屋內擠滿了老共產黨員(這些人經歷了智利共產主義漫長且充滿失敗的征程)和共青團員，其中包括共青團總書記，黑頭發、大眼睛的卡洛爾•卡里奧拉(人們常常爭論卡米拉和卡洛爾，誰更漂亮)。在這些人中間是黨的前任總書記吉列爾莫•提列爾(GuillermoTeillier)，他蹲過皮諾切特的監獄，現在是國會議員。年輕人看上去嬉皮摩登，而年紀大的則是嚴厲沉悶，讓人想起了舊式的蘇聯共產主義。

　　大家都想和黨的最耀眼的人物、黨的未來合影。我也站在一位高大健碩的共產黨員和巴列霍中間合了張影，然后便和年輕人坐到一起，后來被拉到了榮譽桌。巴列霍坐在另一端。飯桌上的談話讓我想起了幾年前在尼加拉瓜的一次對談。那時，桑地諾主義者熱誠地告訴我他們有多么溫和，他們多么地相信民主、混合所有制的市場經濟以及等等。我可不想重復這樣的談話。老共產黨員用水替代了酒——第一撥酒在屋里，但是我們得付錢——而且看上去是惡狠狠地?；蛟S是因為他們把錢都捐給了巴列霍的競選活動。我為這一桌點了兩瓶酒，喝了起來。

　　考慮到人們對她和共產黨之間關聯的批評，將自己世界的這一部分展示給我，巴列霍未免太過粗心。就像博里克和其他學生領袖，她公開支持拉美近幾年的左翼總統浪潮，包括巴西的盧拉和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但在接受關于古巴和委內瑞拉的訪談時，她常常顯得有些躊躇。她先指責導致古巴缺少國際貿易的美國封鎖，接著又會變得不耐煩。“只是因為我是共產黨員，我并不是完全支持古巴政權的。”她曾對一位訪問者說。

　　我曾透過一位年輕的政治評論員希望能夠安排采訪巴列霍，他告訴我可以明天在智利大學經濟學院采訪她。后來，我看看四周，看到巴列霍正疲憊地吻著她的男友。

　　第二天，智大學聯候選人舉行了一次戶外展覽會，每位候選人都提供了食品和飲料，巴列霍和我終于在野餐桌旁坐下交談。她強調說，自己和對手博里克都有著相同的目標，是“一邊的人”：尋求更加廣泛的參與民主和更加強大的國家。在一次辯論中，她稱自己的對手是“彌賽亞主義者”，并指出和“所有的結構”對話是很重要的。她現在詳盡闡述這一點。博里克集團“沿著自己的路線走，但那是幼稚的：因為聯盟去年就這樣做過，我們不能和他們合作，”她說道，“但是我們必須向聯盟施壓，讓它更多地站在我們這邊，而不是和右翼勾結。”她那溫柔、堅定的話語有著音樂般的優美。談到國會策略，她是清楚而且精明的。她提到政府對教育預算進行了更進一步的私有化，現在學生們要能夠說服聯盟棄權。“這不是勝利，但這至少表明了立場。這是聯盟第一次沒有叛賣學生。”當她說著的時候，眼神平靜而堅定。

　　中學運動比起大學運動更加缺乏組織性，也更難駕馭。高中被少年占領，而對教育制度的不平等和教育支出大失所望的家長們常常支持學生，甚至還舉行罷工。學生們也得多上一年學以補上落下的課程。一些學生住家里，其他人則連續幾個月住在學校里。我聽人們說，如果大學生的要求不被滿足的話，他們的后輩——現在的高中生——會變得更加不妥協、更加暴力。

　　一天下午，小說家亞歷杭德羅•桑布拉和我一起來到智利最著名的公立中學NationalInstitute，那里已被占領了六個月。這所中學建于1813年，為全國最聰明的學生進入智利大學和天主教大學做準備。

　　當我到那兒時，教室里的椅子都被用來堵門了，這是智利所有被占領的中學的標志。我們在門口會見了校學生團體主席何塞•索托(JoséSoto)。他是個有著嚴肅氣質的高個少年。他穿著學校制服，灰色褲子和帶有學校徽章的水手裝。索托不想讓我們進去。家長們來了，他們穿過前廳，給占領學校的孩子們帶來了食物。一位接近老年的婦女走近并擁抱了桑布拉。她是位文學教授;在20年前，桑布拉是她的學生。她勸說索托跟我們談談。

　　后來，桑布拉描述索托是“書呆子和革命者的完美結合體。”索托說自己想在大學學歷史。學生們投票決定占領學校的那天，他們聚在校園里，站在俯瞰校園的走廊里聆聽演講，索托驕傲地說，那就像“古希臘的民主。”他最后決定讓我們繞著學校走走，并讓一名靈巧的、看上去很快活的15歲男孩克勞迪奧領著我們。這次訪問打動了桑布拉。我們穿過院子時，他立刻記起了四十場足球賽的混亂和偷球的惡棍。他上學的時候是獨裁時期，他說那時的教育是軍事化且不講理的。“一個十二歲的男孩仍然可以在那兒經歷到社會差異。”如果學校的學生有幸待在這兒——他們干嘛抗議?桑布拉和克勞迪奧都認為，如果智利有著合格的公共教育，那么NationalInstitute這種學校就沒有必要存在了。“我應該能在離家更近的地方上到好學校，”克勞迪奧說道，“我們不是為我們自己而斗爭，而是為了所有人和我們未來的孩子而斗爭。”他已經在學校里住了六個月。他并不認為，占領結束后，會很輕松地重新在家住下;他說他已然放棄了這樣的習慣。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曾聽說少年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學校里的所有學生——占領了NationalInstitute并且制造了危險的“蠅王”氣氛。桑布拉問克勞迪奧，無政府主義者的女朋友是不是都過過夜，是不是有烈酒和毒品?克勞迪奧非常不爽地聳了聳肩;他不想談這些東西。最后，“好”學生反抗了，并且在家長和老師的幫助下趕走了無政府主義者?？藙诘蠆W說，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用刀子頂著他的肚子，并且告訴他新學年要干掉他。當我問克勞迪奧是否害怕時，他平靜地答道：“害怕。”在墻上有一塊匾刻著三十位被獨裁政府殺害的校友和十七位在該校就學過的智利總統，其中就包括阿連德。這塊匾已經被刷上了無政府主義者的標志，克勞迪奧厭惡地指給我們看，并說道：“他們根本不尊重這所學校所代表的東西。”

　　在智大學聯選舉的第一天，巴列霍領先博里克200票。但第二天直到拂曉計票完成后，博里克以189票勝出。照片給人們展示出愉快的博里克站在懊惱的巴列霍身旁。盡管她獲得的個人選票比誰都要多，但是巴列霍現在只能是副主席了。

　　圣誕節前幾天，學生代表大會結束了對智大主樓的占領，同時高中生也結束了對NationalInstitute的占領，但仍然有70所高中被學生占領。放假的幾個月里，博里克通過推特持續更新他的活動和想法。雅克松宣稱他正在為激進改革組織“進步民主”運動。但是巴列霍依然是學生運動的招牌，她每一條聲明都會成為新聞。巴列霍放出消息，她可能參與競選國會議員。但是沒人確定三月份新學期開始后，會發生什么。

　　三月帶來的是驚喜。大學新學年(智利是在南半球，所以三月份新學年——譯者注)還沒開始的時候，抗議運動就在許多城市展開，其中有卡拉馬(Calama)、蓬塔阿雷納斯(PuertoArenas)和南部漁港PuertoAysén。在PuertoAisén，由當地公立大學學生和漁民以及其他人發起的運動最為火熱?？棺h運動還涉及了包括大公司掠奪自然資源、民眾缺乏代表在內的當地社會問題。特別警察部隊飛往Aysén，為社會媒體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野蠻行徑的照片，這讓人越來越覺得當地政府在“把社會需求非法化。”(一位觀察家這樣寫道)

　　3月15日，舉行了大學新學年的第一場抗議活動，這次活動旨在對中學生表示支持。它的規模相對比較小，而且以暴力結束。當警察突襲智大學聯總部時，博里克不僅被噴了催淚瓦斯，還被警察拳腳相向。巴列霍沒有參加那次集會。她之所以沒有參加，據說是為了不讓自己影響到后繼者的首次亮相。許多人注意到，博里克并不能像巴列霍那樣吸引大眾目光，也許永遠不能。

　　希奧爾希奧•雅克松跟這兩位學生領袖都很熟。他告訴我博里克的困境比較“麻煩”(unfair)，但也不可避免。他說博里克“家境非常富裕，而這也使他更加難和一般人民聯系起來。他是學法律的，如果你用他那種繁復的方式講話，有時是很難讓群眾接受的。卡米拉用的是簡單的話語，直截了當，這些使得一般人民能聽懂她的話。”

　　在三月份重新來到智利時，我發現很多智利人，無論男女，都對卡米拉贊譽有加。這使我非常吃驚。她在全國范圍內的政治資本和政治實力看來只增不減。巴列霍接受一位共產黨礦工領袖的邀請去銅礦城市卡拉馬參加了一次游行，這激起了一陣公眾評論。一位“同盟”政客說道：“她和卡馬拉一點關系都沒有••••••只是想在媒體面前顯擺而已。”另一條推特留言則是：“她繼續著自己的公共運動和時尚秀，我沒覺得有啥不好。我只要安全部門別弄糟她的裙子或者頭發。”皮涅拉的發言人AndrésChadwick嘲諷她去那兒只是“為了上鏡頭”。

　　巴列霍和雅克松不僅僅是學生領袖，他們還都成了全國性的人物。沒人敢否認他們實際實力有所增強。如果學生和Aysén那樣的起義運動合流的話，新的強大的社會基石將不是夢想。三月份的民調顯示，有85%的人支持學生的要求，但是皮涅拉政府那邊看不到任何明顯的讓步。

　　雅克松告訴我運動的目標是影響2013年的總統和國會選舉。同時，他說，新一代學運領導班子要避免帶面巾的人參和進來，這會給政府口實，指責運動只是鼓動暴力，這樣一來政府就能夠打壓游行了。他還說，游行必須仔細規劃，以免讓人們陷入一團糟。如果游行規模比較小，那么就會有50來個帶面巾的人，但是如果是幾萬人和平游行的話，他們就會變得像小丑一般了。

　　雅克松的組織里現在有3500人，都是志愿者。他說，除非發生特殊情況，或者是面臨深刻變革，否則他不會競選國會議員。他認為，創造認同改革的國會多數需要耗費數年耐心的政治工作。當我們的談話結束后，穿著T恤和有點臟的百慕大短褲的雅克松奔入夏末的陽光，參加智大足球賽的年度選拔。路邊上，一位穿著漂亮衣服的婦女問我那是不是學生領袖。“我想向他致敬，”她說道，“當我還是姑娘的時候”——那時皮諾切特還沒上臺——“我接受免費的教育，我覺得沒有任何理由讓現在的學生上學交錢。”

　　幾天后的3月21日，我在Armas廣場的聲援Aysén起義的集會上碰到了巴列霍。她像朋友一般擁抱了我。我問她政客們對她的卡拉馬之行有何反應，她笑了笑。那些評論是“歧視婦女，并且顯得非常古怪，”她說他們是想“讓我們的領袖孤立于社會運動。但是運動無邊界，我們能去我們想去的任何地方，這是我們的權利。”她覺得學生運動不可避免地改變了智利。“他們恐懼萬分。但是只要這些狗崽子亂叫，”她輕輕一笑，“那就說明我們在前進，而且進展良好。”官場上擠滿了人，一位樂手聲嘶力竭地唱著政治歌曲。和我一起參加11月游行的帕托•費爾南德斯覺得警察會來攻擊這里，或許馬上就要來了。我們都不想再經歷上次那樣的事。于是便離開了，匆匆走過幾個街區，回到Clinic的飯館和酒吧。10分鐘后，正在露天暢飲的我們嗅到了空氣里催淚瓦斯的氣息。

　　2012年4月5日

　　譯者：sovietli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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