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通過分析發現，當前美國政府及精英階層均把科技競爭視為中美戰略博弈的焦點，而兩國前沿科技發展及競爭態勢則更是美方關注的重中之重。為落實以脫鉤為基本導向的科技政策，美對華科技政策內容從單點對高科技企業的封鎖制裁，擴大到涵蓋技術管控、交流阻斷、人才封鎖等多手段組合，且在政策設計上越來越精準。

美對華科技政策的基本導向是中美科技脫鉤‍

　　通過開源信息獲取方法我們發現，自2017年1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執政，到2021年5月拜登政府通過《無盡前沿法案》，美國會、政府及重要智庫共發布了450份對華政策文件和研究報告。這些文件與報告的主題呈現出兩種趨勢：

　　其一，除綜合性文件與報告107份之外，聚焦中國科技發展及中美科技競爭主題的共209份（含科技與經濟交叉、軍事與科技交叉）。相比較而言，以中國經濟發展及中美經濟關系為主題的共82份（含經濟與科技交叉），以中國軍事及中美軍事關系為主題的共99份（含軍事與科技交叉、軍事與政治交叉），以中國政治為主題的為49份（含軍事與政治交叉）。

　　其二，2017年至2021年，以中國科技發展及中美科技關系為主題的文件及報告占比呈現穩步上升趨勢。近幾年來，均占年度全部文件及報告總量一半以上（圖1）。

　　【圖1 聚焦中國科技及中美科技關系主題的文件與報告占比趨勢】

　　進一步利用詞頻統計、文本挖掘、TEXTRANK算法等價值抽取方法，對上述報告進行大數據分析，我們可以得出排名前50的關鍵詞。從詞頻統計看，除 “中美關系” “中國” “印太” 等中性詞匯之外，“華為” “人工智能” “創新” “技術” “冷戰”等，是上述報告的高頻熱詞。從關鍵詞平均權重看，除“國防部” “混合戰爭”等與軍事相關詞匯之外，與科技相關的“數據隱私” “人工智能” “工業基礎設施投資” “航天技術” “核力量”等是上述報告的關注重點。

　　這足以說明，當前美國政府及精英階層均把科技競爭視為中美戰略博弈的焦點，而兩國前沿科技發展及競爭態勢則更是美方關注的重中之重。

　　對報告內容進行較為深度的梳理后我們發現，美國對華科技領域基本政策傾向是：中國已動搖美科技領先地位成為美各界共識，在高科技產業以及基礎前沿技術領域的脫鉤已成為美重要選擇和現實做法；電子信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元器件、能源等成為美對我封鎖管制的重點領域，美在加速發展人工智能技術、高超聲速技術、生物技術、量子科技、先進計算等領域；通過多種途徑培養和吸引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高科技人才，仍是美政策關注重點；通過優化科技發展規劃、賦予創新管理機構更多資金和權限、加大基礎研究投資、強化聯盟合作等，是美強化其科技競爭力的主要手段，等等。

　　美國對中國科技快速發展可能威脅其霸權地位和國家安全與日俱增的恐懼，以及對中國科技快速發展原因是“依賴于從美國技術轉移”的誤判，加之中美之間原有的在社會制度、價值觀念等方面的結構性矛盾，構成了美國政府近年來制定對華科技政策的認知基礎，是美下決心推行以“脫鉤”（Decoupling）為基本導向的對華科技政策的深層次原因。

　　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考量，即美國把對中國的技術脫鉤，與其他經濟、金融、政治、軍事及文化手段一起，作為遏制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正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報告所指出，“技術供應鏈管控正成為實現政治目標的重要砝碼和工具”。為了美國國家利益，“即使付出較高昂的代價，中美之間在科技上一定程度的脫鉤不可避免”。

美對華科技政策內容及動向‍

　　為了落實以脫鉤為基本導向的科技政策，美對華科技政策內容從單點對高科技企業的封鎖制裁，擴大到涵蓋技術管控、交流阻斷、人才封鎖等多手段組合，且在政策設計上越來越精準。目的在于阻斷中國高科技尤其是前沿科技的研發根基、成長空間以及國際交流與合作渠道。

　　1. 重點管控前沿關鍵技術領域

　　2018年11月，美國商務部發布涉及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先進計算技術、數據分析技術等14項新興和前沿技術的對華出口管制框架②。為提高管控效果，徹底“封死”中國“獲取”高科技的可能性，2019年4月，美智庫大西洋理事會發表《利用國家技術與工業基礎委員會應對大國競爭：整合關系密切盟國的工業能力勢在必行》報告，鼓動美國政府拉攏盟友一道，對前沿關鍵技術可能出口或“泄露”到中國進行統一行動。2020年1月，特朗普政府發布限制人工智能軟件出口新規，應用于智能化傳感器、無人機和衛星的目標識別軟件都在限制范圍之內。2月，美推動42個加入《瓦森納協定》的國家擴大半導體對華出口管制范圍，旨在加強防備相關技術外流到中國。美國商務部也更新了《出口管制條例》，將“用于自動分析地理空間圖像的軟件”列入對華管制清單中，應用于智能化傳感器、無人機、衛星和其他自動化設備的目標識別軟件（無論軍用還是民用）都在限制范圍內。

　　2. 圍堵打壓中方高科技企業與機構

　　主要手段包括：第一，以國家安全風險為由，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方“敏感領域”尤其是人工智能、半導體、機器人、先進材料等“重大工業技術”領域的投資并購活動。2018年8月特朗普簽署《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重點審查27個核心高科技行業，法案規定美國商務部部長每兩年向國會提交有關“中國企業實體對美直接投資”的報告。法案還擴大了CFIUS的管轄范圍，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為涉及關鍵基礎設施、關鍵技術或敏感個人數據的“任何其他投資”，即包括中國公司小額持股、對初創企業的早期投資、與美國公司成立合資企業等非控制性的投資行為。第二，不定期將中國高科技企業或科研機構加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與清單中中國企業進行貿易往來，切斷中國高科技企業供應鏈，切斷我科研機構從國際上獲得正常科研資源的渠道。

　　3. 干擾阻斷中美人才培養與交流渠道

　　美國頻頻出臺干擾阻斷中美人才培養與交流渠道：第一，修訂中國留學生申請STEM專業的相關政策。2018年6月11日，美國實施新的簽證政策，對于計劃學習航空、機器人和先進制造業的中國留學生，簽證期限從以前的5年縮短為1年。

　　第二，加強對來自中國的申請赴美學習或進修學生與學者的審查。美方提出，凡正在為中國國防或安全部門直接或間接提供服務的，原則上一律予以拒簽；凡為中國國防或安全部門提供過服務的，必須主動予以明確說明或配合說明，否則予以拒簽。

　　第三，嚴格審查來自中國的學者和學生參與敏感項目的研究。按照項目的敏感度并結合資格審查，審慎決定來自中國的學者與學生準入參與科研項目。確保他們不從事美國政府（尤其是國防部）資助的敏感研究；對參與美國政府資助的一般研究（包括國家實驗室）加強事先資格審查及入職后提醒與監督；對參與美國高科技企業所屬實驗室工作的中國科研人員，進行專利及產權保護風險方面提示。

　　第四，暫時中止關鍵敏感領域的中國學者赴美學術交流。進一步嚴格審查申請赴美中國學者關鍵領域短期學術交流。宣布原給予中國部分學者10年期往返簽證無效。

　　第五，打擊為中國服務的所謂“工業間諜”。2018年11月，美國司法部發布“中國行動計劃”，對中國企業及“商業間諜行為”展開重點執法與調查活動。有資料表明，近年來，美國在調查的所謂經濟間諜和盜取商業機密的案件中，超過1/3的經濟間諜案的受益人被認為是中國的機構，這在外國政府和機構中排第一；而在多起涉及中國公民或者美籍華裔，有22%的被指控犯有間諜罪的最后都沒有被定罪。也就是說，超過1/5被起訴的可能是無辜的，這個數字是其他族裔遭指控后又被撤訴的案子的2倍。同時，在被定罪的華人中，獲得的刑期是犯有同類案件的其他族裔人的2倍。

　　第六，利用程序化甚至“模糊區域”問題打擊為中國提供技術的服務者。美國公開宣布，對利用在美國獲得的知識與技能為中國技術轉移提供服務者，必須嚴查其可能的違反保密或知識產權（專利權）協定行為。必要時，還要調查他的其他違法行為。2018年開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等機構聯合聯邦調查局等部門發動規模浩大、主要針對在美華人學者或與中國有關聯的美國學者的調查行動。與此同時，美國司法部先后以涉嫌虛假陳述、竊取高科技商業機密等五花八門的理由，起訴或逮捕了至少20余名中國籍或華裔專家。在這次規模浩大的行動中，并非只有華人學者遭受牽連，與中國有合作和關聯的歐美裔學者也難免遭殃。

　　第七，與盟友協調人才政策。2019年5月，美國國會推動通過法案，要求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即“五眼聯盟”國家），應與美國協調一致行動，以打擊中國通過留學生及學者交流渠道“有計劃的技術轉移戰略”。去年以來，澳大利亞、英國與日本，先后針對中國收緊了STEM專業的留學申請或時限。

　　4. 推動中國“不可信技術與資源”替代方案

　　2017年7月，特朗普總統簽署行政令，要求美國國防部“評估并強化美國制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及供應鏈彈性”。該行政令指示國防部長開展跨政府部門工作，評估美國制造業與國防工業基礎及供應鏈采辦來源的安全可靠性，尤其是要評估其依賴于中國“不可信技術與資源”的現狀及影響并提出替代方案建議。報告將中國列為美國制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的最大競爭者，指出美國制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極重”，由此影響到美國國家安全。報告認為，“中國除了主導著很多供應鏈上游的材料部門（比如礦業），還不斷將其主導地位擴展到下游的高附加值材料加工和相關的制造供應鏈中。美國的制造業和國防工業基礎擔心的領域包括各類日漸增加且應用廣泛的特種金屬、合金及其他材料，包括稀土和永磁體。中國還是軍需品和導彈中使用的許多重要含能材料的唯一供應商或主要供應商”。“中國的侵略性工業政策已經讓美國失去了很多有重要國防功能的能力，包括軍用太陽能電池、飛機平板顯示器以及稀土元素加工能力”。報告還提出，在印刷電路板及無人機技術領域，美國也正越來越依賴中國的供應。報告最后建議，美國除了在維持技術創新優勢方面進行更大投資之外，還必須“避免在供應上過分依賴中國”。必須“多樣化供應來源，包括再度工業化、擴大使用國防儲備項目、通過‘國家技術工業基礎’和類似的架構與盟友進行更緊密合作”。報告之外，國防部還專門給總統提交了一份關于依賴中國技術和資源細分目錄及如何進行有效替代的保密“行動方案”。

　　5. 打造孤立中國的新國際高科技市場聯盟

　　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名義聯合盟友遏制中國高科技企業在美、日、英、澳和新西蘭的市場擴張，干擾中國企業的正常經營。2018年以來美國多次以國家安全為借口，頻頻出手遏制華為等中國企業的發展；在美國的施壓下，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日本等美國的貿易伙伴國紛紛將華為、中興等企業排除出政府采購清單和5G網絡建設與服務招標名單，并以行政手段干預全球通訊服務市場。2019年5月，美國政府拉攏32個國家在捷克召開“布拉格5G安全大會”，聯合發布了“布拉格提案”，該提案從政策、安全、技術、經濟四個方面探討如何排除中國5G技術產品。2019年11月，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在泰國的“印度太平洋商業”論壇上宣布啟動“藍點網絡計劃”，該計劃是一個針對印太地區基礎設施項目的評估體系，涉及政府、社會團體和企業等多個部門，旨在通過打造新的基礎設施建設標準，抗衡“一帶一路”倡議。2020年5月，美國宣布將加入七國集團“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組織”，力圖以霸權力量主導構成不利于中國的全球人工智能管理規則，限制中國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發起七國集團（G7）加澳大利亞、韓國和印度的“D10俱樂部”（D10 Club），以減少對中國電信技術的依賴。2020年10月，美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提出通過多邊合作、數字聯盟等形式與北約、印度等建立國際聯盟，推廣美國標準和規則，形成對我人工智能的封鎖圍堵之勢。在美國政府的驅使下，英國改變對華為的態度，宣布將在2027年底前徹底清除其5G網絡中的華為設備。

　　6. 強化國家能力提高美國自身科技競爭力

　　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大幅度提高基礎科研經費，擬達到“冷戰”時期最高水平。2021年3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上任以來首場記者會時說，政府正在計劃“對美國工人和美國科學”進行巨額投資，以幫助確保美國在世界舞臺上，尤其是對中國的技術領導地位。美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門一致認同顯著增加科學技術研究的投資，準備將經費投入重新提高到20世紀60年代“阿波羅登月”計劃時期的最高水平。3月31日，拜登在匹茲堡公布了總額達2.25萬億美元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與就業計劃”，其中，投入科技研發的經費為1800億美元，以維持和強化美國的全球創新領導者地位。2021年4月8日，美參議院提出了“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要求拜登政府采取對華“戰略競爭”政策，以保護和促進美國“重要利益和價值觀”。針對“中國制造2025”計劃，法案還要求美國動用更多資金和資源，在核心科技領域阻止中國獲得領先地位。2021年5月13日，美國國會通過了由兩黨兩院四位議員提交的《無盡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s Act）（以下簡稱《提案》），提出采取新的措施確保美國到本世紀中葉繼續保持世界頭號科技強國位置。《提案》提出，在未來5年向國家科學基金會撥款1000億美元，用于10大關鍵領域的科技創新。

　　第二，改組國家科學基金會，加快基礎研究步伐。國家科學基金會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一個獨立機構，支持非醫學的科學和工程基礎研究和教育。2020財年度，國家科學基金會預算約為85億美元，約占美大學開展的所有聯邦政府支持的基礎研究的25％。2021年3月26日，在民主、共和兩黨支持下，美國眾議院提出的《授權2022—2026財年用于國家科學基金會及其他目的的撥款》報告，將國家科學基金會預算從目前85億美元提高到2026年的183億美元，增加1倍以上，以加快基礎研究的步伐。拜登政府“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與就業計劃”中，提出向國家科學基金會投資500億美元，成立新的技術理事會，專注于支持半導體、先進計算、先進通信技術、先進能源技術和生物技術等領域前沿創新。

　　第三，擬制定新產業政策，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美國看到了中國的崛起，也認識到美國對中國關鍵制造業和自然資源的依賴，加之新冠疫情加深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的預期，這些因素使美國對實施產業政策有了新的認識和“興趣”。拜登上任伊始頒布的第一個行政命令就是旨在加強所謂支持購買美國國貨的法案，要求聯邦政府從美國公司購買商品和服務。接著頒布了聯邦政府購買美國制造的清潔能源車輛的行政令，極大地促進了美國電動汽車行業發展。在全球半導體短缺以及新冠疫情期間，拜登還下令對美國供應鏈的脆弱性進行審查。“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提出增加經費，增強美半導體技術實力，以減少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此外，國會立法者正在考慮啟動其他“產業政策”，包括加快半導體、人工智能、機器人和生物制藥等產業發展的政策，以保持美國產業管理的先進性。《無盡前沿法案》也建議，商務部在未來5年內再批準100億美元，用于建設10～15個區域技術中心，將其打造成為“全球關鍵技術研究、開發和制造中心”。該《提案》正在接受審議，如果國會通過《提案》，將大大加快美科技產業化的進程。

　　可以看出，上述幾個具體政策內容從特朗普政府一直延續到新一屆美國政府，幾乎很少有變化。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上臺后，對特朗普時代科技政策進行了微調。微調方向是進一步增強與中國科技脫鉤的精準度，同時最大限度降低脫鉤對美國企業的影響。配合這一要求，早在拜登政府上臺前，2020年11月24日，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表《對中美技術競爭與脫鉤的把握》的報告。報告認為，下一屆美國政府在繼續出臺此類舉措前，“需評估這些政策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權衡安全與成本”。

　　報告認為，對中國的技術脫鉤給美國造成的風險主要來源于三方面：一是美國企業可能喪失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而被其他國家企業有機可乘，損害美企長期競爭力；二是中國可能通過加強自主研發，借機擺脫對美國產業的依賴，對此決策者應全面深入評估和預測中國的技術發展水平；三是中國也可能出臺出口管制舉措，如限制稀土出口。

　　因此，報告提出“分類脫鉤”的建議：美國在一些中國急需卻又無法實現自給的核心技術上堅決對中國進行脫鉤；而對于兩國水平相當的技術領域不宜進行脫鉤或出口管制，因為這無法阻擋中國使用該技術，“甚至可能使中國企業轉向國內供應商，達到適得其反的效果”。該報告的主張以及近期拜登及其團隊核心成員的言論可能預示：下一階段美國政府對我科技脫鉤可能更具有選擇性、精準性，會采取一種所謂“小院高墻”模式：即對中國開放部分兩國發展水平相當甚至中國部分領先的技術。但與此同時，圈定那些最為核心關鍵技術，對中國實現更為嚴密的封鎖。

以科技自立自強應對美對華科技脫鉤‍

　　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九大以來，國家未雨綢繆，針對美可能強制與中方進行科技脫鉤，提出了一系列應對策略。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明確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戰略支撐”，并寫入《“十四五”規劃綱要》。這也為更具針對性地反制美對中方以脫鉤為基本導向的科技政策，更加有效降低美強制與中方科技脫鉤帶來的負面影響，指明了方向，為此建議：

　　1. 進一步認清形勢，統一思想

　　一是在對美戰略意圖的判斷上，從最壞處著眼，不對美國抱有幻想。中美科技脫鉤不是美國政府與精英短期表態或政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方主動重啟中美科技界交流與合作。實際上，美國政府與精英把當前對中國的科技脫鉤，與對中國的全面打壓一樣，看成是復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爭，是兩種社會制度之爭，是維護“美國優先”還是主張人類命運共同體之爭。這種矛盾短期內是很難調和的。從拜登政府的表態來看，美國與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脫鉤，只會因領域細分而更精準，只會因聯合盟友而更有力。因此，我們必須拋棄幻想，真正把中國科技發展的基點放在自立自強上。

　　二是堅定科技自立自強認識。美國啟動與中國科技脫鉤之后，國家一再強調自主創新的重要性，但同樣有一批人仍無法認清形勢，持一些似是而非的錯誤觀點，對于中美科技脫鉤背景下中國堅持科技自立自強產生了不小的干擾影響，必須堅定認識。

　　三是以新型舉國體制在科技領域攻堅克難。新型舉國體制是應對中美科技脫鉤、提升中方科技創新能力水平與速度的必由之路。但新型舉國體制不是簡單重復當年蘇聯計劃經濟那一套。新型舉國體制不只是強調政府要發揮好在明確創新方向、布局基礎研發、聚焦創新資源、創新制度環境中的作用，同時還需要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國家科技機構與大學）發揮主力部隊作用，也需要民營科技力量發揮在應用研究中的生力軍作用，需要風險投資和企業發揮其在推進成果轉化中的主體作用，同時還需要應用市場“激勵相容”機制來調動科技創新鏈上各主體的積極性。

　　2. 努力推進“卡脖子”技術的國產替代工程，維護國家科技安全

　　在美強制對華進行科技脫鉤背景下，要如同提出“產業鏈安全”一樣，明確提出維護“科技安全”。

　　一是聚焦重點組織國家力量聚力攻關。特別是要把解決芯片與軟件這一“缺心少魂”問題當作新時代“兩彈一星”工程對待，使我國信息科技和人工智能科技進度不因與美脫鉤而遭受重創。中央政府要統一協調重大政策、重大計劃、重大項目，統一調動所需的人、財、物等創新資源，凝聚形成合力。目前在半導體領域，各地爭上馬，致使有限資源分散到成百上千個低水平中小項目。要下決心克服這一現象。建議由科技部與發改委統一規劃、統籌安排，按照遵循規律、聚焦重點、目標導向原則，由協調機制整合安排，不能七零八落。現階段，還可考慮仿效美國“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成功經驗，在科技部與工信部指導下，對半導體領域數十家研究機構和二百多家主要企業進行重組，實現資源共享、合理分工、優勢互補，打造全鏈條創新。

　　二是在關鍵技術領域進一步嘗試“換道超車”。美與中方強行科技脫鉤之后，為中方“模仿式”與“跟隨式”科技創新制造了阻礙。如果中方不去“主動變道”或者“換道超車”，中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差距只會越拉越大。因此，必須主動嘗試改變技術路線，突破傳統思維，“換道超車”。如硅基半導體我落后美國10年，但正如上世紀中葉，硅基半導體材料取代鍺基那樣，可以探索使用碳基等新型材料實現“換道超車”。再如，深紫外光源受制于人，使用超分辨方式有望實現換道，解決國內急需及“跟跑式”問題。

　　三是在市場應用中不斷完善與激勵自主可控技術。用好規模巨大的國內市場來支撐自主創新能力，發揮我國能夠定義產品和標準的市場優勢，通過進一步完善政府采購、首臺套政策、強制性標準等政策工具，以及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評估制度，擴大國產自主可控技術和產品的規模化應用。哪怕性能低一點，也要把自己的產品用起來，在應用中完善。當前，特別是要堅定不移推廣國產自主可控芯片與操作系統的替代，為其創造一個完整的創新生態。

　　3. 堅定不移對外開放，開拓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新渠道

　　應對美國強制與中方進行科技脫鉤，仍然不能關起門來搞創新，而是要吸取蘇聯“自立于國際主流科技發展潮流之外另搞一套”的歷史教訓，不斷開拓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的新渠道，以打破對美過度依賴的“單一來源”困局。

　　一是更加注重對歐洲以及其他國家的科技往來。盡管美國一再敦促其全球伙伴及其盟友跟進，一起打擊所謂“中國技術轉移戰略”，但收效并不如設想的那么明顯。因為在與中國對外科技交流與合作中，大多數國家享受到“雙贏”的好處，因此，并未對與中方在科技交流、合作與引進方面設置新障礙。與此同時，國際上一些體量雖小但科技實力非常強的國家，亦是拓展我科技交流合作的重點關注對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雖然整體科技實力并不是很強，但在不少關鍵領域亦有“一招鮮”，同樣應該予以重視。以半導體領域為例，按細分的32種技術產品，完全單一美國來源、美國占據完全壟斷地位的只有一種，其他均有國際替代供給商。針對受影響的科研儀器設備，短期內可以選擇歐洲或者日韓的供貨商，尋找多家供貨商同時聯系，避免核磁、質譜、電鏡等高端科研儀器發生因中美科技脫鉤而斷貨的情況。

　　二是利用開源創新解決中美技術脫鉤后我面臨的技術難題。當今時代，前沿科技尤其是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范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開源創新已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創新的一種基本范式。以互聯網領域為例，在互聯網從誕生到蓬勃發展的50年中，開源已成為技術自演化的基本需求，任何人為的封鎖均抵擋不住“碼農”們對互聯互通的渴望。這種開源生態以多樣性和交互創新為基礎，各種萬能鑰匙工具、黑客文化就是最好的證明。盡管美國意圖通過常規手段實現技術封鎖和關閉技術生態，但在新技術呈現泛在特點之時，反而將倒逼中國更快走向自主可控的開源創新和“雙循環”的相互促進，從而在創新生態的進化之路上實現對美國的趕超。中國要盡快利用網絡信息化時代的技術優勢，依托互聯網，建立自主可控的開源創客空間，自下而上、發動全球范圍內科技力量共同開展科學研究。這種組織模式，在美對中方進行科技封鎖，試圖去中國化、科技脫鉤的危境下，不僅能夠部分破解國家原始創新能力不足、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難題，還能破解我國科研自我循環、科研體系與國際主流割裂的困局，對于重塑國家科技創新生態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4. 善用市場優勢促進企業間合作，沖破政府間科技交流壁壘

　　資本具有天然的趨利本能。盡管中國對美具有相當程度的技術依賴性，但美對中方卻具有相當程度的市場依賴性。以半導體領域為例，美國約80％的行業收入來自對包括我國在內的出口市場的銷售，其中我國約占全球需求的23％。美強制對中方科技脫鉤行為，讓美高科技企業對我貿易設置重重壁壘，這一行為已經并將繼續降低美高科技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與利潤，包括微軟、高通等在內的美國公司都明確表示反對政府這一行為。這是中方可以趁勢做的一篇大文章。中方可繼續促進半導體領域企業間開放合作，既可繞開政府設置科技壁壘，還可通過市場伙伴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在部分美高科技企業支持下，2020年11月，波士頓咨詢（BCG）公司出臺了一份題為《對華貿易限制如何結束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領導地位》的報告。報告結論稱，“中美技術一旦脫鉤，將可能會導致美半導體行業全球市場份額下降18%，行業收入下降37%，研發支出減少60%，就業崗位減少12.4萬個，從而打破半導體行業良性創新循環，美國也將因此失去全球領導地位。這將可能導致短期內韓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半導體領先者。相反，從長遠來看，中國經過短期陣痛調整，可能最終取得行業領導地位”。報告敦促美新一屆政府重新評估對我技術脫鉤政策。而預期拜登政府受資本影響會較大。因此，通過目前在中國占有很大市場份額的美國及其他高科技企業，包括英特爾、博通、高通、臺積電、格羅方德對美政府持續施壓，有可能換來美放松部分封鎖空間。

　　5. 出臺更具競爭力的人才政策，吸引全球頂級科學家來華

　　戰略科學家及領軍科學家，是領域發展的牽頭人，不僅身懷絕技，且能組織攻關，是比科技本身更重要的資源。因此，在美強制與中方進行科技脫鉤大背景下，中國可以把注意力更多從獲得科技轉向獲得科學家。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直通車”機制，引進在美被打壓的中國籍或華裔科技人員，把美國對中方的人才封鎖轉化為中國引進人才的機會。由美國防部和情報部門推動的對在美中國籍或華裔科學人員的全面調查與打壓，已經引發了后者的恐懼。部分在美中國籍與華裔科學家，尤其是那些已遭受不公正調查或正遭受美方安全部門懷疑的科學家，已經被美方推到了只能“二選一”“選邊站”的境地，中方應該歡迎他們回到中國。戰后第一次“麥卡錫主義”背景下，在美中國學者遭到所謂“通共”調查，錢學森、朱光亞等都曾遭受不公正待遇，后來都毅然回歸祖國，形成第一批歸國潮，為新中國高科技事業奠定了基礎。要建立“直通車”機制，鼓勵在美被打壓科學人員回歸祖國懷抱，為他們提供優越的科研條件與最為有效的科研制度，他們必將在我國科研發展、產業升級中發揮重要作用。

　　6. 著眼長遠全面布局基礎研究，增強科技發展后勁

　　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科技創新的原動力。中國與美國之間科技發展差距說到底是基礎研究上的差距。因此，應對美對華科技脫鉤，在注意“抓關鍵、補短板、保急需”的同時，要著眼長遠全面布局基礎研究及打基礎工作。一是加大基礎研究投入。當前，我國在研究與發展(R&D)上的投入持續增長，GDP占比已超過美國，但基礎研究領域投入占比不到6%，而美國是16%。因此，在“十四五”期間，建議將基礎研究領域投入比例提高至10%左右。二是改革基礎研究管理體制。在項目來源上，原則上不搞競爭性評審，不與應用性前景掛鉤；在經費保障上，不用每年按項目申請經費，而是由財政建立固定切塊與增資機制；在評價機制上，原則上不搞“節點式”驗收評比，鼓勵久久為功，鼓勵坐冷板凳，寬容失敗。三是抓好基礎領域人才培養。調整相關院校學科專業布局，對基礎科技領域人才培養予以重點扶持。要盡量扭轉此前教育改革中削弱數理化學科傾向，從源頭開始重視STEM教育。要論證推出貫通基礎教育全過程的STEM教育體系并加快實施。

　　7. 堅定戰略自信與戰略定力

　　自美強制與中方進行科技脫鉤以來，中國高科技發展及高科技企業發展已經不同程度遭遇困難與障礙。在此關頭，堅定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自信與戰略定力，顯得尤為重要。要堅信美對華科技脫鉤，同時也給了中國發展高科技的絕好機會。實際上，自2016年美對中方進行科技打壓以來，我國部分高科技領域發展更為迅速，對美技術依賴程度迅速下降。

　　這既因美對中國技術脫鉤，又因中國自身創新能力在增強。以半導體領域為例，自美對中方進行技術封鎖以來，中國大陸的芯片發展勢頭迅猛， 2019年較上年銷售額增速為10%，排名雖然仍是世界第六，但卻是唯一增長的，其他主要區域的芯片公司銷售額都是負增長。其中，歐洲下降2%，中國臺灣下降3%，美國下降9%，日本下降24%，韓國下降32%。按此發展下去，預計在三年內能超過日本、歐洲和中國臺灣，躍居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韓國。這也是波士頓咨詢警告美國政府如果美執意與中國科技脫鉤、中國在未來十年可能取代美在半導體領域主導地位的原因所在。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識破美國的慣用伎倆。中方急需的時候就封鎖，或者漫天要價；一旦中國取得突破，就降低甚至低價傾銷，企圖阻斷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如果中方科研沒有繼續取得突破，他們就又開始封鎖或者漲價；如果中方下決心自主發展并取得進展，他們就再次伸出橄欖枝，動搖我們的決心。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國對他們的技術依賴。因此，必須要有很強的戰略定力，堅定不移把科技發展的戰略基點放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上。

　　（作者：盧周來，國家創新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朱斌，國家創新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馬春燕，國家創新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刊于《開放導報》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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