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平面擴張已難以為繼，推進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主要依靠國企

　　高梁

　　當前宏觀調控政策的基本方針是“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由于出口不暢、國內消費受大眾收入水平的限制，調控政策不可避免地地指向保持投資規模。但由于工業產能過剩，以往的投資，或偏向于低水平重復的工業項目，或偏向房地產。今天宏觀調控的困難在于，既要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速，又要防止房地產過熱、遏制房價過快增長;要支持實體經濟但又要控制低水平產能擴建，部分過剩產能要退出，但又不能震動過大。這就提出了調控的結構政策問題。

　　偏重外需和基建投資的發展難以為繼

　　我國現有經濟結構的特點，是20年來的經濟發展方式決定的。90年代大踏步推行市場化、降低外貿和外資門坎，經濟政策從之前的偏重“進口替代”轉為“自由貿易、比較優勢”，增長機制從“內需拉動、內資為主”轉向“出口導向、內外資驅動”。各地仿效“招商引資加工出口、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珠三角模式，中國成為跨國投資天堂和“世界工廠”。

　　經過工業所有制結構的大調整，形成“國有、私營、外資三分天下”的局面。出口帶動工業“平面式擴張”，億萬農民工進城就業，拉動大規模城市建設，以及能源、交通運輸、機器設備制造的增長，然后是消費品工業的逐步升級。

　　2002-2007年，我國出口平均年增30%(投資年增26%、最終消費年增16%);出口總值的90%以上是工業品，外貿依存度達50-70%(美國、印度、巴西等大國一般不超過35%)。出口導向、平面增長，經濟結構“失衡”也逐步顯現。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全球經濟衰退，我國出口受阻，經濟驟然減速。次年出臺“8萬億鐵公基”投資政策，經濟增速得以恢復，但也使原材料等初級加工產能進一步過剩，并直接導致城市房價暴漲、刺激了新一輪“圈地運動”和房地產熱。2009、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面積同比增長28%、100%，2010年土地出讓收入猛增69%，地方財政的賣地收入比重達60%。

　　這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信號，它說明：以我國工業現有結構和技術能力，平面擴張的空間已近極限;其次，“虛擬經濟”(金融-房地產市場)和實體經濟的分野已經顯性化，前者成為我國經濟的重要部分，且和國際資本密切聯系;照搬凱恩斯式的短期刺激政策將加劇經濟泡沫化。實際上，這是我國經濟結構的深層矛盾的反映。

　　我國工業為何大而不強?

　　一般認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問題是“偏重出口、投資、工業，消費、三產、城鎮化滯后”。實際上，多年來“無為而治、無底線開放”政策傾向，給我工業結構帶來“矮化、空殼化”缺陷，和背后的“自主性旁落、缺創新能力”問題，才更值得檢討。

　　我國工業規模已經居世界第一位。200多種產品產量世界第一，鋼鐵、水泥、原煤、電解鋁、造船產量占全世界45%以上。僅從“量”上看，容易造成“工業化已經實現、進入后工業化時代”的錯覺。但從結構角度看，我們還遠未走出工業化追趕階段。

　　首先看所有制的情況。國有經濟僅占經濟總量20%，在能源資源、電力、冶金、部分裝備制造和軍工等命脈行業尚占優勢。競爭性領域是國有、民營、外資“三分天下”局面(國企已退出輕紡業)。外資占工業產值比重不到30%，但憑借規模、組織、技術、營銷等綜合優勢，在各經濟領域擠占市場、并購企業，在電子通信等高技術行業占絕對優勢，在眾多分行業已執掌主導權(占前幾位)。民營工業規模雖大，但企業眾多、總體上“小散弱”，總體上不具備抗衡外資的實力和組織力。

　　其次，我國工業總的特點是大而不強。第一工業大國，也是品牌和知識產權小國，關鍵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超過50%。

　　我國外貿依存度近50%。工業產值的1/4出口，其中60%由外資完成，50%是貼牌生產。沿海出口加工業已經“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

　　近20年，西方產業細分外移，形成全球產業鏈“微笑曲線”，發達國家控制其中的高端-高附加值環節——研發設計(專利品牌)、高端加工、營銷服務(接單、運輸、金融保險(放心保))、客戶服務(如工業裝置的遠程維護)。中國廠商處于底部的簡單加工環節。如東莞貼牌襯衫的出廠價，僅為西方零售價的百分之十幾，也就是“國際打工仔”的角色。西方經濟制造業比重下降、三產比重上升，和我國沿海出口加工業的發展基本同步。可見，西方“現代服務業”和傳統三產(餐飲零售等)是兩個概念，不可簡單作國際類比。

　　工業技術的“空殼化”。中低端產能嚴重過剩，高端產品(如高技術設備、民航客機、關鍵零部件、電子元器件等)多依賴進口。機電產品占進口總值的50%，大出大進、賤賣貴買。例如：2012年我國生產了11.8億部手機、3.5億部計算機、1.1億臺彩電，但其中核心芯片的80%、液晶面板的70%靠進口;年產1000萬輛轎車，發動機等關鍵部件靠進口;我們高鐵成就舉世矚目，但軸承、輪轂、軸等關鍵零部件依靠進口。我國鋼產量7億噸，每年要進口7-8千萬噸高級鋼材。具有“比較優勢”的紡織業，高端纖維和面料、機器設備依賴進口。

　　缺乏自主核心技術和品牌，使國民收入大量外流。每部國產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用于向外國廠商支付專利費。有些高技術產品有錢也買不到，被人家卡脖子。先進設備和技術一茬茬引進，消化創新乏力、被動追趕。

　　技術被動追趕的基本原因，是長期忽視技術和產業進步的自主性，耽于“市場換技術”，迷信外資“技術溢出”。這就助長急功近利和短期行為，壓抑了自主的技術-工業創新能力和主動性。

　　開放是為了吸收消化國外先進技術、增強自身能力，而不是要放棄本國工業和技術能力的主體地位、當外國的附庸。這是基本的底線。

　　“自主創新-結構升級”是轉變發展方式關鍵

　　20年來，我們依托低工資“比較優勢”、走數量擴張的增長道路，已達到人均6千美元的水平。現在，我國低檔工業品在世界市場已近飽和，加之國內工資上漲和人民幣升值，舊的發展路子基本走到了盡頭。

　　從“質”的角度看，我國工業升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后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本質是推動結構的升級，也就是改變自己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向高附加值領域攀登。成功實現追趕的后發展國家如日本韓國，都是走自主的科技進步-工業升級道路，實在也沒有其他捷徑可走。如果滿足于依賴發達國家的技術(及其他要素)“恩賜”，就無法擺脫“國際打工仔”地位，就會真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轉變發展方式需要調整戰略指導思想。要以推進自主的科技-工業現代化為中心，從“量”的擴張轉為“質”的提高，從GDP為中心轉向國際競爭力為中心。要依托國內大市場，推進高端技術-產品的“進口替代”。

　　工業的自主創新-自主升級，將為農業現代化和城鎮、三產的發展提供持續可靠的支持;為新一代理工科大學生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工業增加值、改善國民收入一次分配格局;也將有條件運用推廣國人用得起的國產技術裝備，實現節能降耗環保。

　　工業升級應先于城鎮化

　　不少人由于對我們的工業技術結構缺乏具體了解，更偏好“加快城鎮化”思路。其理由，一是為巨大的鋼材建材等產能提供出路，二是可提供巨大投資空間，三是可以促進三產發展、安定進城農民，減緩貧富差距。

　　當前原材料等行業的產能處于絕對“長線”，這部分產能眼前的出路無非是基礎建設和房地產。基礎建設還有不小空間，但前提是籌集公共資金的能力。

　　近代城市的發展，一般是由工業及相應的商貿運輸業的發展，帶動人口聚集效應，再帶動派生的三產發展。如果沒有工業作支柱，僅靠低端的商業餐飲之類三產，就業空間有限，附加值也高不起來。

　　城鎮擴張需要巨額基建投資，局部看，房地產發展可使地方財政從“賣地溢價”中獲得部分基建資金。但從全局看，土地溢價來自工商業的繁榮，房屋最終要由消費者購買，故土地溢價所能支撐的城建規模，還是取決實業的發展。歸根結底，是實業拉動城鎮建設，而非城鎮建設拉動實業。考慮到我國經濟結構的實際水平，如果強行用缺乏根基的城鎮建設拉動內需，必然難以持續。

　　城鎮化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邁進中的派生事物，在此過程中占用農地和農民轉業是客觀必然。但目前“城鎮化”被不正常地熱捧，某種程度上成為為金融-房地產泡沫辯護的借口。現在M2已達GDP的二倍，現實中卻處處遭遇錢荒。大量資金被滯留在房地產。各銀行自設基金、截留存款向房地產輸血，抬高了實際利率、惡化了實業融資環境。我國工業平均利潤率僅5%，銀行間拆借利率一度超過10%。一些有工業抱負的企業，也被迫轉向金融房地產等投機行當。房地產與城市建設的畸形繁榮，綁架了銀行與地方政府，助長了腐敗，加劇了官民矛盾和貧富分化，存在巨大的金融風險，并威脅長遠的糧食安全。

　　妥善對待基礎建設、城鎮建設、房地產熱，遏制房價上漲的同時壓低利率以支持工業建設，在壓制城建-房地產“虛火”的同時給一定出路，是十分艱難，但又十分必要的。從長遠發展看，堵不住金融房地產泡沫，就解決不了產業健康發展和升級問題。

　　結語：國有企業的歷史責任

　　推進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是艱苦爬坡的過程。走“無為而治、無底線開放”的路子是過不了關的。要動員本國“官產學研用”各方力量，形成協同優勢，方能克服技術差距和市場障礙等“后發劣勢”。為此，要重新考慮政府-市場-企業、開放性-自主性的關系，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和政策，要結合新的戰略思想有所調整。

　　一些人死抱新自由主義“國企低效”教條，不斷制造貶低國企的輿論，必欲滅之而后快，這實際上代表了西方反華勢力的戰略利益。

　　占我國經濟總量20%的國有經濟，其存在的意義，一方面它是作為“主導力量”的社會主義成分;其次，在“跨國公司橫行全球，中國民族資本軟弱”的世情國情下，我們的國有大企業，所堅守的基礎、命脈、戰略產業和領域，是抵御跨國公司強勢競爭、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可靠力量，也是推進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提升綜合國力的不可替代的平臺。尤其在過去10年，我們的國企實現了多項技術突破，為國家工業升級做出了寶貴貢獻。所謂“國企不適應市場”是書生的主觀臆造。

　　目前國有企業內部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但不應以此為理由，忽視國企存在的戰略意義。當今任務是強化治理、強化組織紀律和教育，重塑政府和國企靈魂。主管部門的管理思路，也有必要考慮如何適應發展戰略的需要，更重視國企在未來自主創新-產業升級中的骨干作用，拿出更切合技術進步規律的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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